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记忆与踪迹

本书实际上是我近年来写的专题论文，主题是探讨当代理论和文学创作的转向问题，这一转折牵涉到从后现代问题转为现代性问题——这个像是倒退的转向却构成了当代学术运行推进的轨迹。当然，贯穿于其中的论题主要是现代性问题，从现代性角度阐释当代中国文学是近年学术的热点之一，其中有些文章（章节）也涉猎解构主义理论方法，所以，本书还是有一种基本的视角和贯穿的主题。因为是专题论文，所以要努力做成一本“专著”的样子也未尝不可，但它还是留下明显的论文集的痕迹。对专著的迷恋，是中国当代出版机构的普遍爱好，也是对学术著作保持最低限度容忍的标准。似乎只有出版专著才算得上是支持学术（才没有白赔钱），因为专著被看成是学术的中坚力量。专著当然以其体系与完整性表现了对学理问题的全面深入探索，好的专著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真正好的学术专著可能凤毛麟角，大多数是徒有专著的外表，被拉长的教科书，或是由貌似体系实则是武断的拼贴堆积起来的长篇大论。而论文通常因为发表所经过的审查，刊物有限篇幅对写作的限定，论文总是要精练得多，由论文合集成书，应该有更基本的学术水准的保障。在国外，那些影响卓著的“书”经常是论文集，或者绝大部分是论文集。所谓专著少之又少，国外的学术平台主要是由学术刊物构成，决定了论文的学术水准要高于所谓的专著。因为专著总要一章一节地写，很难想象，有真知灼见的章节，不能被学术刊物发表，如果过不了这一关，要直接成为书出版，这在国外的出版机构显然是一件棘手的事。罗德里奇（Routledge）之类的大牌学术出版机构，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百分之八十是论文集。这与国内的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的选择大相径庭。尽管我在本书交稿时，为了适应国内出版社的习惯，努力做得像专著，但我还是更愿意坦诚地表示，这本书应该属于论文集性质。它汇集了我近年的理论探讨和对当代文学的思考。前者主要是对现代性理论的一些关键问题的阐述；大部分则是关于当代文学转折变革中隐含的现代性主题。

在我编辑修改书稿时，惊闻大师德里达已经仙逝，德里达的去世意味着法兰西最后一位大师，也意味着思想界最后一位大师的离去。作为一位最有争议的哲学家，德里达的思想直到他离去也没有被人们真正搞清楚。近年来，人们乐于发出“解构主义过时”一类的论调，就这一问题，我特地在2004年夏天的中外文艺理论年会上问过米勒，米勒的回答当然不负众望。他肯定地认为，解构主义没有过时，只是解构主义的思想已经化作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在当代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中起作用。事实上，我在回答其他人的质疑时，也是像米勒一样回答。答案同样是肯定而不容置疑的。看看当代理论和批评走过的历程，如果没有解构主义几乎不能设想这种历史还能发生。解构主义滋养了美国的文学批评，这才有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的黄金时代。踩在后结构主义肩膀上的文化研究（以及“西马”的批判理论、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理论、女权主义，等等），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文化巨人，正在不顾一切地吞噬当代文化的所有现象。这个拉伯雷式的巨人早已数典忘祖，以为文化研究自成一格，拥有拆解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现实的精锐武器。然而，只要去除掉后结构主义的那些理论术语，那些思想方法，特别是解构主义打下的思想基础，文化研究还能剩下什么？批判理论还有多少锐气？在解构主义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历史时刻，我们真的为趾高气扬的文化研究和各种批判理论惭愧，也为德里达打抱不平。解构主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被抢劫一空，在70年代的大学讲坛上，人们只要掌握了几个词汇就自以为得其精髓。现在，解构主义似乎变成常识时被人们封存于思想的角落。

德里达已经离去，让我们铭记这位杰出的思想家的贡献。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精髓所在，清理那些根本性的混淆。解构主义没有被认真对待，这就是当代思想捉襟见肘的根源所在。事实上，解构主义真正是后现代性思维的基础，是不死的源泉，是建构后现代思想基础的纯朴起点，它依然包含着这个时代思想深化的重要资源。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解构的历史性和主体性问题。

我以为在诸多对德里达的误解中，对他理解得最不清晰处，或者说最不应该误解的就是他的关于历史与主体的思想。因为人们把解构历史与主体看成是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当然也是解构主义的根本特征，由此就断定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反历史反主体的思想理论。实际上，这只是看到事物的皮毛，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深处。解构的历史性问题历来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解构主义被看成是历史与主体性的天敌，也正因为此，解构主义被理解成是抽空了人文学科的精神底蕴。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也因为此备受怀疑和攻击。当人们把解构理论称之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时，德里达明确声称，解构是一种肯定性的思维，他这么多年就一直致力于反对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这可能让非议者大跌眼镜。然而，德里达近年来却明显在强调“历史性”问题，这不管是他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回应，还是他对人文学科在这个时代的功能与意义的看法，以及他反复谈论的“宽恕”和“正义”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德里达对“历史性”的重视。而他本人在多年来的访谈中也再三强调，他一直在反对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言下之意，他一直也在肯定和创建这个时代的思想。这都使我们有必要对解构主义重新加以理解和阐释。

特别在今天，我们重新寻找后现代思想理论基础的时候，在把后现代主义看成一种建设性的思想文化的时候，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关于历史与主体的思想更应该加以认真对待。在我看来，德里达对历史与主体的解构是与对形而上学的历史解构联系在一起的，他解构的是我们已经建构起来的历史与主体的思想概念，而同时德里达强调他的思想中一直就是“历史的”，一直就是在历史中来思考这些问题。对历史的解构踪迹所构成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的最小值，而他开始对主体的关注也可以在主体的最小值意义上加以理解，正是历史与主体的最小值可以看成是（理解）重新理解德里达的历史与主体思想的要点，而这一要点也是重建后现代思想理解的起点。

当然，试图从肯定性的角度理解德里达肯定是一项吃力的工作，这需要寻求新的思路，甚至需要在德里达复杂的解构语境中，找到一种线索。在最初引介和运用的有效意义上，人们还是从“破”的方面去寻求理论支持。现在看来，不管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还是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其实是在开启一种新的历史观和主体观，是在重新寻求历史与主体铭写的思想基础，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覆的废墟上，在“文明与疯狂”过后的基础上，在“千座高原”上，历史与主体有新的展开的形式。这就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基地，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建立后现代时代新的知识和话语体系。

从解构主义、先锋派文学转向“现代性”论述，这似乎意味着我被当代潮流所裹挟。确实，现在最热门的问题是现代性、全球化和“帝国”。原有的“后现代”论述都改头换面成“现代性”，而在这个平台上，全球化、后殖民话语和帝国理论可以纵横驰骋。回应当代思想潮流无疑是研究当代文学和文化人所必备的敏感，不想被历史落下，只有选择回应潮流。这使当代思想总是具有时尚的特征。现代性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学界显现，这对于熟悉现代化问题的中国学人来说应该不陌生。但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与关注的核心问题都大相径庭，事实上，它是另一个理论问题。更准确地说，现代性是一个后现代性的问题，它是在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展开的话语论说。中国当代学人对现代性问题的把握被身份政治与学术政治所影响，这使现代性问题不可能是一项知识或理论的探讨，更像是一种立场选择和方向表态。2001年，杰姆逊到中国讲演，主题就是“现代性”。杰姆逊的一番讲话让中国学人顿时失了方向，杰姆逊这位中国后现代的神父何以会鼓动中国走现代性的道路呢？这显然是误读，误读早在杰姆逊作为中国后现代传教士时就埋下伏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实际上是后现代的激烈的批判者，那是被他置放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框架内加以攻击的对象。现代性问题显然也是杰姆逊质疑的一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还牵涉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阵营的人际关系，其质疑被表达得更加隐晦曲折。更为诡异的原因可能还在于，杰姆逊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如此热心于进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痛心疾首——大多数中国学人没有看到这点。对于西方左派理论家来说，批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至于资本与高技术输入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产生的积极作用，他们完全没有兴趣。他们更乐于看到和夸大这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一体化经济带来的负面后果。杰姆逊“哀莫大于心死”的态度，被误解为他支持发展中国家介入全球化，他的现代性批判也就顺理成章被看成是鼓吹现代性。整个意义在颠倒中完成了中国学人自身的身份定位。

后现代变成一个现代性的话题，并不是理论和思想的倒退，只是理论不能在原有的框架里花样翻新，而要引入新的资源。显然，后现代转向现代性，是全球化问题、后殖民理论以及后现代话语向历史领域延伸的产物。后现代在其崭露头角时，与现代性直接构成对立，是以反现代性的形式，与现代性断裂的形式来确立自身的历史地位的。随着后现代话语的理论内涵的拓展，以及它对现代性的反思，反倒使现代性问题本身成为在起作用的理论核心。同时，从现代性的框架来看待后现代的更复杂深邃的思想，替代了从后现代立场来反现代性的简单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应该看到现代性问题还是后现代的积极而有效的延伸。对于当下中国思想界来说，后现代与现代性更是紧密地绞合在一起，它们彼此制约纠缠，形成远为复杂的历史情境。

就我本人的选择来说，从现代性来论述中国当代文学也并不是为了趋赶理论时髦，当代文学曾经在先锋派的实验形式触及后现代性，但随着先锋派经验的常规化和普遍化，后现代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没有扎下根来，这使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更大的理论框架。在文学上，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随着跨国资本与高新技术的强劲输入，通信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传媒的迅猛扩张，商业主义消费也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想象，应该说中国城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向后现代社会转型。但文学方面却并未表现出更为普遍的和更为深化的后现代趋向，先锋派的实验也为更为常规的传统文学所取代，甚至乡土叙事逐渐成为主流，小说变得更为保守、更适合读者的口味。也许文学从精英主义的民族国家叙事转向知识分子话语体系的先锋派挑战性叙事之后，它适应了当代消费社会培养起来的大众公共阅读空间，其后现代性不再表现为激进的语言实验，而只是显现出与大众文化同歌共舞的消费主义特征。这使中国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中国现代性历史中被割裂和悬置的场景，也就是说，它有必要补上资本主义“私人”文化这一课。这些被中国现代性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宏大叙事压抑下去的“私人性”，现在适应消费社会的生长空间而获得存在的基础。这样一种文化存在显然是混合了现代性和后现代，也就是说，它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展开的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对其探讨也有必要放置在现代性的谱系中才可以更全面阐发其美学意义。在这样的意义上，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就不是一种简单冲突的关系，而是相互缠绕和互渗互动的关系。

当然，存在的并不就是合理的，既要看到历史的不可能性——那种历史客观情势存在的困境；同时也要看到历史选择主体本身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并不能全部推给历史本身，主体不只是适应历史，同时也创造历史。显然，在美学上后现代向现代性的撤退，这也表明当代文学写作主体美学挑战意识的弱化。现代性美学与理性力量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我们审美感受的根深蒂固的“无意识”心理结构。年轻一代作家无法在后现代性的美学场域中找到新的起点，因为这需要更为艰难的探索。而回到现代性的完整性和历史编年体的美学场域中，可以与消费社会的大众阅读期待轻易吻合——这是一个双赢的成果，但这并不是当代文学真实的胜利。

在关于中国当代小说的研究方面，我的分析方法倾向于更为自由灵活的后现代笔法，我一直认为文学评论甚至文学论文要写出感觉，写出风格，写出味道。这就需要有完全消化的理论和独特思路，再加上语言。现在的文学论文和评论写得越来越呆板，在合乎学术规范化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学性魅力，这是我所不愿屈从的。我试图把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都写出独特的个人感觉，文学批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文本的再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意义解释。我不知道我的设想是否达到，这需要读者们的检验。

陈晓明

2006年8月10日改定

2019年2月2日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