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从未利用身边的快乐源泉

本章中，我们将了解到与陌生人交流会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减少我们的孤独感。但我们很少与陌生人交流，因为我们并不十分确定陌生人是否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人。

在正式向你推荐这套与陌生人交流的高质量课程之前，我先要带你简单浏览一下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去探索我们与陌生人交流时发生了什么。在过去的15年里，研究人员发现，与陌生人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快乐，让我们与我们生活的地方有更紧密的联结感，还会使我们思维更敏锐、更健康、更加信任他人、更加乐观。在本章中，我们将了解到其中一些研究人员得出了怎样的研究成果。接下来，我们会碰到许多事情，每件事都有研究成果作为基础。但我想先向你介绍一个人，她深切体会到了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发现。她叫妮克，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名护士，和陌生人展开交流改变了她的生活。

妮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县的一个海滩小镇长大，父亲性格多变，母亲历经坎坷，这些都对妮克产生了一些影响。她长大后总是对世界感到恐惧。“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一个声音：‘世人都不是什么善类，他们会让你遍体鳞伤。’因此我要对每个人都心存戒备。”妮克告诉我，“我以为我本就该对这一切感到惴惴不安。”

长大后，她确实总是惶恐不安。妮克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躲避他人。“只有那样，我才会感到安全。”她说，“我的书不可计数，我还有狗，有猫，有小仓鼠，它们都是我的宠物，我真的不需要其他东西了。这些动物都十分了解我，能够给我安全感，它们永远不会伤害我。”

妮克的青少年时代过得艰难无比。她有埃及犹太人和苏格兰人的血统，在绝大多数都是白人学生的学校里，她那一头浓密的头发和皮肤上的囊肿性痤疮让她显得格格不入。“经常会有人骚扰我。”她说。但被人们排斥也有好处。妮克总是与外表看起来与众不同或者成长背景不同的孩子交上朋友。如果学校里新来了一个黑人或者拉丁美洲学生，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我记得遇到过一个从法国转到我们小学的女孩，自然而然地，我俩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我俩都形单影只。”妮克告诉我。正是因为都被人疏远，她们才建立了友谊。

妮克从小就害怕陌生人，这一点，她母亲难辞其咎。当然，整个国家本身对陌生人就抱有恐惧。在这个国家，孩子一出生，“陌生人是危险的”几个字就被灌输在他们的脑海里。但是妮克在和这些陌生人有交集后，她发现他们既不危险，也不可怕。陌生人实际上带给她安慰，给予她归属感，还拓展了她的世界。妮克通过与这些陌生人一起交流，过上了更美好的生活。“就这样，我从小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好人。”她说，“这彻底改变了我：我本来应该对与陌生人相处深感压力，但现在我觉得得心应手。”

妮克把这整个成长过程称为“灰狗疗法”（Greyhound Therapy），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生活中数不清的点点滴滴帮助她克服了对陌生人的恐惧，让她以更好的姿态活在这世界上。妮克内心深处的恐惧根源于她的童年时代。她的家人从未旅行过，因为他们害怕陌生人。这成了家里的常态，年幼的妮克在家里关得太久了，身上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她说：“我内心有一股声音，它告诉我要赶紧离开这里。”妮克早年结识了许多不寻常的新朋友，这段经历让她对童年时代身边人的因循守旧、愚昧无知感到不满，她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兴趣，想走出去看看。她记得当时所想的是，上帝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地球，上面有那么多人，她必须去见见他们。

妮克的确做到了。在她17岁的时候，她有机会和高中同学一起去欧洲待了10天，所有的经历都令她感到震撼。她说：“那时候，不认识的人也会过来和我讲话，在欧洲，他们发现你是美国人，就会主动上前交流，我就这样遇到了这么多美好的人。”这给了她一些信心。她想：“如果欧洲人愿意和我讲话，那么也许我并没那么糟糕。也许我主动和他们讲话，也不会怎么样。”

18岁时，妮克第一次独自出游。她开车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尤里卡县，只因为喜欢尤里卡这个名字。她独自在那里的一家旅馆住了一晚，然后开车回家。这是一次短暂的旅行，但给妮克增添了不少信心。自此以后，她去了更多的地方，开始和更多的人交谈。她原本因恐惧而紧张不安，担心有坏事发生，但事实上，她和别人的交谈总是十分顺利。“从那时起，我真正开始拓展自己的视野，随机与人交谈。”她说。那是灰狗疗法的开始。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它指的是在长途汽车上与你的同座人交谈。但是，妮克逐渐把它应用于能与陌生人交谈的任何地方，比如餐馆、公共汽车站、杂货店等。

然而，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她21岁从护理学校毕业，几年后，和一个男人陷入热恋。他们都喜欢驾驶和汽车，因此走到了一起。妮克喜欢汽车，也是受到了她父亲的影响，她父亲是一名卡车司机。这是她唯一能和父亲聊得上的话题。她嫁给了那个男人，但他最终变得喜怒无常，对她恶言谩骂。不到一年，他们的婚姻就破裂了，两人大打出手，劳燕分飞。她被打掉了一颗牙，还在医院缝了好几针。

后来她遇到了另一个男人，他是纽约人，身上带点传奇色彩。妮克与他认识之后，便迁居至纽约和他一起生活。“他生来就是纽约人，性格实在不讨喜，与我的脾气完全相反。”她说。他是一所大学的厨师，所以时间自由，同时他也热爱旅行。他们会特意驾车从纽约到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开到墨西哥，一路上都在和人们交谈。她和那个男人在一起4年，但终究还是合不来。那个男人后来沉迷于可卡因，接着开始酗酒，像是完全变了个人。因为之前有过这样的感情经历，妮克选择了离开。他最终死于毒品和酗酒，但妮克还是从他身上学到了好的一面。

此后的一段时间，妮克独居在一个陌生地方的公寓里，她感到很孤独。“这不太合常理，作为一个内向的人，我从未想过会感到孤独。”她说，“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会寻求灰狗疗法。我尽量寻找与人交流的机会，只是为了摆脱孤独。”

“然后就成功了？”我问。

“嗯，的确如此。”她说，“我每次回家时，都会带回来一些新鲜有趣的故事，当然，我没人可以分享，但我仍然拥有这些属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一种“考验我勇气的方式，如果你想要考验的话”。“我与人交往越多，就越自信。”

这改变了妮克的生活。如今，妮克是一名成功的护士，她很擅长与病人沟通。她嫁给了一个心地善良、善于社交的男人，两个人住在拉斯维加斯，一起生活得很幸福，如她所说，这“简直妙不可言”。她一如既往地出去旅行，当独自一人上路时，她仍然寻求灰狗疗法。她会打量坐在她旁边的人，或者那些独自坐在桌边或酒吧里的人。如果他们戴着耳机，或者散发着不感兴趣的气息，妮克就不会主动上前交流。但如果他们看起来愿意交流，她就会主动打招呼，“嗨，我是妮克”，然后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她不会冒失鲁莽，也不会无知轻信，毕竟她不是在一个陌生小镇的黑暗小巷子里和一个陌生人搭讪。在家庭关系不和睦的环境中成长的小孩，都善于审时度势，妮克便是这样的孩子，所以她的感觉特别敏锐。她能看透人心，一眼就知道情形如何、问题在哪里，这都是天分。但对话通常进展得都很顺利，而且每一次成功的对话，都会反过来强化她的信念——并非每个人都有意来伤害她。

妮克说：“我经受过许多苦难。”但是每当面临挫折时，她就会向陌生人求助，希望他们帮助自己渡过难关。这些让她相信世界上仍然有善意存在，人类还是能找到归属感的，并且这些伸出援手的陌生人传授给她一些无价之宝。她说：“永远不要低估主动和陌生人交流的力量，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示好都会迸发积极的力量。”

那么，这股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在心理学中，妮克所说的那种交流被称为“最小社会互动”。大约10年前，加拿大心理学家吉莉恩·桑德斯特伦（Gillian Sandstrom）也有类似的感悟。只是她的研究围绕着一辆热狗车展开，最后她得出一系列关于与陌生人交流的研究结果。这让桑德斯特伦成了社科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她如今在伦敦东北部的埃塞克斯大学任教。

桑德斯特伦48岁，她在加拿大长大，她父母性格外向且都是老师。“要是分段位的话，我父亲就是与陌生人交流的王者，”她说，“他情不自禁地要和人说话。”她母亲也喜欢和陌生人交流，但她倾向于和那些看起来孤独的人或者是大家不愿搭理的人说话，有大人，也有小孩，她觉得和他们说话能让他们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某一天，一直认为自己性格内向的桑德斯特伦意识到，当走在大街上时，自己总是低头看马路。她也会和人对视，但马上就会低头看向人行道。

“我觉得那样挺蠢的。”她说。于是她走路的时候，开始抬起头，与人们进行眼神交流。“这是我与陌生人交流的第一步，”她说，“我只是想纠正这个奇怪的习惯。”当这样做的时候，桑德斯特伦发现眼神交流不仅不奇怪，而且实际上感觉很好，即使和擦肩而过的路人进行眼神交流并不多见，但对方似乎也不抗拒。在多伦多的地铁上，有两个人主动和她交谈，认为她一定不是多伦多人。她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他们说，因为她会和人们进行眼神交流。她说：“我当时想，啊！这太悲哀了！我压根没注意到人们一直望着天花板或地板，而非互相对视。”

不久之后，桑德斯特伦不再只是和陌生人进行眼神上的交流，而是开始和他们交谈。她惊讶地发现，与人交谈轻而易举且充满乐趣。她心里暗想：“怪不得爸爸经常和别人说话呢！”她回想起，有一次她在地铁上看到有个女人手里拿着一盒包装精美的纸杯蛋糕，她便走上前去，问起关于这些蛋糕的事，然后她们聊得越来越多。她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聊到那儿的，她告诉我人类可以骑鸵鸟，我被说服了。那是一次愉快的谈话。我想再继续尝试，于是后来，我更频繁地和陌生人交谈。”有了这种感悟，她确立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2007年，桑德斯特伦又有了新的感悟，当时她正在多伦多瑞尔森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读研很难，桑德斯特伦经常觉得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当然，研究生院不止她一人对此感到苦恼，事实上，这种感觉在生活中也不少见。她的实验室在一栋楼里，她的导师在另一栋楼里办公，两栋楼相距很远。她在路上有足够的时间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每天奔波流转时，桑德斯特伦都会从一个卖热狗的女人身边经过。有一天，她微笑着向女人挥手打招呼，女人也微笑着向她挥手回应。桑德斯特伦内心迸发出一丝火花。从那以后，和这个女人打招呼便成了她的习惯。“每次我经过的时候，我都会和那个女人打招呼，希望能够产生交集。”她说，“我意识到，每次我见到她，她也向我问好时，我就感到很快乐。我仿佛觉得，自己的确属于这片土地。”虽然觉得有几分荒谬，但她还是笑着说道：“我觉得我属于这里，因为这位卖热狗的女士认识我。”

桑德斯特伦开始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让人感到如此快乐。她和她的博士生导师伊丽莎白·邓恩（Elizabeth Dunn）进行了一项实验。邓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心理学家，研究课题是幸福。她们让一群成年人在早上买咖啡的时候尝试主动和星巴克的咖啡师聊上几句。这样的要求有点不合常规。人们买卖东西时总是追求效率，尤其是在城市里，他们很少交谈，有时候甚至连眼神交流也没有。但是桑德斯特伦和邓恩觉得，如果不与柜台工作人员接触，只是把工作人员单纯看作服务人员，而没有把他们看作真正的人来对待，那么我们可能在拒绝一些有益的事物。“我们有没有可能错过了一个隐藏的快乐源泉，错失了本可以获得的归属感？”桑德斯特伦和邓恩对此很好奇。

当时这个观点在心理学领域相当新颖，现在仍然如此。多年来，大量研究发现，判断一个人过得是否幸福的最佳指标，便是他的社会关系质量。社会关系好的人，身心更健康；社会关系不好的人，更容易患精神障碍和心血管疾病等。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这些研究通常只集中在人们的亲密关系上，比如家人、朋友、同事关系。桑德斯特伦和邓恩想看看与陌生人互动是否对我们也有好处。这并非为了替代亲密关系，而是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补充，可以说，和陌生人交流是一种有助于创造更平衡的社交的方式。

桑德斯特伦和邓恩在一个繁忙的购物区的星巴克门前招募了60名成年人，其中包括30名男性和30名女性，他们分布在不同的年龄段。实验要求一半的参与者与咖啡师进行互动——“微笑，通过眼神交流建立联系，进行简短的交谈”，而另一半参加者则只是尽可能高效地交易。随后，所有参与者被要求进行反馈。事实证明，桑德斯特伦和邓恩的假设是正确的。与咖啡师交谈的参与者报告称，他们有了更强的归属感，心情更好，整体体验也更满意。因此，2013年，桑德斯特伦和邓恩在联合撰写的一篇论文里总结道：“下次当你需要一点提神的东西时，你可以考虑与星巴克的咖啡师互动，把他们当作熟人而非陌生人，以挖掘这种随时可用的快乐资源。”

大约同一时间，桑德斯特伦和邓恩发起了另一项研究，探讨为什么桑德斯特伦每天向“热狗女士”挥手会让她自己觉得有归属感。研究人员早已发现，社交越多的日子里，人们就会越快乐，但没有人研究过“弱关系”中的互动。与我们产生弱关系的可能是路过的点头之交，或者我们只是认识但不一定是朋友的人。为了观察与这些人的互动是否会影响幸福感和归属感，桑德斯特伦和邓恩给了58名学生红色和黑色的点击器，其中包括15名男生和43名女生。学生们被告知，在遇到如朋友或家人等与其有着“强关系”的人时点击红色点击器，在遇到像“热狗女士”等与其有着“弱关系”的人时点击黑色点击器。每天结束时，她们会记录互动的次数，并询问参与者一系列问题，比如他们是感觉到人际交往中的联结感，还是感到孤独，以及他们是否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支持，获得了集体归属感。研究人员发现，那些有更多强关系互动的人倍感幸福，集体归属感也最强烈。这并不意外。令人惊讶的是，在像与“热狗女士”建立的弱关系中，互动越多，人就会越快乐，也越有归属感。更重要的是，在弱关系互动较多的日子里，人们会更快乐一些。

不过，上述参与者毕竟都是大学生，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代表所有群体。因此，桑德斯特伦和邓恩招募了社区里25岁以上的41名成员，其中包括30名女性和11名男性，重复了上述实验，最后她们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在这两项研究中，她们发现，在参与者不怎么和人交流的日子里，弱关系的互动能让人更加精神振奋，这可谓是孤独时代的真知灼见。就像饥饿的人在吃饭，口渴的人在喝水，当人们倍感孤独之时，弱关系的互动会让人觉得倍受滋养。

桑德斯特伦并不是唯一一个发现这一点的人。2013年，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和他当时的学生朱丽安娜·施罗德（Juliana Schroeder）在探究，为什么像智人这样的社会物种在与陌生人交流时经常犹豫不决，起因是他们在上下班高峰期看到拥挤的车厢里总是一片寂静。他们指出：“不管是火车、出租车、飞机，还是候车室，这些地方的邻座陌生人之间可能只有几毫米的距离，但是大家都选择完全忽略对方，物化彼此，而非将其看作一种幸福的源泉。对人类这样一个可以从彼此的交流中受益匪浅的物种来说，为什么如此靠近反而总是更愿意独处？为什么如此高度群居的动物有时显得这么不合群？”埃普利和施罗德认为，人们不和陌生人说话，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独处会让他们更加快乐。

埃普利和施罗德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让参与者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和出租车以及在候车室时主动与陌生人交谈（这简直难以想象！）。他们进行的第一个实验是在伊利诺伊州郊区进行的，实验对象是97名平均年龄为49岁的上班族，其中61%是女性。参与者被分成三组。对第一组的要求是：“今天在火车上和一个陌生人交谈，试着尽量去建立联系。找出对方身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同时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谈话时间越长越好。”对第二组的要求是：“自己待着，享受今天在火车上的孤独时刻，花点时间独自坐下来思考。目标是专注于自己和未来。”第三组则被要求像往常一样通勤。之后，参与者按要求填写一份关于他们的性格和通勤经历的问卷。

正如研究人员预测的那样，凡是与陌生人交谈的人都在报告里反映出，他们的通勤经历比那些没有与陌生人交谈的人更加积极、更加开心。他们的谈话平均持续14.2分钟，谈话者对和他们交谈过的陌生人印象很好。没有一个人报告有不开心的经历。无论参与者的性格如何，与陌生人交谈都产生了积极结果。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都有了美好的经历。

既然在上下班途中和陌生人聊天如此愉快，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埃普利和施罗德招募了66名通勤者，其中66%是女性，平均年龄为44岁。他们被要求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参与了之前的三组实验，那他们分别会有什么感觉。三个场景分别是和陌生人交谈、保持孤独并专注于自己、一如往常。在之前的研究中，那些与陌生人交谈的人的报告体现出他们的通勤经历比那些没有与陌生人交谈的人明显更快乐。但是，在这些参与者的设想中，通勤时与陌生人交谈体验会更差。

埃普利和施罗德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公共汽车上采集了新的样本，重复了这些实验。这个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7岁，其中49%是女性，最后得到的实验结果相似。乘客原本以为，他们与陌生人交谈会产生消极体验，而实际上他们在与陌生人交谈后获得了很棒的体验。在出租车上进行的类似实验，其结果如出一辙。相比没有和司机交谈的乘客，和司机交谈的乘客更加享受他们的行程，也更喜欢司机。

埃普利和施罗德之后又重复了之前的实验，只是这次他们想看看，人们不去和陌生人交流，其主要障碍是不是害怕被拒绝。实验结果表明，确实如此。

参与者认为，和陌生人交谈时，陌生人不会像他们那样对谈话感兴趣。参与者预测，平均来说，他们接近的陌生人中，不到47%的人会与他们说话。他们本以为开始交谈会很难，但事实并非如此，且比他们预测的要容易。人们有兴趣和他们交谈，没有一个人被拒绝。埃普利和施罗德写道：“通勤者也许会想，与陌生人交谈会有被社会排斥的风险。然而据我们所知，事实上一点风险都没有。”

到目前为止，也许会有质疑者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研究结果时产生同样的想法：当然，如果你是主导对话的人，与陌生人交谈可能就会很愉快，但那个陌生人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们喜欢这样吗？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在密闭空间里，对方滔滔不绝，全然不顾你表现出对此次谈话不感兴趣。

因此，为了测试交谈双方是否都享受谈话过程，埃普利和施罗德又进行了另一项实验，实验地点有点类似候诊室。他们给参与者分配了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与实验的真实目的无关。在进行下一项任务时，参与者要在等候室休息10分钟。这些受试者中的一些人被告知要和房间里的另一个人说话，一些人被告知不可以进行交谈，还有一些人被告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凡是开口说话的人，无论是自己主动开始交谈，还是有人来找他说话，其报告显示他们比闭口不谈的人体验感更好。而且不管是出于自发的意愿，还是被要求这么做，他们都觉得很开心，这一点跟性格无关。

为了避免有人认为这些结果因美国中西部人普遍都比较友好而出现偏差，埃普利和施罗德在BBC的邀请下，于2019年在伦敦重复了这项实验。伦敦人并没有像美国人那样期望这些互动，但埃普利和施罗德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据通勤者估计，只有大约40%的列车乘客愿意与他们交谈。”他们报告称，“然而，在我们的实验中，每个试图与陌生人交谈的参与者都发现，坐在他们旁边的人很乐意交谈。”

施罗德向我展示了她和埃普利向参与者征集的调查反馈。一位参与者表示：“这个结果令人相当惊讶，伦敦人天生不喜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与陌生人攀谈。但是，在换乘火车时，有一对夫妇坐在我旁边。我问了他们一个关于下一班火车的问题，然后我们便开始了交谈，直到10分钟后，他们的火车来了，我们才互相告别。”另一个人还说：“这种感觉太好了！我喜欢我的谈话，这让我觉得我应该多和陌生人说话。”

所有这些研究的结果都令人振奋，与陌生人交谈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艰难，甚至要愉快得多。也有人对研究人员的结论心存忧虑。他们写道：“即使在某些不需要社交的情况下，或当地的社会准则不提倡社交时，与陌生人交谈可能还是比自己一个人独处愉快得多。这表明……人们对社交有一种很深的误解，即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可能会忽略其他人，因为他们觉得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比自己一个人待着更糟糕……人类确实可能是社会动物，但其社交程度并不总是足以获得幸福。在一个日益拥挤的星球上，如果人们误解社交无益的话，那么势必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

实验前，所有参与者都预计，他们与陌生人的互动会很糟糕，比如过程会艰难无比，人们会拒绝他们，但最终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当他们与陌生人开始交流的时候，他们会更开心，并且有了更强的归属感。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在地铁上互相交谈呢？埃普利和施罗德认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真的喜欢沉默，但是大家都认为其他人不想说话，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与人开始交谈的话，可能会吃闭门羹。这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为“多元无知”。基本上，它意味着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误解。

但此处也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研究的参与者想象自己会遭到拒绝，从他们的回答来看，他们对谈话本身也并未抱有什么期待，而这恰恰是他们感到惊喜的原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平易近人、亲切有趣，会给人带来这么大的冲击？简单地说，因为我们不期望他们是完整的人。

施罗德告诉我，在地铁上做这项实验的一部分灵感源自这样一个观念：在人群之中，却和人们没有交流，其实并不符合人性。这么说吧，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去人性化的，因为我失去了一个作为社会动物的机会，而社交是我作为人的本性。这对对方来说，也是不符合人性的。因为我不想和他们说话，也就意味着我只是粗略一瞥而没有试图去了解他们完整的人性。施罗德说：“在大城市，人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就像对待绊脚石一样，这种现象司空见惯。”这就陷入了一种怪圈：城市居民认为陌生人是没有感情的“物体”，所以不和他们说话；因为大家不和陌生人说话，我们也就并未完全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真实的人。理智告诉我们他们也是人，但是我们经常表现得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是人。

这属于“次级心理问题”，这一术语于2010年由埃普利和心理学家亚当·韦茨（Adam Waytz）命名。次级心理问题不容忽视。他们解释称，次级心理的工作机理如下：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头脑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有“一种普遍的倾向，认为别人的头脑不如自己的头脑复杂，别人比我们肤浅”。这意味着我们长期以来低估了陌生人的智力、意志力以及共情能力，认为陌生人无法理解人类的诸如骄傲、尴尬和羞耻等情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假想与陌生人的互动会很糟糕：我们潜意识里认为他人的思想乏善可陈。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在《运筹帷幄》一书中，曾提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她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这一互动。

每周，西奥多都会前往参观莫顿庄园，与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工人一起放松休息，与屠夫、木匠和马夫一起喝啤酒、抽雪茄，听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道玩牌，尽情享受欢乐愉悦的气氛。

“我经常四处走动，这样他们能熟悉我，我也能更了解他们。”他后来说，“于是，我们就开始说同一种语言，每个人都可以纠正对对方的刻板印象，忘记（19世纪美国作家）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所说的‘一个陌生人拥有的品质缺陷’。”

每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次级心理问题，如果这些陌生人属于不同的群体的话，那么这种效应可能会特别强大。比方说，他们是外群体的一员，即来自不同的种族、国家或者党派。研究发现，我们并不相信外群体成员和我们一样能够有效地思考、敏锐地体悟，或具备同等的自制力。卡尔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迈克尔·沃尔（Michael Wohl）进行过一项研究，一群假冒的阿富汗士兵对“友军误击”表示道歉，但人们并不接受，因为加拿大的研究参与者不太相信阿富汗人会在内心深处真的感到愧疚。次级心理通常以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历史上有很多真实案例，如果激发了人们的次级心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稍后，我们将讲到这些。）

显然，如果一个人一生都认为其他人算不上真正的人，那么这种人生也称不上理想，至少这种人不大可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解决次级心理问题呢？施罗德解释道，鉴于“我们一直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视角之中，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先坐下来，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与陌生人交流，这便涉及语言”。“为什么语言会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要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通过与陌生人交流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回到吉莉恩·桑德斯特伦身上来。在她最初的研究取得突破并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之后，她开始继续研究是什么阻止了人们利用这种“随时可用的快乐源泉”。虽然埃普利和施罗德认为，次级心理和悲观情绪让我们与他人保持距离，但桑德斯特伦的解释更简单一些，她认为人们只是不知道如何与陌生人交流。

这个想法部分源于她与伦敦一个名为“跟我说话”（Talk to Me）组织的合作。该组织由两名年轻女性波莉·阿克赫斯特（Polly Akhurst）和安·唐博斯科（Ann Don Bosco）于2012年共同创建。该组织向人们分发了“跟我说话”徽章，以传达人们想在公共场所交谈的意愿，并在公共场所、酒吧和公共汽车站设立了“谈话吧”，还提供了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人们展开对话。这种行为大概率会遭到一些伦敦人的反对，因为这不符合当地的社会规范，但阿克赫斯特很快就看到了成效。“有些人说他们对伦敦有了不同的感觉，”她说，“甚至在意识到真实的陌生人是谁之后，觉得生活更有安全感了。”

2014年，“跟我说话”组织在国际媒体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唐博斯科主动联系桑德斯特伦，问她是否有兴趣一起工作，她欣然应允，于是他们开始考虑桑德斯特伦能做些什么。“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了这个点子，”桑德斯特伦说，“当时我在弹钢琴，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也许人们就是不知道怎么和陌生人说话。”她拿出手机记下一些笔记，开始计划举办研讨会，帮助人们与陌生人交流。

桑德斯特伦最终举办了6场这样的活动，向参会者展示了与陌生人交谈既富有成效，又能给人带来愉悦感。这些研讨会还让桑德斯特伦有机会为她所谓的“恐惧清单”收集数据，恐惧清单上列出了阻碍人们开口交谈的种种因素。与埃普利和施罗德的发现类似的是，参加研讨会的人同样担心其他人没有兴趣与他们交谈。他们担心自己未经对方的允许便开始交谈，会不受欢迎；担心一旦聊天开始，他们不知道如何收场；担心自己会不喜欢这种对话。他们还担心，一旦开始说话，自己最终会暴露得太多，这可能是我遇到过的最英国做派的事情。（后来，桑德斯特伦和一名同事在分析7项关于与陌生人交流的研究时发现，对于这些恐惧，男女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他们还发现，害羞的人或者对社交感到更焦虑的人会更加恐惧。）

桑德斯特伦找到了一些能够减轻这些恐惧的技巧。例如，她告诉人们要跟随他们的好奇心，注意一些细节，赞美别人，或者问一个问题。不过，一般来说，她只是告诉参加这些研讨会的人要互相交流，然后观察他们如何自行找到交流的办法。有时候他们会提前到达，这时现场会十分安静，甚至有些尴尬。桑德斯特伦会告诉他们，去找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的人，然后一起交流。他们在克服最初的障碍后，就会发现交谈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两个人开始交流，其实并不用花费什么功夫，一切都顺理成章，到最后人们会发现根本停不下来。”她说，“这是件很迷人的事。你都无法让他们停下来。我喜欢这种感觉。”

2018年，桑德斯特伦作为研究团队的一员，参与了由心理学家埃丽卡·布思比（Erica Boothby）领导的一系列实验，实验场所包括实验室、大学新生宿舍和社区的个人发展研讨会，参与者需要与陌生人互动。随后，参与者需要反馈他们对与其互动的陌生人有多少好感，以及他们认为这个陌生人对他们有多少好感。

每一次，研究人员都会发现，感知和现实之间存在差距。参与者认为他们对陌生人的喜欢程度要超过陌生人对自己的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在那些特别害羞的人群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称之为“好感落差”，不难看出，这一点将阻碍人们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即使你和陌生人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你认为对方没有那么喜欢你，你也可能不会持续和对方互动下去，那么就无法享受到与陌生人交流的好处了。与陌生人交流，短期而言，可以提升个人幸福感和归属感，长期而言，可以结识莫逆之交、人生伴侣或商业伙伴。研究人员总结道：“人与人之间促膝长谈，可以让陌生人变成朋友，让约会对象变成婚姻伴侣，让面试机会变成工作机会。但让对话变得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人们……大都低估了对话伙伴对他们的喜欢以及对他们的陪伴的喜爱。”

这种好感落差从何而来？答案是社会规范、神经症和误解混在一起，造成了这种局面。与陌生人的对话是“礼貌的阴谋”，人们可以掩饰他们的真实感受，使得彼此之间看不透对方。比起和我们认识的人交谈，与陌生人交谈对认知层面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对对方并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你必须更仔细地倾听，记住他们说了什么，并思考你说的话以及对方会如何理解。因为你要花很多精力让对话进行下去，所以你往往会错过对方的积极反馈。与此同时，你倾向于假设对方很容易察觉你内心的想法和感受，比如你的尴尬或不安全感，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们倾向于把所有对话中的表现与我们之前最好的一次做比较，我们假设其他人也是以同样冷冰冰的标准看待我们。讽刺的是，虽然我们总是期望自己在谈话中超常发挥，但我们对他人的期望很低。暂且称之为次级心理问题的好处吧：对他人期望值很低。因此，虽然我们经常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失望，但通常会很高兴地发现，我们以前认为站在面前的或多或少无头脑的躯壳，实际上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这真是太好了。

桑德斯特伦通过继续研究发现，人们因为不知道如何交流就不去和陌生人说话，这一点其实很好解决。但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社会规范反对人们与陌生人交流，且不限于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将在后文中更深入地探讨，文化是如何演变成支持或反对我们与陌生人交谈的。但现在还是要提一下这一点，以便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接下来的内容。

2013年，桑德斯特伦在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联合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发现，当地的社会规范反对人们和陌生人说话，这项实验结果还未公布。她请博物馆的志愿者在博物馆涡轮大厅的展览上与参观者展开对话。这些志愿者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展览本身的特殊培训，也没有接受任何关于谈话内容的指导。他们只是被告知去询问人们的想法，或者让参观者谈谈艺术给他们带来的感受。

随后，研究人员采访了志愿者和参观者，他们发现，总体而言，与志愿者交谈的参观者感觉与这场展览、展览中的其他人以及整个人类更亲近了，寻求这些互动的志愿者也比不寻求互动的志愿者感到更快乐、与周边产生了更多联结。桑德斯特伦回忆称，一名参与者告诉她：“进展比我预期的要好，我没想到人们会这么喜欢说话。”然而，当桑德斯特伦问她以后是否会继续和陌生人聊天时，她为难地回答不会。桑德斯特伦认为，原因在于当地反对人们和陌生人聊天。“通过参与这项研究，她仿佛获得了能和人说话的许可证，”她说，“但如果没有得到许可，她的想法就是：不，不能跟陌生人说话。”

桑德斯特伦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样的社会规范。她之前的实验虽然非常成功，但都不过是个例。参与者肯定会有积极的经历，但是那些经历从来没有成为一种习惯。“当你问起下一次谈话时，他们真的又开始担心了。”她说。她想通过设计一种情形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形中，通过纯粹的重复，与陌生人交谈对人们来说会变得足够自然，以至他们会下意识地开始这样做，摆脱所有常见的恐惧和社交障碍。她认为，诀窍在于“让人们进行大量对话”。她希望通过足够多的重复，人们最终会克服焦虑，并持久地改变他们的行为。

2019年，桑德斯特伦使用一个名为“徒劳无益”（GooseChase）的应用程序，创建了一个寻宝游戏，给92名普通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与之聊天的人的列表：笑容满面的人、看起来像个艺术家的人、带一大堆东西的人、看起来郁郁寡欢的人、面相友善的人、注重时尚的人、热爱运动的人、有文身的人、领带很花哨的人。在参与者开始操作之前，桑德斯特伦要求他们预测陌生人对与他们交谈抱有多少兴趣，在有人与他们交谈之前，他们需要先接触多少人，开始交谈和维持对话有多困难，以及他们认为对话会持续多久。和往常一样，他们的期望值很低。“人们对与陌生人交谈感到非常悲观。”桑德斯特伦写道。

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至少进行一次对话，之后汇报自己的交谈经历。你大概能够猜到初步结果意味着什么。只有24%的参与者预测，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人会和他们说话，但事实上，90%的情况下，他们接触的第一个人都会和他们说话。另外，对话持续的时长是他们预测的两倍。

桑德斯特伦很好奇，人们如果展开更多的对话，是否就能纠正这种悲观态度。她从美国的一所大学和英国的一所大学共招募了286名学生，其中包括209名女生和75名男生，还有两名学生拒绝透露性别，他们的平均年龄为20岁。这些学生被分成两组，一组被要求使用寻宝应用程序持续5天每天与陌生人交谈，另一组人则只需要找到名单上的人，但不要与他们交谈。

研究结果一如既往地引人注目。参与者发现，与陌生人开始交谈和维持对话非常容易，而且对话持续的时长是他们预测的4倍。82%的参与者说他们学到了一些原先不知道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一种愉快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他们还建立了联系。42%的人说他们与对方交换了联系方式。参与者结交了朋友，开始约会，一起喝咖啡。他们中的许多人说，见到新面孔挺开心的。和桑德斯特伦的预测一样，他们对与陌生人交谈的悲观态度有所缓解，他们的预测也更加接近现实。完成寻宝游戏一周后，参与者对自己的对话能力更有信心了，也不那么害怕被拒绝了。

桑德斯特伦允许我浏览学生们对此次调查的反馈，我发现这些年轻人的许多观点都一针见血。下面是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

我喜欢大多数和我交谈过的人……我意识到和陌生人交谈比和朋友交谈容易，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问题。大多数谈话都是闲聊，但让我很开心，因为有时你会意识到别人也有糟糕的时候，或者同样认为天气很糟糕。

我觉得这些任务帮助我变得对一些不会每天与之交谈的人更加友好。我也能够在可能只是几句话的互动中发起对话，这让我感到更快乐、更充实。

陌生人一般都很友好、乐于助人。

我很享受以自己为伴和独处，但最近发现自己有点想要社交。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如何交朋友，但这项研究提醒我，大多数人都很友好，你只需要走出自己的圈子。

我觉得我和这个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了，周围的人也更友好了。对话进展得很好。虽然有时我没话说了，但对方会试着找话题，这让我感到很温暖。

这次经历太棒了……我是秋季学期的交换生，几乎不认识任何当地人或其他学生（除了其他的一些交换生）。把我这样一个“局外人”和当地社区联系起来，对减少我的乡愁真的很有帮助。（哈哈！）……我和以前从没说过话的同学开始说话了，还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经常碰到。非常感谢您给我这个交换生机会！

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她人超级友好。结交新朋友总是让人感觉很好。

只需要花一点功夫，你就能很容易找到好朋友。

我遇到了我认为会成为我的好朋友的人。

我在女卫生间交到了一个朋友。

新朋友！

当然，其中一些经历与大学环境有关。每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年龄相仿，都是学生，甚至共用卫生间。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振奋。“能让这么多人认识新朋友，感觉真好。”桑德斯特伦说，“这也让我意识到，原来结交新朋友对好多学生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桑德斯特伦尝试了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她想看看与陌生人交流是否可以治疗孤独。孤独作为一个已经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疫情变得更加严重了。桑德斯特伦让学生通过视频会议软件Zoom、谷歌环聊（Google Hangouts）或其他平台与陌生人在线交流。她问了他们一些常见的问题，包括他们认为开展对话有多困难，对话会持续多久，等等。但这一次，她还问他们认为人们总体上有多仁慈，他们觉得自己有多孤独、有多被孤立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和社会存在联系。同样，参与者发现与陌生人交流很容易，而且对话持续的时间比他们预期的要长，即使是网上聊天也不例外。他们还反馈，交流后感觉不那么孤独和被孤立了，还更加相信别人是仁慈的。

当我浏览桑德斯特伦所做研究的调查反馈时，仿佛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觉，使我不禁心生宽慰。我曾意识到这一点，也一直疑惑，为什么和一个陌生人愉快地交流后我会感到如释重负。我向桑德斯特伦问及这件事，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了一些话，这让我想到了妮克的故事，她可怕的童年，以及她在灰狗疗法方面的经历。“我认为，这种解脱可能只是一种感觉，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桑德斯特伦说，“然后你随机找某个人聊天，一切都很顺利，于是心想也许这个世界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大问题：为什么这种转瞬即逝、看似平常的互动会让我们感觉如此美好？为什么我们认为与陌生人交流会非常不自然，但当我们真的开始交流时，一旦克服了最初的焦虑，就感觉如鱼得水？答案是，因为我们天生擅长社交。人类进化花了很长的时间，然而我们不仅是为了学会社交而进化，还因为我们本来擅长社交而进化，并且我们很早以前就开始社交了。

在人类历史某个久远的时刻，我们开始遇见陌生人。我们从那些没有被我们杀死或远离的人身上学习，与他们进行交易。我们获得了他们的资源和陪伴，然后充分利用这些关系，进一步拓宽人际关系网络，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技能和想法，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的物种应运而生。我们变成了那种可以通过和陌生人说话，或者只是朝他们挥手，甚至只是看着他们便能获得力量的生物。这种生物很自然地就会在最佳时期寻找新的朋友。我们变成了科学家所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进化异常”的生物：超级合作猿——一种可以和陌生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稀有动物。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拥有上述体验的物种的，那么随我去佐治亚州一趟吧。我们需要见一位了解黑猩猩习性的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