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小说家到戏剧家

一 成为小说家的老舍

农历戊戌年腊月二十三，即公元1899年2月3日，老舍先生在北京城西护国寺街小羊圈胡同（现今小杨家胡同）的一个满族正红旗贫苦家庭出生。老舍生于阴历立春时节，因此父母给他取名为“庆春”，有庆贺春天到来，前景美好之意。老舍上学后，自己改名为“舒舍予”，其意为“舍弃自我”，也有“忘我”的意思。老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和戏剧家有诸多因素，最为重要的包括北京乡土底蕴的熏染，广阔世界意识的建构，对民族和家国的思考认同，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关注，这些都构成了老舍小说和戏剧的创作底色与风格。

首先，深厚的北京乡土情怀。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破落八旗家庭的老舍，其文艺创作题材多以下层人民生活为主。由于八旗制度清朝初创时，满人较汉人少，为维护其统治，就规定旗人只需专门负责军事，不能从事农工商业。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长，清朝财政入不敷出，一部分旗人贵族子弟疏于弓马而耽于玩乐，而广大下层旗人逐渐走向贫困。老舍的家庭就是皇城根下破落旗人家庭的典型之一。老舍出生后，除了已经出嫁了的大姐，全家6口人全靠父亲舒永寿在八旗军中当“巴亚喇”（汉语为“护军”，即守卫京师安全）每月3两饷银和一点老米度日。时值1900年，义和团运动甚嚣尘上，“八国联军”接连攻陷天津直奔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等王宫贵族仓皇西逃，京城就主要靠舒永寿这样的下层八旗护军卫护。当时舒永寿守卫正阳门，却不幸被炮火烧成重伤，死在爬回家的半路上。此后整个家庭的重担就压在老舍母亲身上。老舍曾说：“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的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2]老舍母亲靠给街坊店铺缝补浆洗衣服，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到老舍七岁时，很幸运的是碰到一个叫刘寿绵的大叔资助他去一个“改良私塾”读书，后来老舍考取了当时的北京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生膳食、服装等都是公费，所以这期间他还算是衣食无忧。读师范学校的5年时间，也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酝酿和风起云涌的时期，老舍在文学方面的天赋逐渐显现，并受到当时校长和国文老师的器重。到1918年，18岁的老舍以该届第5名的优等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京师第17高等小学当校长。在这期间五四运动爆发，作为校长的老舍没有参加，但他深受当时新思潮的影响。1920年老舍获得一个“优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老舍做不到两年就辞职了，因为他觉得那样是在浪费生命。初入社会的老舍也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还大病一场。1922年，老舍在宝乐山牧师的介绍下加入基督教教会，期间除了参加教会的一些公益性活动，他还在北京一中、天津南开中学授课。1923年，老舍将其一些文学想法付诸笔端并在《南开季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铃儿》，讲的是一个京城北郊小学生“小玲儿”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完成报仇雪耻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语言和风俗就别具京韵京味。更重要的是，从这篇小说也可窥见北京城凝聚着老舍的家仇国恨，因此当日本侵华战争的炮火燃起后，老舍有更为深切的创痛，他义愤填膺地拿起文人的武器，通过戏剧创作鼓舞人们抗战。尽管老舍的抗战戏剧都在重庆创作，但无论是戏剧的题材、人物、对话，还是舞台布景等诸多方面也深深打上了北平的烙印。

其次，广阔的世界意识。老舍于1924年，经教会牧师推荐，到英国任中文教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工作了5年。在英国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的同时，他还大量阅读从古希腊，到但丁、狄更斯、萧伯纳等诸多西方经典，让他对世界文学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为了打发生活中的一些无聊，老舍也萌发起要“写着玩玩”的念头。1926年，他开始陆续在郑振铎于上海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其中，《老张的哲学》讲述了市侩老张身兼商人、教员和军人的故事；《赵子曰》一篇描写了北京城里大学生们的众生相；《二马》是老舍创作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作品视野也较开阔，主要通过中国人马氏父子在伦敦的生活故事，对比分析了中英文化和国民性格差异，批判了欧洲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思想。1929年老舍从欧洲回国，中途在新加坡居住了5个多月，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小说讲述了新加坡的华侨儿童小坡和其他小朋友间的童趣故事。这部小说不仅体现了作为曾经“孩子王”的老舍对儿童发自内心的喜爱，更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怀。老舍实际上从世界意识出发来歌颂中国人的开拓精神，反思了康拉德南洋丛林小说中流露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感。这种世界意识，使老舍在抗战戏剧中不仅以世界的眼光来烛照传统的劣根性，同时能跳出眼前仇恨的局限，以开阔的视野创作了《大地龙蛇》等戏剧，试图整合东亚和世界优秀文化来建构新的中国文化。

再次，老舍归国后创作的苦闷。1930年初，老舍被济南齐鲁大学聘为文学教授。原本他是满怀热切希望的回国，但恰逢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军阀割据的混乱。故而1931年老舍写作《大明湖》抨击日军在济南制造的“五三”惨案，并将小说寄给《小说月报》。1932年爆发日军侵华的“一·二八”事件，老舍小说手稿都遭战火焚毁，因此读者也无缘再见这部小说。随着日本进一步侵略，满族人发源的东三省也沦为日本殖民地，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忙着中原军阀混战，以及围剿共产党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老舍对国家前途极度失望，写下了长篇小说《猫城记》（1932年）。这部小说虽然是采取科幻寓言的方式写作但笔调辛辣，可以说是鲁迅之后最激烈的批判国民性的作品。当然这部小说当时也受到很多质疑：首先，作品流露的“中国文化落后”论太过消极。由于老舍从英国回国后不自觉带着一种“欧洲乌托邦”来审视中国文化，自然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全无是处的“噩梦”。其次，老舍政治上的不成熟。老舍一直长于文化分析，而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辛亥革命后，包括老舍在内的满族知识分子，对各类的政治及政党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最后，小说偏离了老舍温和幽默的风格。老舍因在欧洲时对祖国满怀热望，他带着一种欧洲式乌托邦回国后，一碰到残酷的现实，让他极度苦闷，故而《猫城记》中老舍一改原有的轻松幽默，加大了讽刺和幻灭性的议论。小说出版后虽然遭到很多批评，但也引起了老舍冷静地反思和总结，即小说暂时还是需要依赖自己的特长：一是对自己熟悉的北京风俗人情的叙写；二是发挥自己的幽默特长，并把这一特长运用的更好。1934年，老舍任山东大学教授，并迁居青岛，重新将目光投向北京城小人物的生活，写出了《离婚》。讲述了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小科员的工作、升迁、老婆、孩子、外遇等等琐碎烦心事。道出了一个知识者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蜕变成一个市侩小市民的无奈。幽默未了而悲从中来，该小说也充分体现了老舍“含泪的幽默”这一艺术风格，同时也是老舍回国后“苦闷的象征”。在当时，能否走出这一精神的困境，决定了是否有后续作为戏剧家的老舍。

最后，30年代老舍小说创作了丰富的人物群像，而这些人物形象也直接影响其戏剧人物的创造。老舍30年代短篇小说人物群像包括知识分子、中小官僚、巡警，也包括五行八作的诸如拳师、匠人、车夫、艺人、逃兵、娼妓等等。他以细致的笔调书写出了当时中国的人间百态，同时继续关注着国民性的变迁和启蒙。30年代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混沌期，老舍的短篇小说则记录这一时代人物的心理和精神的变迁。具体而言，这些小说人物又分为以下几类：（1）下层小市民。老舍出身底层自然对下层民众有着深切同情。《微神》讲述的是贫困环境下一对男女青年爱情的破灭。《月牙儿》讲述的一个暗娼的女儿虽然自立自强，但仍逃不脱其母亲的职业。《我这一辈子》讲述了一个读过书，学过手艺能干的小伙子，最后成为底层巡警的故事。 （2）洋奴。诸如《五七》《柳家大院》等小说中描绘了崇洋媚外，对同胞则仗势欺人的奴才形象。（3）守旧派。特别是盲目排外的人物，诸如《抱孙》《眼镜》等作品。（4）虚伪的道学家。诸如《新时代的旧悲剧》 《善人》等。（5）新旧时代和伦理冲击下人物的对比。老舍从内心深处对在历史大潮下走向式微的传统抱有深切的感情。故而写出表现中国传统社会和行业所遭受现代转型的冲击的典型作品《断魂枪》 《老字号》《新韩穆烈德》等。其中《断魂枪》是个老舍式的武侠短篇小说，文笔简约而意味悠长。小说着力描述沙子龙这种英雄末路的身份转换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以及传统国术文化黯然淡出历史舞台的悲凉。老舍短篇小说创作了丰富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后来又以不同面貌出现在老舍抗战戏剧的大舞台上，思想和命运又发生了新的改变。

总之，老舍小说方面的成熟对其戏剧创作有着全面的影响。特别是到了1936年，老舍进入写作的第10年，其文学思想和艺术造诣等各方面都走向成熟。他辞去了教职成为一名“职业写家”，创作了传世名篇《骆驼祥子》。这个作品将下层人民的心灵归宿与民族心理蜕变的探讨紧密结合，且小说中的北京韵味更是纯粹而自然。在《骆驼祥子》日文版序言中，周作人曾给予点评，大意为即至老舍出现，北京话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更加重视，因而其著作一定程度上可与《红楼》《儿女》相提并论。所以30代的中国文学界，也借此重新发现了老舍的特别。当然，老舍这十年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风格，比如对下层民众现实生活的关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感同身受，对人和事充满北京风俗画式的描绘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流，他作品语言温厚幽默中又让人含泪深思。在小说创作的技巧和风格走向成熟的老舍，其实也正面临进一步的探索，而抗战戏剧创作正是其艺术方向的一个自然转向。

二 老舍与抗战文艺活动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士兵“失踪”为由在北平西南处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需进行全民抗战已成必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着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老舍毅然走出书斋，辞别妻小前往武汉，投身抗日文艺运动之中。抗战爆发，中国社会大量家庭出现离别逃散。当时广为流传的是郭沫若先生为了抗战“别妇抛雏”的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很多，其中就包括老舍抛妻离子的故事。1937年11月15日，济南城外炮声隆隆，就在沦陷的前夕，老舍辞去济南齐鲁大学的教职，告别妻儿毅然提着一个箱子挤上去往武汉的火车。为什么要抛家弃子，离开北方到南方，以及到重庆去？老舍在多个地方有表达过自己看法，我们看看他抗战戏剧《谁先到重庆去》中的台词：

吴凤鸣 你舍不得北平？

吴凤羽 我舍不得你，大哥！父母生了我，可是你把我养大的！

吴凤鸣 够了！够了！老二！学校封了门，就是不封门吧，你总迟早也得到重庆去！重庆是咱们的首都，这里只是咱们的家；国比家大！旅行证，路费，我都给你预备好啦，横一横心，走！

吴凤羽（不甚热心的）好吧！（来回的走）

吴凤鸣 我摸摸你的头！（摸）并不热！高高兴兴的呀，老二！能逃出这座监牢似的城去，还不高兴？[3]

北平本是吴凤鸣和吴凤羽兄弟的家，而如今北平沦陷，重庆成为首都还是较为安全之地，且正如吴凤鸣所说“国比家大”，在他心中即使家人分离，家庭破碎，也要投身到抗战第一线。虽然家庭破碎了，但是爱国和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却已经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这也是老舍自己的心声。现实中，在老舍到达武汉后，他就积极参加各种抗战文艺活动，受到冯玉祥将军的高度赞赏并作打油诗一首：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撵中华；

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4]

从此老舍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地转折，并谱写出他一生灿烂光辉的篇章。舒乙对自己父亲的这段经历充满骄傲和自豪：“老舍的决定由跨出济南常柏路2号门槛的那一刹开始，使他由一个教授、学者、作家，一下子成了一个到处为家的战士，一个挥舞十八般武器、高举抗战旗帜、转战大江南北、奋力拼杀的战士。老舍的决定，使他由单枪匹马的状态中走出来，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5]

在这一伟大的民族运动中，我们对老舍工作的印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承担文协的领导工作。1938年，老舍被集结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的左、中、右各派文艺家们共同推选为这一协会总负责人——总务部主任。“文协”组织先是在武汉，随后转到重庆，前后持续了7年时间，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这期间，他凭借着一腔热诚和耐心细致的工作，最大限度地团结着各方文艺家，共同致力于推动抗战的文艺活动，老舍的工作受到一致好评，因此他在这一协会总务主任的位置上一直连任。老舍还持续进行文艺创作，他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其实老舍抗战中还有很多文艺工作被人忽视。比如他完成了长篇小说《火葬》、中短篇小说集《东海巴山集》《火车集》和《贫血集》，长诗集《剑北篇》。另外还包括京戏、鼓词、相声、散文、歌词、回忆录等众多体裁在内的作品。在全民一致抗战的特别时期，原本以写小说见长的老舍，深感戏剧和曲艺等艺术门类隐含的重要作用，因此勤奋创作，广泛涉略，终也是成就斐然。

老舍对文艺创作与社会活动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且有深刻体认的。一方面，老舍认为文艺创作本身就是对社会的反映。文艺创作不仅仅是在象牙塔中的想象，而是参加社会文艺活动的产物。他一直以来都认为“一个文艺者的生命，应该是永远为文艺活着的”。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放弃了写作生活，便是放弃了对社会动态的关心，文心停止了活动，人就变成半死”。[6]因此，文艺工作者停止了创作，也就停止了对社会的关心，逐渐厌世而脱离社会。另一方面，新文艺的产生，也是应时代和社会运动而生的。老舍认为新文艺的产生，根本是一种举国响应的运动。老舍说：“每值离乱，骚人墨客辄多避隐。设今日的文艺者而避处租界，以声色自娱，或退隐山林，寄情于诗酒，文艺自然还是雪月风花，与古无异。但五十年来，文艺的革命与革命的文艺，心苦已久，习于战斗；昔之以身殉者为了革命，今之从事抗战宣传者亦为了革命，数十年的培养使大患临头有备无患。且因文艺革命的成功，文艺传达的工具已非之乎者也，而是白话，便于宣传。行动与工具两有准备，文艺者遂能应声上马，杀上前去。”[7]他指出文艺不能永远止在某时某地，“女大十八变”，文艺亦然，它需生长，它须变动。于是五四而后，有种种运动；此种种运动都是外循社会所需，内求文艺本身之进益。上海会战之后，武汉作为临时首都，聚集了各个党派、各地的知名作家。1938年3月27日，全国各地的500余名艺术家在汉口商会大礼堂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会当时隆重开幕，周恩来、邵力子、冯玉祥等都发表了讲话。老舍当时积极支持文协成立活动，在《我们携起手来》指出：“分散开来，他们也许只能放出飞蚊的微音；联合起来，他们定能发出惊天动地的怒吼——大家 ‘能’凑在一起呐喊，就是伟大！”[8]“文协”经过商讨和民主投票选举出了45名理事。实际上，此时的“文协”并没有一个正式的领导人。一直到1938年4月4日，才终于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并按照全国各地作家代表均衡分配的原则，推选出老舍、胡风、郁达夫等15人为常务理事。至于由谁来担任总务组长，各党派互有争议相持不下，最后老舍被各派人士一致推举为总务组组长，代表“文协”统一主持协会内外包括财务、人员、刊物等日常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从文协成立开始连选连任，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一直担任总会领导工作，一干就是八年。这一过程使得老舍能够获得机会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并逐步成长为优秀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的性格。成为挺身以出，担当起必须“见生人”、必须“办杂事”、必须“出头露面”的总务部主任，即“文协”于事实上的总负责人。在入会的誓词上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9]

抗战爆发之前，老舍只是一名书生，一名十足的书生。他曾当过“官”还是收入颇丰的“劝学员”，但生性正直的老舍不愿和那些官僚“同流合污”而辞职；他说自己是一个“喜静的人”，他的“理想”并不高，只要一张“干净的桌子”，一副“合手的纸笔”，还有一园“可爱的花草”。然而，当“文协”的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后，他却没有推卸，慨然相承。在此之前他所追求的只是一种恬淡的生活，一种与世无争的写作。他不喜欢政治，也不懂得什么是革命，更不懂得应当如何去革命。是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准确地说，是从他毅然跨出济南常柏路2号门槛，随即投奔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之后，才真正成熟起来。老舍在“文协”的工作得到国共两党人士的一致认可，并取得骄人的成绩。首先，其领导的“文协”在全国文艺界最早提出“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的口号。他组织“文协”各个分会以多种形式进行文艺与抗战的结合。老舍本人也多次亲自组织战地访问团或慰问团深入前线，将文学、曲艺等带给前线军民。第二，领导“文协”推动大众文学和通俗文协的创作。其带头创作各种快板、大鼓等民间曲艺，并支持和发动更多作家为后方民众和前线军民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极大地促进了通俗文学的发展；第三，“文协”始终注意开展多方面的联谊活动，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沦陷区除外），如成都、贵阳、桂林、昆明以及延安、香港等地建立了分会，既加强了文艺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又使得这一组织严密有序步调一致；第四，“文协”坚持出版自己创办的会刊《抗战文艺》，这一会刊不仅是抗日战争期间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份刊物，并且也成为抗战中文艺界的一面鲜艳旗帜，就连老舍本人也情不自禁地称赞道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它不单刊录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在这些繁重工作中，老舍不仅亲自执掌“协会大旗”，而且处处亲力亲为。比如，亲自起草呼吁书，甚至献字献稿进行义卖，来发动援助贫病作家的运动和为前线将士募捐；又比如带头报名、跋山涉水、不辞劳苦组织作家参加战地访问团或慰问团；在发动作家为士兵编写通俗读物的活动中，又是他带头当教员，带头写作品，他创作的鼓词《抗战一年》，竟于一天之内散发了一万多份……对于自己的成绩，老舍从不宣扬。胡风曾感动地说：“要他卖力的时候他卖力，要他挺身而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要他委曲求全的时候他委曲求全”，充分表现出了“舍己的胸怀”。茅盾也曾对其做出评价：“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10]

1938年夏，日本加大侵华力度，兵临武汉，老舍也经历惊险一劫。“七月十九，武昌大轰炸，我躲在院外空地上。炸弹在头上吱吱叫，晓得必落在附近，也许以我住的地方为目标。警报解除，回到院中，院墙及邻舍已倒。”[11]老舍说：“轰炸有什么好害怕的呢？炸死，炸死不过是一死；炸不死，多少在保卫大武汉的工作中尽自己一点点力量。轰炸只是使人愤怒，只有日本的愚蠢才以为我们害怕呢。”[12]经此一劫，文协会议决定从武昌搬到汉口，接着迁往重庆。老舍带领文协同仁整理协会的各种刊物、文件、印鉴等资料准备转移到重庆。历时近两个月的艰难跋涉，老舍、何容、老向夫妇，以及“文协”专职干事萧伯青等一行人于8月14日终于到达重庆，“文协”办公和居住地点就在重庆青年会。1938年到1939年上半年，由于“文协”不断搬迁，而各项工作又千头万绪还未展开，老舍需要付出大量心力，所以再也无法进行篇幅较长的小说创作，但老舍毫不后悔，他说：“要明白大时代，所以，必须在大时代分担一部分工作。有了操作的经验与热情，而后才能认识时代一部分的真情真意。”[13]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抗战工作，老舍已经完全不是那个躲在象牙塔里的职业“写家”了。为了文协宣传工作需要，老舍开始致力于抗战通俗文艺的写作。他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说：抗战文艺是民族的心声，“除了抗战国策，抗战文艺不受别人的指挥，除了百姓士兵，它概不伺候。因此，它得把军歌送到军队中，把唱本递给老百姓，把戏剧放在城中与乡下的戏台上。它绝不是抒情自娱，以博同道们欣赏谀读，而是要立竿见影，有利于抗战”。[14]老舍在抗战的旗帜下，积极创作，短短几个月就出了大批作品。1938年11月，他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三段鼓词、四部抗战戏剧、一篇旧文体抗战小说。与此同时，老舍还积极响应号召，给《抗战文艺》《抗战画刊》《抗到底》等著名抗战杂志供稿，只要是抗战文艺有需求，他就满身心地投入写作。

1939年4月下旬，“文协”经费紧张需要筹款，众人推举老舍写一个抗战有关的幽默喜剧。老舍经过15天的努力，在日军频繁的重庆大轰炸中，5月4日老舍带着他的第一部抗战话剧《残雾》从防空洞走出来了。就在老舍写《残雾》的时候，重庆发生了“五·三、五·四”大轰炸，死伤七千五百多人，毁掉房屋两千二百余幢，火势蔓延全城，老舍也几乎丧生。他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日军派飞机轰炸重庆，老百姓因为缺乏防空经验，一部分人惊慌失措，但没有被涉及的人仍然很麻疲。第二天，日军又派飞机施行全面大轰炸，由于防空设备差，山城中救火困难，以致形成空前大惨剧。老舍这时住在青年会宿舍。那天正在埋头写剧本，下午四点钟，宋之的、罗烽和周文来找他谈成都“文协”分会的事。没多久，空袭警报，大家到院子里看了看，没有动静，又回到屋子里继续谈。五点钟，拉了紧急警报，老舍拿着剧本稿，和大家进了防空洞。六点，日机狂炸。七点，警报解除，众人出来，全城已成火海。宋之的和罗烽赶快跑回家，事后知道，宋之的的家被全部烧光。

老舍和周文惊魂甫定，女作家赵清阁跑了进来，面色苍白，头上肿起个大包，手里拉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原来她正在剪发，遇上了空袭，被震倒在地上，一块木板飞来，压在她身上，昏了过去。苏醒之后，街上已乱作一团。那个小学生原是出来买书，被人潮挤得回不了家，就拉住了赵清阁。接着，安娥来了。老舍本想请大家吃点东西，但街上已经没有小贩。这时，院子里有人喊：“大家赶快离开！”第二次警报！老舍领着大家奔向中央公园，可是公园里已是人山人海，目标太大，敌机随时可能低飞扫射。众人又往乡下跑，赵清阁、小学生、安娥回了家。老舍带着周文奔向北碚，找到胡风，才算定下来。半夜又有一次警报，直到天亮才解除。

事后，老舍写给《文艺阵地》编辑部的信里说：“五三四狂炸，同人等幸无大损失，‘文协’安全。到北碚者有老向等，到南温泉者有欧阳山、以群等，市内余人不多，甚难作事。近已接洽妥，‘文协’组织前线慰劳团，可有十人至十五人去庆，留渝者当更少矣。篷子略受跌伤，无大关系。之的财产烧光，人则安好。我与安娥、周文（适到渝）、清阁等落荒而逃，唯受虚惊耳。我有时到乡间，时来时往，以免会务中断。”[15]为了躲警报，“文协”一部分人就住在北碚，那时候，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旁有个小楼，是林语堂的财产，借给“文协”作宿舍，老向、萧亦五等人就住在里边。老舍有时候下乡则住在对面的中山文化教育馆。

大轰炸之后，由于一些印刷厂被毁，各报无法单独维持，改成联合出版。本来就“人财两缺”的《抗战文艺》就陷于极端的困境。罗荪的回忆里说，首先碰到的困难是找印刷所，市区的印刷所，有的疏散了，有的被炸了，有的不承印……总之，在市区跑了很多地方，都碰了壁，最后到北碚的草街子找到一家小印刷厂，答应排印，于是带上编好的稿子，搭上去北碚的小火轮，再从北碚坐小划子沿嘉陵江北上，在一家小镇上找到那家小印刷厂，一期却排了两三个月……敌机的狂炸，燃起文人的怒火，作家们在各报刊发表了很多文章，描述敌人的残暴和受灾人们的惨状，《抗战文艺》也出了《轰炸特辑》。《残雾》这部话剧就是在这个大轰炸的背景下创作和演出的，它讽刺了在广大人民同心协力抗日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和汉奸互相勾结，出卖国家利益，大发战争财的丑恶行径。1939年11月，这部话剧也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怒潮剧社首演，其结果好评如潮，这给老舍戏剧创作以极大信心，从此老舍的戏剧创作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老舍思想和精神的另一个转折点是1939年他北上前线，特别是到陕北延安等地慰抗战军民的经历。1939年6月，“文协”发起文艺工作者到抗战前线慰劳一线战士的活动，老舍带领的是总会北路慰问团。当老舍于9月10日到达延安时，他受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延安军民热烈欢迎。这段经历丰富而曲折，前线军民昂扬的斗志，前线抗战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都让老舍振奋不已。从延安回到重庆，他便将此行经历写成长诗《剑北篇》。

1940年1月，老舍与宋之的合写了讲述回汉两族同胞团结抗日故事的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并于1940年4月由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抗建堂隆重公演。1940年8月，在日本空军的大轰炸中老舍居住的青年会馆被炸后，老舍又搬至白象街《新蜀报》报社。老舍说：“流亡四年中，简直没写出什么来。长篇小说是没法儿写了。生活不安定，怎能作长远的计划呢？不错，写家是要生活，生活在抗战中，才能写出抗战文以来。可是，生活是一件事，写作是另一件事。一个写作家应当在大街上活着，可是不能在大街上写作。他就像一条牛，吃了草以后须静静的去反刍细嚼，而后草才能变成乳，我，可是，找不到清静地方。”[16]在颠沛流离之中，实在难以静下心来写作，老舍只能舍弃长篇小说，转向较短的诗歌、曲艺和戏剧创作。1940年6月至8月，老舍应军界朋友之邀创作了话剧《张自忠》，话剧主要描写张自忠将军坚持抗敌、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该剧在1941年1月也被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公演。也就是在1941年末，老舍的母亲在北京病故，而这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能安心抗日让家里人在其逝世后不要急于告知老舍。一直到1942年年底的时候，老舍才收到母亲去世的信件。老舍说：“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17]老舍在这平静的叙事语言中，难掩对不能为母亲尽孝的愧疚。1943年10月，常年工作劳累以致病倒的老舍不得不住院割盲肠。同时，严重的贫血也导致他时常头晕，但他一致坚持抗战戏剧的创作。老舍说：“现在还在写剧，因患头昏，进行甚缓，是否能成功？且不去管，多练习自有好处，我写剧本，正如写小说与诗，不求能成一家，只愿写得像点样子，且有裨于抗战，便心满意足了。”[18]

1943年11月，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去到重庆，与在医院的丈夫团聚。在众人帮助下，一家人住在了北碚蔡锷路24号的一个小楼。多鼠斋在重庆北碚区蔡锷路24号，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北碚办公处的所在。林语堂曾在这儿住过。这阶段老舍由于营养不良导致贫血，一低头便天旋地转，所以老舍曾戏称自己住的房子是“头昏斋”，这名字只用了一次，就改叫“多鼠斋”了，盖因鼠多也。胡絜青向丈夫讲述了北平沦陷后的景况，以及自己家庭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老舍深切体会妻子所述，并据此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其中前两部《惶惑》和《偷生》在重庆创作完成，第三部《饥荒》到1948年在美国写完。

抗战期间，老舍还先后前往万县、灌县、昆明、成都等地了解抗日宣传工作和“文协”活动开展情况，并多次发表讲演。抗战胜利后，还专门写了长篇回忆文章《八方风雨》总结抗战期间的心路历程：“风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湿了我的瘦小的铺盖卷儿；比风雨更厉害的是多少次敌人的炸弹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这，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敌，也就是 ‘八方风雨’。”[19]老舍为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其作品在当时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成为鼓舞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有力“武器”。有一些人质疑老舍的出走是为了逃离小家庭和婚姻生活，但其毅然决然的出走，其根源无疑来自于他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这里面没有了他往日一贯幽默的风格，有的只是血、尸体乃至老舍以“身临其境”为代价而获得的铁一般的“证据”。

由于连年劳累，老舍毁坏了身体，但他总能为了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文学的发展，舍弃小我，其真挚其奉献感动了众人。1944年4月17日，鉴于老舍在抗战期间做出的无私奉献和努力创作，重庆文化界特别举行了老舍45岁生日暨创作二十周年纪念会。举办地点在重庆百龄餐厅，参加者包括文艺界众多知名人士。诸如邵力子、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茅盾、顾一樵、孙绳武、张道藩、沈钧儒、董必武、杨云竹等纷纷发表演讲。全国各地“文协”的分会，包括北碚、成都、昆明等地也同步举行了纪念其创作二十年的相关活动。郭沫若在他赠给老舍的祝诗中写道：“二十年文章入冠，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20]大家的赞扬让老舍倍受激励，他在会上泣不成声地致了答谢词：“二十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当代学者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对老舍作了深刻分析，他说老舍早期作品写理想市民的侠义和善良的行为，多是大团圆式的戏剧结局。老舍早期作品多显其真诚、天真，暴露其思想的平庸面……随着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逐渐深化。比如抗战时期所写的《大地龙蛇》，老舍就自觉地挖掘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他本人也在戏剧中明确地指出，传统文化内涵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有旧的成分，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这种认知并非保守，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推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在经历了“八方风雨”后，老舍开始从民族心理、文化传统及历史所赋予的内聚力上进行深入的文学思考和创作。这时的老舍对他笔下的人物不再含有悲悯和遗憾，对社会也不再含有惋惜与眷恋。这一重大转变，不仅一改老舍以往作品的风格与色彩，也让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毫无疑问，抗日战争既是老舍人生的分水岭，也是创作的分水岭。他自己也曾坦然相承，这种转变完全受抗日救亡悲壮而雄劲的“八方风雨”影响。抗日战争初期，他仅仅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文艺界尽责的小卒”，但最终他却成为了中国抗战文艺大军中的一名令人敬仰的“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