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后晋国号与历史渊源

关于后晋国号由来，胡三省云：

石氏自代北从晋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晋阳，契丹遂以晋命之，故国号为晋。[43]

此条史料给出两条信息，其一，后晋国号为契丹所命；其二，以晋为国号的理由是石敬瑭起于太原晋阳，故辽太宗在册封石敬瑭为帝的册文中也提到：“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44]也即强调了地域因素。

然除此之外，以晋为国号的背后可能还有更多的考虑。从契丹方面来说，晋除了地域因素之外，还代表着“晋王”，也即李克用和早期的唐庄宗李存勖。而相较于之后的后唐而言，这是一个与中原政权更为友好的时期。在李克用时代，“契丹阿保机始盛，武皇召之，阿保机领部族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45]。而在李存勖在“方营河北”时，也一度“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46]，双方关系达到顶峰。

然其后李存勖与契丹分歧日盛，争斗频繁。其战最为大者当为天祐十四年（917）幽州大战，“是时言契丹者，或云五十万，或云百万，渔阳以北，山谷之间，毡车毳幕，羊马弥漫”，最终结果却是“存审、嗣源极力以拒之，契丹大败，委弃毳幕、毡庐、弓矢、羊马不可胜纪，进军追讨，俘斩万计。”[47]李存勖同光元年建号大唐之后，虽未见大规模战争，契丹入侵却也无日或止。故而辽太祖在唐庄宗死后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仇敌，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无恶，足得欢好。”[48]辽太祖与“汉国儿”（即唐庄宗）“俱有恶心”不假，但与“今天子”（即唐明宗）“足得欢好”的愿望也未能达成。唐明宗天成三年（928），镇守易定祁三州的王都叛乱，“悉其众与契丹五千骑合万余人，邀（王）晏球等于曲阳”，结果遭到王晏球的强烈反击，结果“契丹死者过半，余众北走；都与秃馁得数骑，仅免。卢龙节度使赵德钧邀击契丹，北走者殆无孑遗。”其后“契丹复遣其酋长惕隐将七千骑救定州，王晏球逆战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时久雨水涨，契丹为唐所俘斩及陷溺死者，不可胜数。……赵德钧遣牙将武从谏将精骑邀击之，分兵扼险要，生擒惕隐等数百人；余众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击之，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49]

契丹在与庄、明二帝的战斗中屡屡失利，损失惨重。可以想见，其对唐庄宗所建之后唐充满敌意。对比之下，当年与晋王李克用把手结义的时期也就显得弥足珍贵。“晋”这一名号，对于契丹而言，也就更为友好亲切，辽太祖将其赐予石敬瑭，也有着希冀双方缔结如同当年辽太祖与李克用那样亲密的盟约。

而对于石敬瑭而言，“晋”这一国号，除代表起家龙兴之地以外，亦是其自身姓氏的发祥地。众所周知，石敬瑭为沙陀人，本与中原著姓无涉。然出于中古传统，亦会攀附古人为先祖，以求自高门第。石敬瑭选择的便是卫大夫石碏、汉丞相石奋。石碏为卫大夫，居于卫地，而石奋则是居于河内温县。[50]而提及河内温县，自然很容易想到司马氏，其所建国号恰恰也是大晋。关于司马晋国号由来，胡三省注云：“司马氏，河内温县人。……以温县本晋地，故以为国号。”[51]那么既然司马氏能以河内郡望作为自己国号由来，石敬瑭自然也可因袭前例，国号与其攀附之先祖形成了统一。

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晋这一国号还有着由唐而生的历史内涵。“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52]据此，姬虞始封时仍名唐国；子姬燮即为“晋侯”。换言之，“晋”正是承“唐”而来，这又与唐晋易代的政治背景相吻合。契丹在册立皇帝册文中即提到“尔惟近戚，实系本枝”，这也是在强调石敬瑭有资格继承唐明宗法统。[53]定国号为晋，更突显这种承唐之意。

除此之外，晋这一名号，在内部同样有着很强的凝聚力。河南洛阳出土的《晋沧州刺史王延胤墓志》（以下简称《王延胤墓志》）云：

公讳延胤，字绍基，并州太原人也。……祖处存……父邺……洎以荣联帝戚，世本侯家。河东故先晋武皇帝讳克用，是公之亲舅氏也。庄宗皇帝，是公之亲表兄。[54]

按《旧五代史》卷八十八有《王庭胤传》，其辞云：“王庭胤，字绍基，其先长安人也。祖处存，定州节度使。父邺，晋州节度使。庭胤，唐庄宗之内表也。”[55]庭、延相似，两者当为一人。[56]又《旧唐书》卷一八二《王处存传》云：“其弟邺，[57]（李）克用以女妻之。”[58]则与墓志、《旧五代史》有所抵触，王邺在辈分上降了一等，由李克用妹夫变为了女婿。若采信更为可靠的墓志，则《旧唐书》中“以女妻之”或当改为“以妹妻之”。但无论如何，都可确定王延胤是李氏戚属，是河东集团的核心人物。而他的墓志中却没有依照通例，将李克用称为唐武皇，而是称之为先晋武皇，则表明当时还有视李克用为晋之代表的风气，对晋这一名号还充满怀念。

当然最为关键的是，石敬瑭由太原一隅而得天下，就不得不加大对河东官僚的优待。从天福一朝重臣（宰相、禁军统领、节度使）的人员构成中，不难看出此点。

首先是宰相。晋高祖一朝宰相凡六，即冯道、赵莹、桑维翰、李崧、和凝、冯玉。除冯道之外，其余五人在之前都未做过宰相，换言之，他们是在晋高祖手下才达到自身仕途的顶峰。这六人均非河东士人，但除李崧、和凝外，都做过河东节度推官、掌书记等幕僚之职。桑维翰更是晋高祖的谋主，故将他们视为河东集团的核心人物并无不妥之处。李崧虽未履晋土，但亦是举荐晋高祖出镇河东的关键人物，与之关系匪浅。只有和凝早年为梁臣，降唐后一直在中央任职，与晋高祖关联较少。

再看禁军统领。据张其凡先生《五代禁军初探》统计，晋高祖朝的禁军统领有杨光远、刘知远、杜重威、景延广、白奉进、李怀忠、李守贞、郭谨等8人。[59]他们要么出身河东、代北，要么即是晋高祖在太原的元从旧部，无一例外。也即是说，晋高祖一朝，禁军为河东将领牢牢掌握。

地方上的节度使亦是如此。据樊文礼先生《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统计，后晋历藩镇节帅者有94人。其中出自代北、河东的有45人，非代北、河东有40人，另有8人籍贯不明。樊氏又称：“后晋时期虽然在节度使的人数上，代北、河东人仍然占有较大的优势，但是非代北、河东出身的节帅的地位却在不断加强。”[60]其说自然有其道理。然与后唐相比，代北河东集团的人员比例基本持平。[61]但若分析另一组数据，则结果大不一样。据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统计，晋高祖一朝，新任节度使为34人，[62]其中出身河东代北以及在唐晋易代之际为晋高祖麾下的有20人，不是晋高祖麾下的有12人，情况不详的有2人。需要说明的是，12人中还有诸如符彦饶、符彦卿这样与李克用之河东集团关系密切的人物，之所以将其排除在外，是为了与晋高祖之河东集团以示区别。简言之，在晋高祖时代，其所任用提拔的新任节帅，有近六成（58.9%）出自河东集团。这一比例远远高出了后唐和后晋的整体水平，说明在后晋初期，河东集团最为重要，也是晋高祖最需安抚提拔的政治势力。如此一来，选择“晋”国号，在河东集团内部，是最具凝聚力的，能团结最多的力量，以求减少易代之间的摩擦阻力。

要之，石敬瑭选择国号，除地理因素之外，还有着与契丹的历史关系、石姓渊源、继承唐统、团结河东将领幕僚等复杂考虑。综合起来，晋这一国号，满足了多种需求，成为最为合适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