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舞蹈创作中当代形象的“文化力”[1]
从舞蹈作品数量、种类或从参与人数来看，中国都是一个舞蹈大国，然而中国舞蹈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文化品类，需要的是真正具有走向世界的舞蹈文化力。这种力量代表了一种当代艺术形象，其中包括传统舞蹈和现当代舞蹈的创作形象。
中国舞蹈创作不乏“经典”，但不少作品都是圈内展赛的“卡拉OK”，尚且谈不上国内的异地共赏、异时共存，更不要说“真正的国际接受”了。在中国，我们特别重视舞蹈创作的“民族性”，也没少“走出去”，然而“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具备“世界性”眼光、品质和实力，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作品还不够多，在整体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上确实还难以与世界优秀作品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舞蹈人需要积极探讨如何塑造具有民族精神且又能影响世界的艺术形象。这种形象文化力的大小的关键及难点，并不在于中国舞蹈编导的创作是否受到国际性大师的影响，而是在于中国的舞蹈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否具有世界性。
20世纪30年代，鲁迅书信中有一句话：“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意思是来自地方民族的东西，经过千百年提炼升华，才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不仅能获得尊重，也能被世界所认同。几十年后，鲁迅这句话变成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若干版本。如果借用鲁迅的原话来谈论“来自民族，走向世界”的中国舞蹈创作，则非常适合。两者的关系既体现为差异性，也可以有相融、互通、互补的因素。
这句话有两重含义：
其一，世界文化交流层面，侧重于异质性和差异性。“民族的”本来就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成为“世界的”共赏条件之一。比如某剧目作为中国的文化使者“走出去”，受到了他国观众欢迎。这说明，只要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价值，世界就会承认其价值。而且置身于世界舞蹈作品之林，具有“民族性”的作品，往往更能显示其特殊性。不过，让世界上顶尖舞团都来学我们的民族舞蹈或舞剧，这显然不现实。其实，更多数量的剧目，尤其是我们的宏大叙事和乡土叙事舞蹈或舞剧作品，有着专属的形态、格调，未必被世界共赏。此类作品所创作的形象，只有本地区、本民族、本国人民才能体会出其微妙。
其二，人类共通人文层面，侧重于普适性和共通性。超越“民族的”，可以是“世界的”。其内蕴可以是民族精神，也可以是人类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认同。某些民族根基深厚的剧目也能成为一种“世界级”人文资源，比如彼得·布鲁克说：“莎士比亚是在为一个无限的空间和没有界定的时间写戏。”再比如刚经历了百年诞辰的现代舞剧《春之祭》，跨洋过海，虽世事更迭，却一直为各国各族舞蹈家和观众所珍视、所品鉴、所重建、所创新。
其实，我们中国文化当中也有许多具备“世界性”品质的人文基因资源。中国的古典美学不强调实证，主张整体性的、体悟式的“天人合一”思想，就与世界当代舞蹈的身心学十分契合，所不同在于前者遵循的是“心生万物”“心性合一”的主客交融观；后者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美学体验。作为舞蹈艺术家，不能无视、忽略这些具有“世界性”的先贤智慧，否则在与世界对话的平台上，难免缺位失语。因为“世界性并不是民族性的多元相加，而是代表了某种普适的，更高、更完美的艺术品质（价值）”。[3]
“民族性”不仅体现为视听的，还是精神上的。果戈理在评价普希金的作品时指出的：“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穿的无袖长衫，而在表现民族精神本身。”而此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精神往往具有与其他民族共通的特质。艺术创作来源于个体经验，而个体经验实际上依靠三方面的资源，即文化传统、现实要求、艺术追求的审美理想[4]。具有“世界性”品质的作品处于三者的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如果被打破了，这样的作品自然无法产生。
我国的文艺创作强调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美学观。如果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方法、原则、流派、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指，那么，现实主义精神则是一种泛指，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艺术思潮所共有，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文艺精神，即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探讨作品的现实立意。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形象”光是故事动人、情感真挚、技巧高超、动作混杂、舞美现代是不够的，还要在世界多元文化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类型的创作，关键是内容和形态的契合，否则就会有生搬硬套、文化错位的嫌疑。这种现象不仅体现在当代舞或民族舞（剧）的创作上，就连国标舞的“艺术表演舞”也不能随意拼贴。我们的艺术自信不应只来自自我肯定，还应来自国际认知。这就需要中国舞蹈行业直面“现代化”。
行业的“现代化”不是让所有的传统舞蹈都发生“现代化”改变，相反，是需要传统舞蹈和现当代舞蹈各归其位，让我们的传统艺术所塑造的形象获得文化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认同”，去接一接乡土民间的地气，去觅一觅文人雅士文化的情怀。让我们的当代艺术形象超越现实功利，跨越意识形态的区隔，向世界去展现一样的生命形态和不一样的文化根脉，去思考如何用身心和心智感知今天的中国人，并使其美学价值获得国际识别和国际认知，从而异时异地共赏。艺术家和观众之间探求的是基于个体的心灵接受，而非某些“评价范式”或“权威奖项”。
中国舞蹈影响力探讨的不是能否“走出去”，而是“走出去”的有效性。这需要搭建出多元共生的对话平台，使得无论是非营利的探索，还是营利性的文化产业，都能邂逅并惠及圈外的、民间的、世界的有缘人。
当然，塑造全新的当代形象，提升中国舞蹈创作的文化影响力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其实，有一种“文化力”，就叫润物细无声。这是一种温润的巧力，细致入微，毫不张扬，只在最需要的时候巧妙借势，应时而生，无意“讨好”，却知晓人心，也滋养人心。
这便是本书对于中国舞蹈的寄语。
[1] 慕羽：《舞蹈创作中当代形象的“文化力”》，2014年6月23日《中国艺术报》。
[2] 出自鲁迅1934年4月19日的信《致陈烟桥》。
[3] 陈晓明：《当代中国文学的现状与道路》，2012年10月29日《人民政协报》。
[4] 陈晓明：《当代中国文学的现状与道路》，2012年10月29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