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一本以理论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专著，但呈现出来的面貌可能和许多读者印象中的“理论研究”有些不一样，毕竟里面有相当的篇幅都是关于经验现象和历史事实的，而涉及理论源流梳理、抽象概念辨析的文字则相对比较概要。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源于笔者对理论研究特别是理论创新性研究的一些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不应该只是对宏理论的创新，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创新同样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知道，在国际关系学的百年发展史中，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理论论战，涉及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等多个方面。这些论战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化水平。但同时，这几次深入人心的论战也给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人员造成了一种印象，那就是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就是提出一个又一个的宏理论，就是范式和主义的创新。这样的理解似乎过于简单了。一方面，宏理论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宏理论的创新需要在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等方面做到有别于他者，而在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这样的哲学层面，可供选择的元理论本身就极为有限。如果将理论创新局限于宏理论层次，这将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相当长时间里的停滞。另一方面，宏理论并不能解释国际关系的所有问题，而国际关系现象又极为复杂且在不断演变。如果目光仅仅停留在宏理论层次，这将意味着将有大量重要的国际关系现象无法从理论上得到解释。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观和微观理论的创新应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工作的主体内容。国际政治系统与其他所有人类社会系统一样，本身是复杂和多样的。国家间互动的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创新和发展中微观理论提供了丰厚的现实土壤。虽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断言“如果说有关于国际政治的独特的政治理论，那么非均势理论莫属”，[1]但国家显然不可能只遵循一种行为模式。国家行为的多样性使得我们在构建用以解释一般性国家行为的宏理论之外，还可以而且应该去努力发现和解释一般性理论所无法解释或忽视的相对特殊的国家行为。要想更好地理解那些仅在某类国家或某个区域或某一时间段出现的国家行为，只有依赖于中微观理论的发展和丰富。
与第一点体会密切相关的另一点体会是，理论创新可以从发现和解释经验困惑入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有两种常用路径。一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这种路径主张首先提出一个新概念或新思想，然后从这个概念或者思想出发发展理论内核，在此基础上通过议题设置发展出一套理论体系。另一种是跨学科知识迁移。这种路径强调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通过将对理论创新有价值的概念、原理、方法迁移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来，以此实现理论创新。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有意尝试了有别于上述两种路径的第三种创新路径：从经验困惑出发。本书各章虽然使用了国际关系学的许多既有理论和概念，也借鉴了其他学科的某些概念和原理，但这些都只是作为理论创新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所发现的经验困惑。这种以经验困惑为引领的理论创新路径最突出的优势是，其研究的问题一定是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或尚未给予充分关注的“真问题”，是拓展知识边界必须关注和解释的理论盲点。因而，通过这种路径实现的理论创新能够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地补充和完善学科现有知识体系。不仅如此，以经验困惑为导向的理论创新研究，由于是以回应现实中的难题为出发点，强调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因此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还往往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意义。[2]
笔者研究的第三点体会是，理论创新的经验来源应尽可能多元，同时应避免在理念上陷入某一范式的窠臼。经验事实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发现经验困惑的“数据来源”，也是检验理论假设的“事实依据”。现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用到的经验事实主要源于近现代欧美国家的历史经验。但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国际政治的进程是复杂和多样的，因此某一地区的历史很难完全代表整个人类社会的国际交往史和国家互动史。例如，古代东亚体系在多数时间段内都处于单极格局之下，这与欧洲近代长期处于大国彼此制衡的多极体系显著不同。不仅如此，东亚与欧洲在文化认同程度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受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影响，近代欧洲各国大都能将彼此视为相同类型的行为体，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甚至认为，17、18世纪的欧洲俨然已是一个有共同道德基础的国际社会。[3]相比之下，古代东亚体系成员之间的身份认同差异明显更大，这当中既有深受中华儒家文明熏陶的朝贡体系核心成员，也有受儒家文明影响较小的外围成员，还有不时挑战汉族王朝正统地位的游牧民族政权。东亚与欧洲国际体系的这些差异决定了，以后者的历史为主要经验来源的现有理论在解释前者历史时将难免遇到盲点和难点。本书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
本书在注意经验来源多元化的同时，还注意避免对某一理论范式的过度依赖。理论创新的目的是拓展和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认知，而不是论证某个理论的正确性或者捍卫某个范式的正统地位。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努力避免因熟悉或偏爱某种理论范式或研究方法而有意无意地排斥其他理论范式和方法。与这种做法相一致，本书坚持分析折中主义，不从某种宏观范式的既定框架出发，也不机械地套用某种既定概念，而是以具体的经验困惑为导向，灵活地综合运用各种范式的原理、思路、概念，提出针对某类具体问题的解释，尽可能做到兼收并蓄，海纳百川，让理论知识为解释问题服务，而不被理论绑架。[4]
上述三点体会同时也是本书写作的三项指导原则。本书以东亚国际关系历史为主要经验数据来源、以中微观理论创新为目的、以经验困惑为引领，研究了不对称同盟下的小国行为。具体而言，本书着重考察了现有理论尚未给予充分关注或提供有效解释的小国的四类行为，分别是“两面结盟”、“自我孤立”、“自主权衡”和“两面下注”。其中，第一类行为与不对称同盟的形成有关，后三类与不对称同盟的存续相关。本书的目的就是通过系统的科学实证研究，探究不对称同盟下小国的上述行为模式及其背后的理论原理，并尝试发掘其隐含的理论启示。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本书分别采用了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过程追踪、博弈论、大样本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视角、经验证据与理论观点等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创新。一是发展了以小国行为为主要解释对象的不对称同盟理论。现有不对称同盟理论大多从大国竞争、地区及国际格局等视角研究不对称同盟问题，主要关注不对称同盟下的大国行为，相对忽视了对小国行为的分析。本书通过对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多种行为的观察分析，在确证了小国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同时，揭示了这些行为背后的理论机制，从小国视角补充和丰富了有关同盟问题的理论认识。
二是以非西方历史经验拓展了不对称同盟的研究议题。有关不对称同盟的现有理论议题几乎都来源于近现代欧美国家不对称同盟的历史经验。本书另辟蹊径，研究议题和经验论据均主要取自古代和现当代的东亚国家行为。之所以如此，其实并非笔者刻意为之，而是非西方国家间的互动史确实表现出了现有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的独特性。发掘更广泛时空背景下的国家间互动史很可能是实现国际关系理论持续创新的重要突破口。
三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实证检验支持的创新性理论观点。这些具体观点包括：不对称同盟下小国同时与两个敌对的大国建立针对彼此的同盟是可能的，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间除“大国分治”模式外还存在相对更为温和的“大国共治”模式，联盟除正面威慑功能外还拥有尚未被意识到的负面威慑功能，大国的战略信誉影响小国的安全自主性，小国国内合法性影响大国权力转移进程中的小国行为选择，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联盟理论、大国战略竞争理论、威慑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理论的创新。
最后，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对在我学习成长道路上给予我指导和关怀的每一位老师和同仁致以由衷的感谢。他们不仅在知识层面教化着我，更在精神层面引领和激励着我。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对本书的资助。囿于个人学识和研究能力的不足，本书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恳请读者同仁批评指正。
曹玮
2021年2月4日
[1] [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86页。
[2] [美]加里·金、罗伯特·基欧汉、悉尼·维巴：《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陈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 [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章。
[4] [美]鲁德拉·希尔、[美]彼得·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秦亚青、季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