沉沦的郁达夫？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顷刻间轰动了文坛。在畅销的背后，有许多争论，也有许多批评，个别评论如苏雪林的还相当刺耳。1934年10月，成名后的郁达夫在他《所谓自传者也》就不满地讽刺道：“况且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的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方能免掉洪水猛兽的横行中国，方能实行新生活以图自强”；“因此，近年来，决意不想写小说了；只怕一捏起笔来，就要写出下流、恶劣的事迹，而揭破许多闺阁小姊，学者夫人们的粉脸。”(6)

那么，郁达夫的小说究竟如何呢？以一炮走红的《沉沦》而言，文字是异常清新的。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出现，这在五四新文学中常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而其中关于性压抑与渴望的描写，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事。《沉沦》的主旨，恐怕还在借题发挥，写出青年在新旧时代转折之际的苦闷。郭沫若后来评论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切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7)郭沫若对老友郁达夫的这段评价，表明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知己。

当时有人称《沉沦》为不道德小说，而作者似乎也因此不道德了。周作人是最早站出来为《沉沦》辩护的人。1922年3月，周作人说，“这集内所描写的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切。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又不肯遁于空虚，仍就在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他又强调，“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他最后概括说，“我临末要郑重的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品”，“有人批评波特来耳的诗说，‘他的幻影是黑而恐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颇不适合少年与蒙昧者的诵读，但是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诗里得到真正希有的力。’这几句话正可以移用到这里。”(8)

读完了周作人的评论，不得不说，和其大兄周树人一样，他真是郁达夫的知己。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郁达夫“非意识的展览自己”，强调郁达夫“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表达了同情的理解，也就是人生的追求和现实的苦闷，才是《沉沦》的基本主题；更重要的是，周作人看到了郁达夫在《沉沦》中表现出的“真正希有的力”。所以当年《沉沦》的读者评价说：“他写的作品大多未加修饰，然而有着朴实的美。他的《沉沦》《银灰色的死》，虽然是描写偏重肉欲，可是也写出了青年性的苦闷的一面。他是出于灵性的雕琢，不似一般写性欲那样的色情，在青年人随时可以咀嚼到。”(9)

综合此后郁达夫的小说，比如《春风沉醉的晚上》，主观的非意识或者下意识的自我展示总是郁达夫信手拈来的创作方式和写作风格；而其苦闷和彷徨，也和左翼文学大而化之、国而家之、革而命之的空洞粗糙和集体主义的解决大相径庭。1928年1月25日，郁达夫在日记中说：“午前在家，把光赤作的《短裤党》读完，实在是零点以下的艺术品，我真想不到会写的这样之坏，说到艺术，恐怕还赶不上他的《野祭》，若这一种便是革命文学，那革命文学就一辈子也弄不好了。”(10)对自己的好朋友、左翼作家蒋光赤毫不留情的批评，表明郁达夫始终坚持文学作品（包括革命文学）的艺术性，反对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宣传说教。这点，他和鲁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政治正确的人倘若断论，郁达夫只有苦闷，没有解救，太颓废了。这正表明了这群人的无知无聊和道德绑架，反衬了郁达夫的如鲁迅称赞的小溪之浅近清澈。早年《沉沦》出版后，郁达夫送给了朋友陈翔鹤一本，说：“你拿去读读看，读完以后，告诉我你的意见。中国人还没有像我这样写小说的。有些人是浅薄无聊，但我确实浅薄有聊。”(11)1940年代以来描写传统父权大家庭钩心斗角和摩登都市男欢女恨的张爱玲，也正因为漠视革命告别革命而为她博得了祖师奶奶的谥号，那么，我们是否忽视了此前郁达夫早春二月花般的努力和成就呢？而张爱玲热衷于自己半自传体小说的创作，是否也有郁达夫的影子呢？(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