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来岁的郁达夫

1920年代，郁达夫在文坛声名鹊起，“每到星期日，在上海四马路泰东书局发行部门前的成群集队的青年学生来购买《创造周报》的热烈，便可窥得一个梗概。”(24)崇拜郁达夫但相逢对面不相识的场景却不时出现。

民国著名报人张友鸾（1904—1990）就曾经向郁达夫推荐购买郁达夫自己的作品《沉沦》。1921年的张友鸾还是安庆一中的中学生，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了贩书部，推销新文化运动出现的作品。“一个阴雨天，我们正在工业专门学校的门前卖书，来了一位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来岁，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觉悟》合订本和郭沫若的《女神》，我们便乘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先生的近作，劝他买一部。”(25)没想到那人微微一笑，说：“我就是郁达夫。”张友鸾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是怎样的惊愕。这样一个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震动文坛的文学家，竟然实实在在立在我们面前。事隔六十多年，其间的许多事情我早已忘却了，只有这头一回与达夫先生的相识，却是印象极深，历历如在目前。”(26)之所以历历在目，一个关键原因还是郁达夫的貌不惊人，和张友鸾他们想象的风流倜傥反差太大了。

1922年秋，张友鸾到北京进入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他听说郁达夫也到了北京，便推荐郁达夫到平民大学授课，两人正式成为师生，交往愈发密切。一次，郁达夫在平民大学讲完课后，拉着张友鸾去登德胜门。恰巧一辆拉着犯人的马车远道而来，烟尘滚滚，一股萧瑟凄凉之气。郁达夫指着这辆车说，“这好象进入了欧洲十八世纪的年代。”(27)张友鸾在1927年前和郁达夫来往颇为密切，此后则失去了联系。

郁达夫的相貌和衣着，总是和他小说给人产生的印象大不相同。留学生、颓废派、浪漫派、喝花酒、嫖妓，郁达夫这些真实行径和小说中的“我”相互参照，给人一种复杂的感觉，使人总觉得作家郁达夫是个衣着时髦的人物。当年抢着读郁达夫作品的青年许杰，在1925年或1926年第一次看到郁达夫后，也颇为诧异。

当时的许杰在上海的中华学艺大学当一个资料员。一天上午，同事蒋径三跑来说：“郁达夫来了，就在下面办公室里。”(28)许杰“听着这消息，立即跟着蒋径三就走。我当时心中在想：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又是一个浪漫主义甚至是颓废派的小说家，他那外表的形象，一定是西装革履，衣服的口袋上露出半朵折花的手巾，裤缝烫得笔直；至于他的下巴下面，一定是红领带或是大把的黑绸蝴蝶结……谁知及到见面，经过别人介绍以后，立在我面前的郁达夫，竟然和我想象中的形象，完全不同。记得当时印入我的眼帘的，是一位中装打扮的中国绅士。他穿着米灰色的哔叽长袍，白底黑帮直贡呢便鞋；他那一表人才的风度，虽然有点倜傥，也显得有点腼腆，一点也不像我心目中所想象、所预期的那样。所以，这第一次见面的印象，铭记在我的脑海中是特别的深刻的。”(29)

叶灵凤也是在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见到了郁达夫。“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30)高颧骨，小眼睛，小嘴巴，瘦削身材，这样的轮廓很难说是相貌堂堂。此外，郁达夫虽然留学日本，可是穿着打扮非常普通，甚至有些土气，总是穿一件深灰色长袍。叶灵凤的描述，提供了日常生活中郁达夫的形象，看起来像江浙的小商人，但他笔锋一转，强调“这种穿衣服随便的态度，颇有点与鲁迅先生相似”。其实，郁达夫和鲁迅的相似，不仅仅在于穿着。

另一位青年黄源大致在同一时期遇见了郁达夫。当时郁达夫去江湾立达学园看望一位青年学生张健尔。张健尔是后来担任中共总书记的张闻天的弟弟，和郭沫若、郁达夫都有往来，对郁达夫尤其崇拜。叶灵凤回忆，张健尔几乎天天去找郁达夫，“差不多每天都和他在一起。达夫的小说里，屡次出现一个戴近视眼镜善感好哭的神经质的青年”(31)，其原型就是张健尔。

有一次，郁达夫去立达学园看望张健尔，黄源也在立达学园上学，因此见到了本尊郁达夫。他回忆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郁达夫那天穿的是中装，他夹在我们这批青年中，拥出校门，向郊外走去。随口说着一些英文字眼”；“他和我们青年相处时，那么随和自然，没有一点架子，丝毫也没有一点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著名小说家、大学教授的派头，和我们谈话完全是年长一点的朋友口气，心地纯洁可爱。现在想来，这样的人物，在中国旧社会里是格格不入，难以生活的。”(32)

郁达夫富阳老家有个使女兼养女翠花，比郁达夫大十三四岁，从小照顾这位小弟弟，有一次还从水缸里救出差点被淹死的郁达夫。因此，郁达夫和这位不识字的姐姐感情很好，他在自传和小说中也经常提到翠花。翠花仰慕读书人，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教书先生李问渠作填房。1925年，翠花的儿子叙逵生病到杭州住院。“当时已移家杭州的郁达夫得知叙逵住院，曾到医院去探望外甥。医院里觉得十分奇怪，这消息霎时就风传了全院。富有优越感的医师大夫和年轻时髦的看护小姐们都怀着好奇心拥到病房来观看这位名作家是个什么模样儿——原来只是个一身灰色旧罗衫，布鞋线袜，像煞裁缝师傅的普通人！但失望也好，叹息也好，从此却对这个山乡病人和陪侍的家属刮目相看了。这件事，当年陪伴病人的外甥媳妇方馥珍，回家后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过婆婆翠花和儿女们。翠花婆婆也数听不厌，每次听了都要笑得兜起布衫下摆来擦眼泪”。(33)

同时期的学人对郁达夫的印象也大致如此。1928年秋，北伐中以《从军日记》出名的女作家谢冰莹见到了郁达夫。“他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子，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布大褂，活像个算命先生。不管是老朋友，新认识的，见面总是先向你笑笑，然后伸出手来和你握得紧紧的。”(34)1929年暑假，和郁达夫通信来往的文学青年王余杞到上海拜访了郁达夫。他虽然看熟了照片上的郁达夫；可第一面时还是觉得惊讶。“郁达夫的容貌，通过书刊上有时登载的像片，我是看熟了的。这下可看见了他本人，奇怪，这就是出名的郁达夫！头上留着深长的平头，身上穿着宽大的裤褂。据我的记忆，好象就没看见他穿过西装。”(35)1931年6月，匡亚明介绍说，“‘他的面貌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这是他在茫茫夜里为他自己写的肖像”；“他的穿着很质朴，常常是一件银灰色的大褂，黑直贡呢的圆口鞋子，看上去好像不像在中国文坛上负有盛名的郁达夫。”(36)

虽然如此，当时的年轻人依旧风靡郁达夫的小说，甚至模仿其小说中人物的衣着穿戴，匡亚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回忆说，“提起他的穿着，我就联想到在《茑萝行》里描写过的他的香港布洋服了。那时我还在苏州的一个师范学校里读书，对于他的热烈的同情与感佩，真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后德国青年之‘维特热’一样，我也仿效着做了一套香港布的制服，同时接踵相效的还有同班同学作群兄。当时的天真的稚气与热情，现在虽完全离开我的生活，但回味还是很饶趣的。”(37)可见郁达夫当时的魅力！有朋友感叹道：“昔张船山（问陶）风流蕴藉，一时文人，多欲来世愿为夫子妾者”，“我于达夫亦有此感。他虽不是美男子，却很有令人倾倒的魔力。”(38)

1933年，钟敬文在杭州重逢了郁达夫。“在走近浙江图书馆底围墙不远的时候，前面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着西装，身材略矮而胖，那是汪静之君。另一个穿着蜜色府绸的中国便衣裤，态度很舒适，他便是郁达夫先生了”；而此时郁达夫经过了广州、上海数年内创作和生活的经历，“面上似乎很显着被时间和忧难所拂磨过的苍老的痕迹了。”(39)

1934年秋，郁达夫到之江大学授课，讲授“文艺批评一课。”在读的张白山“和别的爱好文艺青年一样便去听他的课。未去之前，我想郁先生一定是一位满头长发、风流潇洒、放荡不羁的颓废文人，还可能喝得醉醺醺的，趑趑趄趄地走上讲台上的醉汉。”结果自然大出意外。“谁知我所想的完全错了。郁先生却是一位跟布店店员一样朴素平实：平头、驼背、青衫、布鞋。这模样儿与显示在作品中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老实说，当时我很失望。”张白山想象伟大的作家必定应该不平凡的，相貌也不应该普通。“王尔德、波特莱尔的外表和服装就与凡人不同。然而，他却那么平凡。说话缓慢，声音低哑，还赶不上布店店员讲话那么响亮流利。这足见我那时多么幼稚，不知道作家本来是从群众中来的，也是和普通群众一样，头上不会长角的。后来我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里见到鲁迅先生，他也很平凡，活象北平小胡同里挑剃头担的老头儿，我才知道大作家就跟老百姓一样呢！然而郁先生那副清秀的带着书卷气的面庞和一双机灵明亮的眼睛却使人喜欢。我又想，这大约是作家与布店店员又有所差异的吧。”(40)

总之，郁达夫的穿着基本很普通，相貌当然也不出众，所以使人感觉落差很大。一位观察者说：“记得有一篇关于郁达夫记事的文章里，说郁达夫非常清瘦，我觉得瘦则有之，清则未必。不过无论如何，他足够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本色，那便是‘瘦弱’。他穿得极朴素，一件极便宜的布料的袍子。好像脚上的鞋子也是自己家里做的。”(41)“他说起话来也不够流利。富阳和上海的混合音，他性爱喝酒，在宴席上，他老用的是大杯子。头上也不像普通人那样都留头发，他是一个‘圆顶’。”(42)另一位则说：“心目中的郁达夫，不知是怎样秀气洒脱的江南才子，眼前的郁达夫，同想象对不起号，一时不知怎么好了。”(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