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从1960年开始访查林氏遗稿，至今已有四十年了。当初只是为了写作《林则徐传》积累资料，着手考订林则徐诗文的时空背景和意境内涵，依创作的年月日分别插入《林则徐纪年》（未刊手稿）的汇编中。1981年，我选用搜集到的林则徐部分信札，辑为《林则徐书简》出版。1989年，我在《林则徐论考》一书中发表了《林则徐著述考释》的长文。不过，长期以来，我并没有整理林则徐诗文的念头，直到1996年，海峡文艺出版社提出出版《林则徐全集》计划，要我参与，并负责文录、诗词、编译等卷的审定，这才迫使我进入角色，开始学习做版本校勘的工作。在这过程中，编委会陆续征集到不少佚文、佚诗和版本，增益了我的见识，得以反省过去研究中引用文本和史实考证中的诸多错误。但是，当1998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宋红同志约我在一年内完成这本选集时，我是犹豫不决和惶恐不安的。因为自知古典文学修养浅薄，又缺乏文献学的系统训练，做出准确而有深度的注释，不仅要花费心力，从头学起，而且做这项工作尤需静心专攻的心境和时间。除原有承担的工作外，当时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女儿杨蔚突罹重病，抢救接回家中已及半年，处在延医治疗的紧要关头，条件并不具备。杨蔚虽自感“像一叶失去了目标的小舟，随时可能遇上冰山而沉没”，却不忍父母多操心，敦促我接受下来。由于杨蔚的坚持，我才狠下心来，义无反顾地挑起这一重担。

工作开始的时候，杨蔚的病况比较稳定。踏过生死界的她，“正在体验着另一种人生”。她从容平静地面对厄难，寻找重新出发的生机：“摆在我面前的生存之路也远比死亡之路要坎坷，但我本人却没有过多的悲哀和不快”；“我仍有着高贵的心灵，那是不容玷污的。我给自己五年时间，五年之后，我一定能重新奉献社会，实现自己的价值。”为了让我有时间专心地投入，她拒绝我的照料。倒是我不时干扰她，让她点拨我用汉语拼音方法检索字典，加快速度，解读难字。

半年以后，她连续住了两次医院，我也把工作带到病房。她那超越常人的忍受力和处变不惊的人生态度，深深地震撼着我。我平抚心灵的巨痛，绷紧生命链条，在她的病榻前把我对她的爱化解为文字。1999年2月初，校注进入尾声时，她最后一次住院。我们都对病情的恶化没有预感，她希望住上几天，缓解痛苦后就回家，而我也想尽快脱稿，以便相依相傍，过一个轻松、快乐的春节。为了不打断我的计划，她坚持只要我每天去探望一次，待完稿后再放心前来陪伴。我没想到这是父女之间的生死之约，她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尽量不惊动我，默默地把逐渐消逝的生命留在我的笔端。腊月二十五日（2月10日）晚，我告诉她初稿完成了，可以天天陪你了时，她紧紧地抱住我，喃喃地说：“老爸！老爸！……”不再有别的话。次日凌晨，她永远地走了。我不知道她最后想对我说什么，但我明白，她苦苦坚持到这一天，是用生命成就这本书的。

没有杨蔚的坚持，我不会接手这本书，没有杨蔚生命的灌注，也不会有这本书的问世。这一选择是如此的残酷，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昏天黑地的日子过去之后，我痛定思痛，认真修订初稿，友人吴在庆教授和责编宋红同志也细加审阅，助我改进讹误，充实注释。《回疆竹枝词》的注释，还得到北京、新疆诸同志的解疑释难。对于他（她）们的大力帮助，深表感谢。我决心像呵护杨蔚那样做好校注，完成她的美丽，但也自知学力未逮，疏失和错误一定还有很多，期待方家和读者的教正。这也是杨蔚所期盼的！

杨国桢

1999年3月31日志于听海轩

2000年5月9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