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目清秀”的郁达夫？
当然，也有人在笔下颇为郁达夫留情，或者只注意到郁达夫的风度，因而觉得“达夫先生长着瘦长的身材，面目清秀，风度潇洒，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样子。他和蔼可亲，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44)这恐怕是因自己的喜好而忽视了郁达夫的尊容。钱潮既是郁达夫的同乡，又是郁达夫在日本留学的同学，他的笔下就根本不提郁达夫的相貌，而是说郁达夫“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文质彬彬，风流倜傥，但有点神经质。”(45)这是前辈人物为故友讳言的风度吧。
留日同学孙百刚的回忆也是如此。孙百刚大概1921年春天在东京第一次见到郁达夫，地点是一家中国料理店。一天中午，“我走进菊坂轩，只见一张台子上坐着一位头戴四角方呢帽，身着普通呢料的铜纽扣大学制服，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帝大学生，眉目清秀，一望而知是江南人”。(46)说眉目清秀是孙百刚的客气。在另一处他说“达夫的面相也和普通文人无甚异，额骨上几条神经质的青筋，和两只不大但秀气的眼睛，以及一个瘦削的下颔”，(47)这大概符合实情了。
李俊民是在武昌师范大学念书的时候见到了郁达夫，时间约为1925年2至3月间。“第一次会见了他，看到他的神情与姿态，和我悬想中所构成的形象，似乎是吻合无间的。他待人恳挚，洒脱可喜，使我一见倾心。”(48)这当然是完全回避了外貌，而一味评价郁达夫的风度和态度了。李俊民自己也承认，“现在回想起来，他和我的亲近有异于其他同学，主要是由于个人的气质有近似之处”；“率直地说，我性格中的一些弱点，也和他很相似，这叫做‘同病相怜’。”(49)因此，李俊民眼中的郁达夫，完全是意气相投的主观感受了。
又有人回忆“达夫长袍黑褂，风度翩翩，面貌清癯。”(50)长袍马褂似乎表明郁达夫对传统礼节的遵循，在正式场合（如在福州为陈仪工作期间）他经常穿戴。曾在郁达夫手下工作过两年时间的蔡圣焜回忆说：“一九三六年三月间一天上午，一位身穿长袍手提包袱、文质彬彬、清瘦的中年人来到福建省政府参咨议办公室找郭祖闻咨议（浙江绍兴人，以后与达夫先生亦常来往），略事寒暄后，即从包袱里取出马褂穿上而去。当时我意识到这位中年人是晋谒省主席陈仪的，因为‘长袍重马褂’算为隆重的礼服。郭祖闻告诉我：他就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先生。”(51)大概是因为第一次拜见上司，即使郁达夫和陈仪都有留日背景，郁达夫还是穿上了传统的正服谒见。可见，郁达夫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随便随意。
当然，郁达夫有时候也很时髦。1936年夏，张白山去拜访担任福建省省政府参议和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郁达夫。“他一个人住在南台闽江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记得下午六时许他从城里办公下班回来，我们在他住的房门口的楼梯上碰见了，他对我的来访十分惊讶：‘啊！你怎么来了？’边问边走到门口，开了门让我进去。我朝四下一望，这是一间窄小的卧室：一单床、两椅、一桌。桌上堆满了宣纸和笔砚，看来求他写字的人不少。这时的郁达夫身上打扮与杭州迥然不同。他头戴白帆布做的硬壳圆顶的‘巴拿马’帽，也就是当时在华侨中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身穿藕色湖绸长衫，手提黑皮包。”(52)
1936年11月，肩负重托的郁达夫抵达了东京，前去接站的日本友人小田岳夫回忆：“正象从照片看到的那样，他削瘦，身材很高。他的脸颊颇有一些贵公子的气度，而现在看上去却感到稍有些执拗、神经质。他那稍长的乌发，剪得有棱有角。”(53)小田岳夫所说的“身材很高”，当然是相对日本人的身高而言；他所说的照片则不知道是哪一张。不过，郁达夫当时的心情可能比较沉重，因为是受托之事重大以及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从日本回来，郁达夫经台湾先到了厦门。1937年元旦，上午十一点，郑子瑜便根据报纸报道的地址，前去拜访，可惜不遇。傍晚的时候，郑子瑜再次前去拜访，只见房中围了一大堆的青年男女，一位西洋装束的中年人坐在椅子上挥毫，写下了“乱掷黄金买阿娇”一句。“达夫先生快回来了吗？”郑子瑜问道。这时，“这位西装的中年人已继续将全诗写好了：‘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念四桥。’这明明是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寄语堂》中的一绝，而且又明明是达夫的手笔，看署名，又果是‘郁达夫’三个字。原来我过去在报纸杂志上所见的达夫照像，都是长衣布鞋，蓬发瘦脸，现在竟变成一个西装笔挺的人了，真难怪我不敢相信这人就是达夫呢！”(54)
这次郁达夫着西装，和平时长袍布衫的形象大不一样，所以让郑子瑜有些惊异。西装笔挺，大概是因为他访日归来的原因吧。正是在这次会面中，经郑子瑜请求，郁达夫为他“写了两条屏条和一幅对联。对联的句子，还是我从他的那首《钓台题壁》的律诗中摘出来的：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56)二战后，郑子瑜移居新加坡，他在新加坡编辑了郁达夫诗集，他工作的书房里一直挂着这幅郁达夫赠送的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