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隋朝的那些事（五）

第三幕隋朝的法律

在这里先来简单说一下隋朝的法律制度。隋朝前后有两部法律《开皇律》和《大业律》，《开皇律》是隋文帝杨坚颁行，《大业律》是隋炀帝杨广颁行的。两部法律现在基本失传了，但都有关于“十恶”的犯罪条款，“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十种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法律特别规定“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凡犯十恶和“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十恶不赦”的出处即源于此。

因此，在犯罪这条道路上，我们的主人公们特别是在谋反、谋大逆、谋叛上面，都是颤颤巍巍战战兢兢，十分小心谨慎。

但是隋朝的法律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执行不到位，基层自由裁量空间大，领导带头破坏法治，老百姓无所适从。

在古代法治与人治发生冲突时，法治往往被人治所替代。

典型的就是隋文帝杨坚。

583年，隋朝第一部法律典籍《开皇律》正式颁布施行。全文虽然只有500余条，但“刑纲简要，疏而不失”。

一开始杨坚也是信誓旦旦，表示要尊法守法的模范。每个季度亲自过问重大刑法案件，要求地方司法机关判案时必须在判词中写明所依据的具体律文。（《隋书》：“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

更绝的是，每年还组织地方官员赴京进行法律知识考试（《隋书》：“敕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已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一副要将依法执政坚持到底的架势。

法治最大的功效在于稳预期固根本利长远，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对权力的规制。

杨坚在皇帝位置上呆的久了，慢慢觉得法治越来越成为一个束缚，有权就要任性的想法一直在他心头萦绕。

恰巧有个倒霉蛋撞到了枪口上。

这个倒霉蛋是个刑部侍郎，叫辛亶，副部级高官。按道理说副部级是很高的职位，一般普通人的天花板了。

但辛亶不这样认为，还想更进一步。

辛亶也是个老实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背后吃吃喝喝，拉帮结派，选边站队，投靠主子，而是将升官的希望放在运道上。

他听说红色有助于升官，于是，在一天上朝时就穿了红色的裤子。

被杨坚发现了，很生气，心里骂开了，你小子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一天到晚整这些歪门邪道，这是明显的“厌蛊”行为（按照现在的说法大概是搞封建迷信活动吧）。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直接指示要将辛亶处斩。

案子流转到了大理寺。按照一般情形，皇帝有了指示，案子一般就是走个形式过一下。辛亶被执行死刑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但辛亶也是命好，遇到了一个较真的人。

这个人就是大理寺少卿赵绰，类似于现在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赵绰看了辛亶的案卷，认为按照隋朝的法律，厌蛊确可归属于十恶中的“不道”，这一罪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用迷信手段害人、杀人。辛亶的行为虽亦属用迷信手段，但目的在于求升官，没有害人意图，故回奏杨坚说，辛亶之罪“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拒绝对辛亶执行死刑。

这使杨坚非常生气，对赵绰威胁道，你可惜辛亶的性命，有没有想过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呢？

没想到赵绰一根筋，对杨坚说道：“陛下宁可杀了我，也不能杀辛亶”。

领导下不来台了，只好命令左仆射高熲去执行将赵绰一并斩首。高熲也是聪明爱才之人，故意把赵绰押到朝堂上，脱了他的官服要处斩。

杨坚又派人问赵绰说：“你现在可有话讲？”

杨坚的意思，差不多就行了，我好歹也是一把手领导，给个面子下个台就差不多了。

没想到赵绰是死脑筋，回答说：“我一心一意依法履职，不敢顾惜自己的生命。”

妈的，你赵绰不怕死，成了忠臣，那我杨坚不就成昏君了吗？

没辙，虽然气得牙痒痒的，但杨坚还是赦免了赵绰。事后还赐了三百匹绸缎表示慰问。

当然，赵绰也是运道好，碰到了杨坚，好歹要个脸面，要是遇到杨广，恐怕还没说几句话，十个脑袋早掉下来了。

自古忠字上面一把刀。

同样是大理寺的领导，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也算最高法院班子成员，比大理寺少卿差一级，庭长之类的职务）就聪明多了，颇能察言观色，体会领导（杨坚）的意图。每次外出跟领导（杨坚）出去接访断案，都能顺着领导（杨坚）的心思来。领导（杨坚）也十分高兴，直接让他们享受副部级待遇，有什么案子，就让他们做主审法官。杨远等人也是圆滑，看到领导（杨坚）看不顺的，就加重刑罚，没达到死刑程度而判死刑的人，不可胜数。（《隋书》：“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性爱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帝旨。帝大悦，并遣于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则案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原”。）

杨远还攀附杨素等朝中权贵，枉法裁判。事先将囚犯名单告诉杨素，判轻判重都随杨素等人的意思，枉法裁判草菅人命，导致冤案时有发生，被判死刑的人，在处决的路上没有不大呼冤枉嚎啕大哭的。（《隋书》：“远又能附杨素，每于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终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越公素侮弄朝权，帝亦不之能悉。）

杨远等人应该是古代法律史上的极品小丑，他们将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抛掷脑后，将法律作为自身牟利的手段，实在是法律职业人的耻辱、知识分子的悲哀。

隋朝在杨坚时期没有迅速败亡，是因为法律界还有赵绰等人的存在，将维护法律的权威、坚守公平正义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但赵绰等人毕竟是小众。

597年，杨坚下了个诏书，明确可以在法外执法。（《隋书》：“十七年，诏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说过，法律的目标是维护秩序，但维护秩序的力量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否则就会成为秩序的破坏力量。

在杨坚的默许下，尊纪守法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不力性格懦弱的表现，做事不守法度，任性而为侵害他人利益被视为有担当有魄力，隋朝的政治导向发生了极大的偏差。（《隋书》：“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

601年，杨坚越来越不把法律当回事。做事喜怒无常，不再依法行政（《隋书》：“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恆，不复依准科律”）。

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大业律》施行。条例也只有五百条，刑罚比《开皇律》还要轻。但杨广看看社会治安太差，宽松的法律不行，认为必须要严刑酷法才能压制。

于是下旨，犯盗窃罪的，罪无轻重，不需上报走程序，一律斩首。（《隋书》：“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

这下好了，偷个东西就要砍头，程序也免了，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大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郡县官员作威作福，违法乱纪的情形，（《隋书》：“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更逼着老百姓加入到造反的大军中去。

杨广本来想利用严刑酷法来阻止报百姓造反，但没想到“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基层官员的倒行逆施反而助长了暴乱的发生。

隋朝的法律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