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朝统治西域与吐蕃的介入

第一节 唐朝的西域统治

唐朝初期的西域经营

6世纪中叶，原来服属于柔然的突厥（Turks）部落兴起于金山之阳（阿尔泰山南面）。546年，突厥灭高车，尽降其部众。552年，突厥破柔然。567年左右，突厥与萨珊波斯共灭哒（Hephthalites，西方称之为“白匈奴”）。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自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了突厥草原帝国的控制之下。[1]583年，突厥分为东、西两部。西突厥（583—657）最初与萨珊波斯以乌浒水（缚刍河，即Oxus，今阿姆河）为界。在从6世纪80年代到7世纪20年代的四十多年里，西突厥与东罗马帝国（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或Byzantium，395—1453）结盟，连年向波斯开战。到统叶护可汗（约619—628）时，西突厥的政治势力达到全盛，东以金山（阿尔泰山）为界与北突厥（即东突厥第一汗国，583—630）抗衡，西南抵末禄河（Merv-rūdh，今阿富汗木耳加布河）上游与波斯为界，南至印度河上游喀布尔河流域。《旧唐书·突厥传》下说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2]。可见，突厥草原帝国对被征服的绿洲地区实行的是一种间接控制而非直接占领的霸权主义统治，目的在于攫取经济利益。

然而，波斯和东罗马都在长期的战争中大大削弱了，这就为大食即阿拉伯人（Arabs）的兴起和扩张创造了条件。[3]

7世纪初，唐朝建立后不久，突厥草原帝国东、西二部也都相继由盛而衰。唐朝初期经营西域，就是从消灭突厥的霸权开始的，而且最终在东、西两面都取代了突厥的霸主地位。

唐朝在建立其西域统治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活动与成就：

贞观四年（630），平北突厥，置西伊州。[4]贞观六年（632），去“西”字，称伊州（今新疆哈密）。

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置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5]；同年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6]。

贞观十八年（644），讨焉耆（今新疆焉耆）。[7]

贞观二十二年（648），平龟兹（今新疆库车）。[8]

永徽二年（651）十一月，因西突厥阿史那贺鲁之乱，将安西都护府由交河迁高昌故都，命高昌王后裔麹智湛前往镇抚。[9]

显庆二年（657），平贺鲁；[10]同年，诛龟兹大将羯猎颠及其部党，置龟兹都督府。次年五月，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故安西为西州都督府。[11]

在平定贺鲁的过程中，唐朝已开始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如永徽五年（654）闰五月以处月部落置金满州，隶轮台县[12]；显庆二年（657）春正月分葛逻禄谋落部置阴山都督府，炽俟部置大漠都督府。[13]显庆二年平贺鲁，十二月乙丑下诏分西突厥地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阿史那弥射为兴昔亡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14]、昆陵都护，押五咄陆部落；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并令弥射、步真与卢承庆一道将投降的西突厥诸姓按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节级授都督、刺史以下官。实际上，这道诏令的实施主要是显庆三年（658）的事，即是年五月安西都护府徙于龟兹以后的事。此后，唐朝又四次在西突厥故统辖地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等：

第一次在显庆三年（658）。据这年十一月将贺鲁俘到京师时所知的情况，已将贺鲁种落（即西突厥五咄陆部落）各置都督府，同时在其所役属诸国也分置州府，分属昆陵、濛池二都护府[15]，并隶安西都护府。史料中讲到这里往往都说：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其实这只能是就唐平贺鲁从而征服了西突厥这种大势来说的。因为，显庆三年乙毗咄陆可汗的儿子真珠叶护仍然据有吐火罗（Ṭukhāristān，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以及阿富汗东北部的阿姆河上游流域），该地区大部分还没置州县；有的地方虽在显庆三年设了都督府，到龙朔初才授其王都督。[16]总之，昆陵、濛池这两个羁縻都护府是专为分统西突厥十姓部落左、右厢而设置的。虽然弥射、步真均为西突厥始祖室点密可汗五世孙[17]，但所谓“兴昔亡可汗”“继往绝可汗”都不是统一的西突厥十姓可汗，因而也不再具有从前那种役使绿洲诸国的霸主地位。显然，唐朝征服西突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对绿洲诸国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唐朝的这一意图，从其经营西域的进攻方向也可以看出来。在唐朝取得高昌、焉耆以后，646年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642—651）曾遣使向唐请婚，唐太宗即提出要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等五国为聘礼”[18]。其意图非常明显。因此，尽管后来西突厥余部竭力想恢复其旧有势力，但唐朝绝不允许并全力制止这种企图。这便给吐蕃介入西域提供了契机。所以，迄今为止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唐朝支持突骑施在中亚同大食对抗[19]，不过是误解史料而产生的错觉，其实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事。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唐朝与大食计会连兵共破突骑施苏禄倒是事实（见本书第四章）。

第二次是在显庆四年（659）。这年三月，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真珠叶护战于双河，斩之。据《通鉴》卷二〇〇记载，同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考虑到安西都护府已迁龟兹，于阗早已在唐朝的庇护之下[20]，我认为，本年疏勒（今新疆喀什）置州标志着著名的安西四镇正式设立。[21]唐初安西四镇主要是作为安西都护府的下一级派出机构，分片镇抚葱岭以东的南部绿洲地区，以取代西突厥对这里的传统控制。这一地区本来还有朱俱波（即朱驹半，今叶城）、渴盘陀（葱岭）等绿洲小国，唐朝仅置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显然是重点设防、分片负责的战略。此外，在唐初军事上镇防与征行两套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边镇也不可能像盛唐时期那样大批驻军。《新唐书·百官志》四下说：“每防人五百人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唐初安西四镇各镇兵力状况大抵如此。据业师张广达教授研究，唐灭高昌以后，作为唐朝经营西域基地的西州，当地人力状况十分紧张。[22]了解这一点对于客观地认识唐初西域各种势力组合变化的原因十分重要。《唐六典》卷三〇都护副都护条：“都护、副都护之职，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同卷又说：“镇将、镇副掌镇捍防守、总判镇事。”由此可见，唐初安西都护府与四镇的活动方式大致也与当时的各种征行相似，即主要靠兴发当地蕃兵蕃将来征讨携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当地蕃人与其他势力连兵，安西四镇便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撤回西州。就在安西四镇设立的这年十一月左右，就有贺鲁部将阿悉结阙俟斤都曼[23]帅疏勒、朱俱波、渴盘陀三国反，击破于阗。有迹象显示，都曼进攻于阗很可能意在“南结吐蕃”（详见本章第四节）。同年，唐派苏定方讨平之。[24]

第三次是显庆五年（660），来济任庭州刺史，“请州所管诸蕃，奉敕皆为置州府，以其大首领为都督、刺史、司马，又置参将一人知表疏等事”[25]。这应该就是龙朔二年（662）于庭州置金山都护府的基础。[26]

第四次是龙朔元年（661）。是年，因吐火罗款塞及波斯王卑路斯请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唐朝遣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州、县及军府，并隶安西都护府，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之。[27]

至此，唐朝以三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其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的统治。贞观四年（630）唐朝灭北突厥时，“四夷君长诣阙请上（指唐太宗。——引者）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28]。这一事件意味着唐朝皇帝在新的统治秩序中的地位变化，标志着亚洲大陆上的一个新的政治时期的到来。日本学者谷川道雄就此评论说：“于是，由于承认唐朝皇帝是北方各族的最高君长，各族与唐朝便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直接关系。”[29]天可汗在西域的影响尤其深远，降至天宝年间还有这种称呼。[30]

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形式

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层是伊、西、庭三州的州县制，这里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最初几任安西都护[31]中至少有两人明确带有“使持节（督）西、伊、庭三州诸军事”的职衔。[32]伊、西、庭三州这种行政分职、军事合一的体制以后便一直保留下来。安西都护府迁龟兹以后，不久又在庭州设立金山都护府管理在贺鲁种落设置的羁縻府州。但是，作为唐朝经营西域的基地，伊、西、庭三州在军事上一直是一个整体，这一点是认识和理解唐朝西域各军政建置之间关系的关键。开元（713—741）年间设节度以后，在节度与都护分职时，伊、西、庭节度衙多半就驻在西州。

第二层是安西四镇的羁縻制。

根据各种史料的记载[33]，我们可以归纳出唐朝羁縻府州的以下性质：

1．羁縻府州是为保证唐朝的永久安全和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而在边疆地区诸国、诸部设立的。它们必须执行唐朝法令，管理好本府州，互相之间不准随意攻伐侵掠。

2．羁縻府州设都督、刺史、司马、参将等职官。都督、刺史这些长官都由本部首领担任，都是世袭职务；司马为通判官，参将负责表疏，均与保持同朝廷的关系和沟通有关。

3．羁縻府州按规定都属边州都督或都护管领。

4．羁縻府州有无版籍不定，即使有版籍，徭赋也比齐民百姓要轻；无版籍的多半是随地畜牧。

5．羁縻府州往往采用当地或附近城镇、部落的名称。

确实，与大唐皇帝同时又是天可汗一样，羁縻制度下的部落酋长、小邦国王同时又是唐朝官吏。所以，谷川道雄认为：唐帝国表面上由都督府、州这样普遍的行政组织统一起来了，实际上内部并立着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是胡汉共存的统治方式。[34]然而，我们认为，唐朝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除了谷川所说的“两个世界”以外，在具体实践中还有一个介乎州县制与小邦国王间的过渡形式，这就是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才是胡汉并存的统治方式具体表现的地方。

如前所述，安西地区已经设立了羁縻州（到高宗上元年间又增置四镇都督府），唐朝又在这一地区设四镇镇抚，这就形成了一套胡汉结合、军政并行的统治制度。由唐朝的制度可以推知，仅次于都护府的安西四镇当属于“上镇二十”[35]之列。一般说来，每镇应有防人五百。[36]镇有将一人，镇副二人，仓曹、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镇副下有录事一人，诸曹均有若干佐、史之类的流外官。镇以下有上、中、下戍，均有戍主，上戍有戍副一人。[37]但是，初唐四镇并非盛唐镇守军，安西尚无汉兵镇守，四镇组织未必十分健全。

四镇作为边镇，其功能在于“镇捍防守”[38]。然而，作为安西都护府的派出机构，其职能应与都护府一致，即“掌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离”[39]。这些就决定了四镇与羁縻州以及后来设立的四镇都督府的关系：二者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但四镇还负有代表中央抚宁蕃人的责任。而且可以肯定，镇将和后来的镇守使一样，都是由汉人武将来担任的。[40]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镇将可以兴发蕃兵蕃将或协助他们作战。总的来说，唐朝以戍边机构镇守地方当始自初置安西四镇；但当时的安西四镇却只有防人而无镇军。由于有戍边机构镇守，就把安西都护府辖下的四镇地区同该府所辖其他地区区别开来，其他地区对唐朝来说基本上是鞭长莫及。[41]但由于当时四镇只有少量番上的防人[42]，本身不能胜任大规模作战而须倚赖后方基地支援[43]，因而形成了唐初与吐蕃在安西四镇反复争夺的局面。直到长寿元年（692）王孝杰复四镇后以汉兵三万防守[44]，这才增加了安西四镇的御敌能力，此后安西都护府未再迁动可为明证。[45]

第三层是安西四镇以外的其他羁縻府州。这些地方无汉将镇捍防守，与唐朝保持朝贡、册封等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有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唐朝对他们“虽不能尽保护的责任，但如有胡国对于唐有所妨害，或‘无藩臣礼’的时候，安西都护府是会代表唐政府执行讨伐责任的”[46]。

当然，以上三层统治形式所涉及的地域并非固定不变。早在唐德宗时期（780—805），苏冕编《唐会要》就发现：“咸亨元年（670）四月罢四镇是龟兹、于阗、焉耆、疏勒；至长寿元年（692）十一月复四镇是龟兹、于阗、疏勒、碎叶。两四镇不同，未知何故？”[47]至后晋刘昫修《（旧）唐书》，在《龟兹传》中说：“先是，太宗既破龟兹（即贞观二十二年事。——引者），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48]近人遂多以为四镇初置即有碎叶而无焉耆。其实，郭孝恪已在争夺龟兹时身殁[49]，不可能在破龟兹后出任都护。1979年吐鲁番出土的《唐永徽五年（654）令狐氏墓志》等资料表明，贞观二十二年（648）破龟兹以后，安西都护府仍在西州活动，并没有移置龟兹。[50]据研究，《旧唐书·龟兹传》此段是在摘录神功元年（697）崔融《拔四镇议》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51]，其说不可凭信。就四镇而言，按照唐朝开始经营西域的意图——消灭并取代西突厥对葱岭以东绿洲诸国的控制，唐朝初置四镇只能有焉耆而不会有草原地区的碎叶。只是后来由于吐蕃的进入使得隔断二蕃（吐蕃和西突厥余部）成为唐朝的主要战略目标时，置镇碎叶才成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