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
大概到了属于英殖民地的新加坡，郁达夫的着装便西化了许多。深受郁达夫提携的年轻人徐君濂回忆说，“这位态度温和，平易近人的中年作家，衣着简朴而近乎不修边幅，常年一身白斜布西服，平头短发，歪歪斜斜地系一条黑色或暗红色的领带，脚上老是一双毫无光亮的皮鞋。”(72)徐君濂印象中的郁达夫衣着，确实和郁达夫在星马拍的照片符合。当然，崇敬郁达夫的徐君濂非常折服于郁达夫的风度。他进一步回忆说，郁达夫“不论出现在盛大的宴会上或者巴刹的小食摊上，总是态度安详，泰然自若，有时候也说几句颇具幽默感的笑话，丝毫没有作家的架子。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来自山芭的教书先生。”(73)当时的郁达夫，将近半百，经历了人生的多少风雨，在年轻人面前自然有着平静沉郁的风格。
当时给《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投稿的青年王啸平因为自己的投稿一个多月也没有登出，便上门去找负责《晨星》的郁达夫。当时新加坡的诸家报纸都坐落在罗宾逊街。那里紧靠新加坡河入海口，附近是红灯码头、和平纪念碑、维多利亚礼堂等建筑物，景色幽美。“《星洲日报》编辑部在二楼，我走进办公室说要找郁达夫先生，他便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招呼我。这是我这未满廿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一位从祖国来的鼎鼎大名的大作家。他穿着当地常见的很普通的白布西装，结着黑领带，中等身材，看来体质很虚弱。脸孔皮肤不是白净的，如大多数的文人那样，也不红润，象是营养不足似的，没有什么光泽。神态平静敦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谦和，非常的谦和。这位名字很响亮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之外。他整个身上既感不到什么‘酒’气，也感不到什么‘书卷’气，更看不出洋溢在他作品中所传说的对女人那种特殊感情的什么气吧！倒象个老实巴巴的忠厚人。他递烟给我，我谢绝了。”(75)得知王啸平的来意后，郁达夫说正在看这个稿子，过几天答复。谈完之后，郁达夫把王啸平送到门口。过了几天，王便接到退稿，并一封两张信笺，用钢笔写得密密的信。信中郁达夫除了提出对稿子的意见外，抱歉地告诉王啸平，《晨星》副刊只能刊登短文，而王的稿子有一万多字，不宜发表；郁达夫并告诉王啸平，他准备办一个文艺刊物，稿子“等到那时再说”。(76)郁达夫对年轻人的包容、耐心和关爱可见一斑。
青年人眼中的郁达夫衣着打扮以及风度，和郁达夫的同事观察到的，是基本吻合的。1938年8月，因为泰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在泰国《华侨日报》工作了将近十年的吴继岳逃离了曼谷，来到了新加坡。“八月二十日下午七时，我从曼谷乘国际快车抵达新加坡，在离《星洲日报》约百步脚的‘白燕社’楼下，由社长胡昌耀介绍我第一次会见郁达夫先生。当时郁先生正与胡社长及另两位同事在打牌。记得那年他已四十三岁（他比我大九岁），我因曾在书报上看过他的照片，对他不感陌生。他那时穿一件长袖白恤衫，白斜纹布西装裤，打一条深色的领带，是普通知识分子的打扮。他笑着跟我握手，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和蔼可亲’。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坐在身旁看他打牌”；“王映霞当年三十刚出头，穿一件紧身旗袍，丰容盛鬋，具有一种成熟美，而眉梢眼角，更流露出迷人的风情。我当时心里想，难怪郁先生为她颠倒痴迷。”(77)
以上都是文字中的郁达夫。无论书写者认为多么客观，文字却总是有其本身的缺陷。作者本人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和读者对作者提供的这段文字的理解，总是有偏差的，遑论作者本人的描述是否合乎郁达夫的尊容。
幸运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照相机开始流行，我们便可以直观看到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这些照片比文字更直观，更加一目了然。当然，照片的拍摄，也必须同样考虑其场景。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一一观看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