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王权：中国龙文化对古代日本政权的影响

文 _ 王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祖龙死，谓始皇也。祖，人之本；龙，人君之象也。”秦汉之时，中国的龙已完成与王权的结合，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清朝，五爪龙作为帝王的专用纹样，其他人不得擅用。刘廷玑所著《在园杂志》载：“五爪者谓之龙，非奉钦赐暨诸王赏赉，不得擅用，此定例也。”然翻看日本典籍却未发现如是记载。众所周知，日本的天皇并不以龙为其象征。日本的龙文化自中国传入，受中国龙文化的巨大影响。象征王权之龙是否被天皇接受过？它如何传入日本？对日本有过何种影响？缘何天皇不欲以其为象征，而武士阶层却对其情有独钟？这些都是值得思考，需加以考证的问题。

龙纹传入日本

据考古发现，在日本出现文字记录以前的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至公元250年），龙纹随中国的御赐品传入日本。日本不少地区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方格规矩镜上刻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像。据推测，当时日本的地方首领将铜镜分割成数片，分给不同地位等级的人，作为地方首长的“王标”。

弥生后期（时值中国的三国时期），日本境内的小国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曾遣使至中国，并带回了大量带有龙纹的御赐品。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当时带回的御赐品有“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除绛地交龙锦上的龙纹外，百枚铜镜上也刻有龙纹图案。大阪和泉市黄金冢古坟中出土的刻有“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是卑弥呼遣使至魏国之年）铭文的画纹带同向式神兽镜印证了魏明帝赐予倭王铜镜百枚的记载。此外，黄金冢古坟中还出土了三角缘盘龙镜。

古坟时期（公元250年至592年），铜镜作为祭器的祭祀功能逐渐减退，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意义有所增强。现代出土的弥生后期至古坟时期的陪葬品中有数量巨大的铜镜，多达4000余枚，其中最有名的当数三角缘神兽镜，已出土500余枚，仅刻有魏年号的古镜就有10余枚。日本出土了数量庞大的龙纹铜镜及仿制品，说明龙纹在弥生至古坟时期已经被广泛认识，且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被纳入陪葬品的行列。以冲之岛祭祀遗迹为例，第一期的17号遗迹中出土了22枚仿制镜，18号遗迹中出土了1枚舶来镜，这些铜镜既是祭祀品，也是陪葬品，显示了古代日本的祭葬一致。此外，该遗址还出土了金铜制的龙头、马具、黄金戒指等陪葬品。大量带有龙纹的文物出土，显示该古坟群非一般地方豪族所有。有日本考古学者认为，该遗迹与倭王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京都市谷冢古坟形成于5世纪左右，因损毁严重，其墓主已无法考证，其亦出土了不少龙纹陪葬品，其中环头太刀的刀柄上雕刻有二龙戏珠；金铜龙纹透带金具上也雕刻有龙，形象生动。这些装饰马具、环头太刀、铜镜等一般被认为乃移民至日本的中国或朝鲜工匠所制。弥生至古坟时期，随着渡来人赴日，龙造型传入日本，广泛见于象征着权力和地位的祭器、陪葬品上。

日本史书中记载的龙

5世纪，大和国统一日本，至持统、文武天皇之际，日本社会稳定，国力增强。元明天皇即位后，在整顿国家政务的同时，命人编纂史书《古事记》。该书成书于712年，由太安万吕编纂，记载了日本神代至推古朝的历史，包括稗田阿礼口诵之《帝纪》《旧辞》及一些历代口耳相传的故事。其序言中有“潜龙体元，洊雷应期”的记载。此处的“潜龙”“洊雷”指未即位的天武天皇，即大海人皇子。而在中国，“潜龙”“洊雷”正是指未即位、未出人头地的人君。太安万吕熟知中国古籍，将王权之龙引入日本史书。然而，《古事记》中关于龙的记载仅此一处。

有别于《古事记》，作为日本正史的《日本书纪》乃模仿中国的《史记》《汉书》等编纂而成的编年体史书，由天武天皇敕撰编写。《日本书纪》中有关王权象征之龙的记载明显多于《古事记》，其中颇有意味的是关于海神丰玉姬的描写。据《日本书纪》中的《神代纪》记载，丰玉姬在诞下其子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时化身为“龙”。丰玉姬之夫火远理命出于好奇前去窥视丰玉姬生产，发现其化身为龙而大感震惊。丰玉姬发现后，一气之下抛夫弃子返回海神宫，刚出生的彦波潋武鸬鹚草葺不合尊由其胞妹玉依姬抚养成人，长大后与玉依姬结婚，产下四子，第四子即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

关于丰玉姬生产一节，有众多版本，《古事记》及其他异传中均记载生产之时的丰玉姬化身为“八寻大熊鳄”，唯独在编纂《日本书纪》之时，撰者将其改为“龙”，可见其深受中国史书中有关龙的记载的影响。

平安初期，唐风文化盛行，汉诗文集、汉文说话集层出不穷。继《日本书纪》之后，日本编纂了作为正史的“六国史”。汉诗、汉文、儒学教养成为贵族必不可少的修养，嵯峨天皇更是精通汉文化。在此背景下，“龙颜”“龙潜”“龙驾”等词频繁出现在日本典籍中。平安初期的《续日本纪》中记载，光仁天皇“宽仁敦厚，意豁然也。……又尝龙潜之时，童谣曰‘葛城寺前在，丰浦寺西在’”，将光仁帝即位之前称为“龙潜之时”。

在《菅家后集》中记录的菅原道真的奏表中，仁和四年（公元888年）奉昭宣公书中有：“今上龙潜之日、相视亵近……护龙颜于日月、徘徊东阁之内、加鹤寿于春秋”的记载。菅原道真出生于儒学世家，乃著名的汉学家，文章得业生，死后被奉为学问之神，其奏表中将天皇称为“龙”。

平安中期的汉诗文集《本朝文粹》第九卷序中有“望龙颜于咫尺，奉凤衔于寻常”的诗句，此诗乃大江朝纲赴内宴之时奉天皇之命所作，此处的“龙”与“凤”指天皇夫妇。

宇多天皇即位之年，有黄龙升天的记载。宇多天皇在位九年，乃藤原氏的全盛时期，社会相对稳定。《扶桑略记》载：十月朔己未，“即位之间，自乾角山中，黄龙腾天”。此处记载的“黄龙腾天”预示着贤君的诞生。

在唐风文化盛行的年代，虽然日本以龙喻天皇的记载有所增多，但到了平安中后期，随着国风文化的兴起，此种记录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佛教中的龙得到了大发展。此外，在怨灵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龙与政变、灾异结合在了一起。《愚管抄》中记载了元历二年7月9日午时发生的大地震，世人认为此次地震乃由与源氏相争最终败北的平相国死后化为龙所引发。当时的人认为，掌权之人心怀怨愤死去会化作怨灵作祟，而怨灵以龙的形象出现并引发灾难，可谓龙在日本的演变中的独特发展。

武士好龙

进入中世（公元1192年至公元1603年），掌握政权的武士阶层爱上了龙纹装饰。源义家的八龙铠、龙头盔便是一例。源义家作为白河天皇的近侍，在尽力保护天皇的同时，也彰显出其跋扈、高傲的一面。《保元物语》中记载：“重代相传薄金·膝丸·月数·楯无·面高·七龙·八龙等铠。”

有日本学者指出，武士阶层之所以使用龙纹，主要受佛教中的龙的影响。佛教中的八大龙王及护持佛法的龙神与日本武士维护正义的精神有相通之处，因此，日本的武人好用龙形象。然而，笔者认为不能排除中国王权之龙的影响——在中国，龙乃权力、地位、力量的象征。源义家在1083年发动的战争“后三年之役”被认为是未经天皇允许的“私战”，并在攻破清原氏后向天皇讨要府邸与封赏。如此的义家制造了八龙铠甲，难免有想要彰显其实力、地位的因素在内。龙的王权象征意义恐怕也是武士好龙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后，武田晴信与织田信长开始使用龙纹朱印。武田晴信的朱印上刻有团龙，而织田信长的朱印则在团龙纹中间刻了“天下布武”四字。在中国，龙玺乃帝王专用之物，此时日本有实力的武士使用龙玺，不免让人猜测其有想凌驾于天皇之上之意。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武士盔甲、铠甲、太刀上随处可见龙造型，可见武士阶层对龙的钟爱。

关于日本的天皇为何最终放弃了龙作为其象征，先行研究也有所提及。荒川纮在《龙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日本的龙虽然在诸多方面模仿中国的龙，但为了强调天皇支配的独立性和正统性，中国的龙并不适合作为其皇权象征。而且，在历史上，大和王权为了对抗蛇崇拜的旧势力，还以太阳和镜为权力的象征，这点也不容忽视。

但仅以此似乎不足以说明问题。如前所述，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中已有以“龙”形容帝王的记载，其后的史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此外，天皇在是否穿着绣有龙纹图案的衮冕之服的问题上也有所犹豫与反复。如《大宝律令》中规定，天皇元日穿着模仿中国衮冕十二章的“衮龙御衣”，而到了《养老律令》颁布之时，这一规定则被删去，天皇改着日本传统的白衣。而据这之后的《续日本纪》记载，天平四年，圣武天皇元日朝贺之时，再次穿着衮冕之服。由此可见天皇在接受作为王权象征的龙时的诸多犹豫。

缘何会出现此种犹豫？这或许与龙作为王权象征的性质有关。王权之龙是在儒教的思想体系下形成的，其“天命”思想认为：世间最高权力者乃天，天有意志，下命于有德之人，即明君，明君顺天命统治世人。西汉董仲舒在天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灾异论”，其在《春秋繁露》中指出，顺应天命则祥瑞现，“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一国之君如“亲圣近贤……致龙凤皇”。黄龙作为祥瑞之物，预示着皇帝德行高尚。

其后，灾异祥瑞思想进一步与五德始终说相结合。《史记》中载有“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可见，龙虽为祥瑞，但往往现于历代君主改朝换代之时，大有易姓革命之性质。王莽篡权时亦称“黄龙下”，而其“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

中国自古以来以奉天命、顺天意作为皇帝维护其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支撑。而对于以神之子孙自居的日本来说，此种思想却十分危险。日本的天皇以天照大神的子孙自居，神之后代、万世一系乃日本维护皇权统治的理论依据。因此，易姓革命思想随儒教传入日本之时便被尽力排斥在外，这也就不难理解天皇在接受作为王权象征的龙时的踌躇反复了。而到了武士阶层执掌政权期间，为了强调其统治的正当合理性，他们再次以中国的天命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据，具有易姓革命性质的龙也因此成了武士阶层的钟爱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