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法律的起源与初建时期（尧舜立国至夏商）

重要节点：皋陶作士 《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万事皆有起始，此于中国古代法律而言亦然。但此原点究于何处，已经无可确定。由此，寻求一个最为接近且最有意义的开端也是必要的，而最为贴切者，非皋陶作士莫属。《尚书·尧典》曰：“帝命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就。”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有史记载最早的掌管法律的官员。[1]

所谓“士”，也称“士师”，为上古执掌法律事务之官员。此种官职在后世很少作为正式的官职名称使用，如在夏朝就改称为“理”。史籍载：“理，治狱之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2]此后，又有廷尉等称谓。但“士”沿袭古义，也是一种对司法官员的非正式的称呼。如宋高宗在诏书中称：“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毁法，游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笔……布告中外，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3]

中国上古有关法律的记载，多假皋陶之名以传世。也就是说，此时已有主管法律的官员，也有以之适用的法律和适用法律的原则。《书·尧典》记载：“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从这种记述来看，此时的法律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比较完备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