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220—589）的长期地方分立（中间只有西晋统一了二十余年）之后，到隋朝（581—618）实现了统一。然而，在隋统一以前，突厥曾长期是北中国的太上皇。北齐（550—577）、北周（557—581）争相与突厥结好，“周人与之和亲，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长安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齐人亦畏其为寇，争厚赂之。佗钵（可汗，572—581）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常孝，何忧于贫！’”[1]隋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策，曾使突厥可汗俯首称臣。[2]然而，隋朝毕竟祚短。隋末丧乱，“时中国人避乱者多入突厥，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3]。隋末起事的各支队伍几乎都引突厥为援，包括李渊，到唐朝（618—907）初年还是如此。[4]

突厥霸权的存在与中国社会的统一，这就是迄至唐朝建立时亚洲政治生活中的两个最主要内容。

从7世纪中叶开始，亚洲大陆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在传统的南北农牧分立局面中，加入了冲出沙漠的大食人和走出高原的吐蕃人，他们内部统一起来的原因尽管有很大不同，但都成了亚洲大陆上全新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从此，旧大陆政治地理的空白完全消失了，旧大陆的历史却因而增加了新的篇章。

有意思的是，唐、吐蕃、大食这三方，在当时说来，社会历史、文化截然不同，却几乎是同时开始向外经营的。629年，一支大食人的军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叙利亚南部地区，这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向外部世界进行征服的第一步[5]；630年，唐灭北突厥，置西伊州[6]；634年，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遣使唐朝，638年入寇松州[7]。三方发动的时间相差最长不过十年。然而，三方却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先后达到其对外发展顶峰的：大食在715年（屈底波·并波悉林远征拔汗那时遇害），唐朝在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吐蕃在792年（攻陷西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历史研究工作者从各方面进行探讨，尤其是从各方自身社会结构和内部发展上去探究。我们这里想指出的是，正是唐、吐蕃、大食关系史构成了7世纪中叶迄8世纪末叶亚洲强权政治史的主要内容，正是它们的活动盛衰影响着这一百六十多年亚洲大陆的政治发展。这一时期正是中亚突厥化、伊斯兰化的前夕，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这时候，今天属于中国的西部疆域及其毗连地区大都已处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但是，这一段重要历史内容在国内外学界都缺乏系统的专门研究。近年，日本的森安孝夫（1984）和美国的Ch.I.Beckwith（白桂思1987）先后出版两部论著，由于引用文献各有局限，还不能说已填补了这段空白。可见，研究本课题既有学术意义，就探讨我国疆域形成史等内容来说，也有现实的政治意义。

唐、吐蕃、大食三方共同发生关系的地方在中亚（Central Asia），我国传统称之为“西域”，所以本书的研究主要涉及这一地区。

[1] 《通鉴》卷一七一，5314页。

[2] 参见《隋书·北狄传》。

[3] 《通鉴》卷一八五，5792页。

[4] 参见《隋书·北狄传》，1876页；《通鉴》卷一八五至卷一八九，武德元年（618）至武德五年。

[5] 参见希提1979，171页。

[6] 参见《旧唐书·突厥传》上，5159页；《新唐书·突厥传》上，6035页。

[7] 参见两唐书《吐蕃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