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后唐国号与政权认同

关于后唐国号，徐俊先生称：“李存勖复以 ‘唐’为国号，故在‘唐’字前加 ‘后’字称 ‘后唐’，以与李唐相别。”[15]然此说不确，称“后唐”的是后朝之人，[16]而绝非唐庄宗李存勖。他所建国号为“唐”，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后唐”。国号涉及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是容不得半点含糊的。

众所周知，李存勖一族本为沙陀人，本姓朱邪。其祖李国昌在唐懿宗咸通年间讨庞勋有功，故而被大唐赐姓李氏，[17]改名国昌，系于郑王房。赐姓名，是大唐招抚边夷的常用手段。从“国昌”这个名字上来看，也带有浓厚的归化色彩。而被赐予国姓，对于沙陀部及李国昌本人而言，亦是莫大的荣耀。被编入宗籍，更代表他们成为皇室的成员。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所著《金石文字记》中载有《唐故左龙武军统军检校司徒赠太保陇西李公神道碑》，其词云：“公讳国昌，字德兴，今为陇西沙陀人。伟姿容，善骑射。”[18]惜乎其后未录，可能是碑文残损所致。虽然仅此一句，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信息，即李国昌注籍之处。我们知道，陇西并无“沙陀”一地，唐前期虽有“沙陀都督府”，但此时也早已不复存在。故此处“沙陀”指的是族属，而非籍贯，陇西才是李国昌注籍之处。这当然是他在被赐姓、系于郑王房时，对籍贯进行的改动。

李国昌的神道碑如今我们已经很难一窥全貌，但李克用的墓志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其中也谈及克用被赐予国姓一事。其词云：“王讳克用，字翼望，陇西成纪人也。以象河命氏，与磐石连枝。”[19]所谓象河，即指渭河，是陇西李氏的发祥地。“磐石”则是指“磐石之宗”，向来指代宗室。两者都是在强调李克用宗室的身份。而李克用的籍贯由“陇西沙陀人”变为“陇西成纪人”，则弱化了与沙陀族的联系。

梁晋争霸之时，身为大唐宗室的李克用父子，则具备了天然的正统性。李氏父子同时也不断地强调此点，以此衬托出朱全忠逆臣贼子的形象。如其坚持使用“天祐”年号，即是这种表现之一端。等到庄宗称帝灭梁之后，他绝不会承认这是一个新王朝的诞生，而是一个统治了天下近三百年的王朝的复兴。“中兴”一词，则屡见于诏书之中。如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圣祖玄元皇帝（老子）殿前有枯桧再生，即被庄宗认为是大唐中兴的象征，下诏称：“当圣祖旧殿生枯桧新枝，应皇家再造之期，显大国中兴之运。同上林仆柳，祥既叶于汉宣；比南顿嘉禾，瑞更超于光武。宜标史册，以示寰瀛。”[20]庄宗自比汉宣帝、光武帝，意在强调自己宗室的身份。其后，庄宗“又改崇勋殿为中兴殿” “万春门为中兴门”,[21]崇勋殿是唐末及后梁入阁之处，[22]常用以接待群臣，是禁中的核心区域。庄宗将之改名“中兴”，正是时刻提醒群臣自己对唐室有再造之恩，对继承大唐法统有着天然的正当性。

除在诏书中强调中兴之外，庄宗还对庙制进行了重新整备，将自己父祖一系正式纳入大唐帝系之中。同光元年闰四月，唐庄宗在称帝一个月后，下诏：

追尊曾祖蔚州太保为昭烈皇帝，庙号懿祖。夫人崔氏曰昭烈皇后。追尊皇祖代州太保为文景皇帝，庙号献祖；夫人秦氏曰文景皇后。追尊皇考河东节度使、太师、中书令、晋王为武皇帝，庙号太祖。诏于晋阳立宗庙，以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皇帝、懿宗昭圣皇帝、昭宗圣穆皇帝及懿祖以下为七庙。[23]

其后又为昭宗、懿祖以下配歌舞，置陵号。[24]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评价五代庙制云：“按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者也，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25]此说不确。庄宗（明宗事详后）祖唐是实，却没有“舍其祖”。故《五代会要》中还批评云：“将朱邪三世与唐室四庙连叙昭穆，非礼也。”[26]却不知这种“非礼”正是庄宗希望达到的效果。沙陀三祖与大唐四帝并尊，浑然一体，再无分别。唯有如此，才能顺利继承大唐的政治遗产。

然而，后唐与大唐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尤其是梁太祖原来的心腹重臣，对“唐”这一国号完全缺乏认同感。在同光四年（926），唐明宗篡位后，竟有更改国号之议。《旧五代史》卷三五《明宗纪一》云：

霍彦威、孔循等言：“唐之运数已衰，不如自创新号。”因请改国号，不从土德。帝问藩邸侍臣，左右奏曰：“先帝以锡姓宗属，为唐雪冤，以继唐祚。今梁朝旧人，不愿殿下称唐，请更名号。”帝曰：“予年十三事献祖，以予宗属，爱幸不异所生。事武皇三十年，排难解纷，栉风沐雨，冒刃血战，体无完肤，何艰险之不历！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兄亡弟绍，于义何嫌。且同宗异号，出何典礼？运之衰隆，吾自当之，众之莠言，吾无取也。”时群臣集议，依违不定，唯吏部尚书李琪议曰：“殿下宗室勋贤，立大功于三世，一朝雨泣赴难，安定宗社，抚事因心，不失旧物。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茕茕梓宫，何所归往！不唯殿下追感旧君之义，群臣何安！请以本朝言之，则睿宗、文宗、武宗皆以弟兄相继，即位柩前，如储后之仪可也。”于是群议始定。[27]

此段材料中引述了四条意见，除霍彦威、孔循提议更改国号外，“藩邸侍臣”、明宗、李琪的观点都很鲜明，表示要继承大唐的法统。但“群臣集议，依违不定”的记载，和明宗反复询问左右、大臣的行动表明，这场争论其实十分激烈，并不像材料中表现得那样一边倒。其实《册府元龟》中关于此条记载，在“不从土德”后，尚有“豆卢革不能决，安重诲具奏”一句。[28]豆卢革是宰相，安重诲是中门使，这句表明了即使以此二人的权势，也不能否决霍彦威、孔循的这项提议，只因其代表了“梁朝旧人”这一在后唐政局中依然颇有声势的政治团体。孔循是朱全忠的养孙，是当年以梁代唐的策划之一，“唐之运数已衰”也早已是他耳熟能详的口号。在他看来，明宗政变与当年朱全忠篡位并无不同，更改国号乃是理所当然之事。而霍彦威则“未弱冠，为梁祖所知，擢在左右，渐升戎秩，亟立战功”[29]，同样深受梁祖厚恩。在明宗政变之时，他曾“擅收段凝、温韬下狱，将置于法”，安重诲对此事称“温、段罪恶，负于梁室，众所知矣。今主上克平内艰，冀安万国，岂为公报仇耶！”[30]从安重诲的劝诫中，我们能窥出，霍彦威擅收段凝、温滔下狱，竟是因为要为后梁报仇，将“负于梁室”的二人绳之以法。若果真如此，则其倡议更改国号，也在情理之中了。

唐明宗面对此项提议，首先询问“藩邸亲侍”，这些人是他的政治力量基本盘。他们虽然不满于庄宗的某些做法，但对一直坚持的目标，也即中兴唐室，还是有着根本上的认同，加之对后梁旧臣的排斥，很容易做出维持旧有国号的选择。唐明宗则主要强调自己与李克用、唐庄宗的父子兄弟关系，也即所谓“武皇功业即予功业，先帝天下即予天下也”，唯有以此来掩饰其并非李氏嫡亲血脉的事实。然而即使他已经明确表态，朝堂上却还是“依违不定”，只有当李琪挑明“若别新统制，则先朝便是路人”后，才“群议始定”。这不仅是因为李琪当时身为辅相，位高权重，也不仅仅是因其指出了明宗朝廷合法性存在疑问，若仍纠缠于此，会引起臣下不安这一严峻事实。更重要的是，李琪也是梁臣，甚至还担任过宰相，是后梁文官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出言反对，代表着后梁旧臣势力的分化。更改国号的讨论，也由“梁朝旧人”与河东元从的对立，简化成了霍彦威、孔循的个人主张。如此一来，将其驳斥的政治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

更改国号一事虽就此不了了之，但后梁插入大唐、后唐之间的历史却难以抹去。就连支持明宗的李琪，在此问题上也出过纰漏。他在为霍彦威撰写神道碑时，“叙彦威仕梁历任，不言其伪”，可见在其心中，后梁仍是不可割舍的存在。朝廷对于此事的处理，却也仅仅是“望令改撰”[31]，没有更多的惩处。较之此前在文字上的疏失，[32]更为轻纵。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是否以梁为伪，已经不是朝中最为关注的问题。关于此点，可以在墓志中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大唐故兴国推忠功臣光禄大夫检校太保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致仕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韩公墓志铭》（以下简称《韩恭墓志》）云：

顷者天祐之初，天复之末，国步多难，皇纲欲倾，大泽横蛇，中原失鹿。……此时也，公奇筹出众，勇气超群。潜资白水之神谋，先识金陵之王气。攻城掠地，左纵右擒。亟登上将之坛，威建梁王之国。北定邢、洺之境，西平邠、庆之区。至若我皇鸿业中兴，寰瀛一统，旋龙旂于汴水，定金鼎于洛都。称公以佐国丹诚，庆公以事君忠孝。拔新平之守镇，授内署之执金。[33]

虽然墓志中提到了“我皇鸿业中兴”，并对墓主韩恭青睐有加，“称公以佐国丹诚，庆公以事君忠孝。拔新平之守镇，授内署之执金。”但这其实让我们有些忽略了韩恭曾是后梁将领的事实。墓志下文叙其夫人子女婚宦，多用后梁年号，如韩恭“娶陇西县君李氏，乾化四年六月十八日事故”、“长男仲宣……贞明五年十一月亡”、“第二子仲举，……初婚故系都留守王相之长女也，乾化五年九月三日亡”[34]，即是明证。

如此一来，韩恭在“天祐之初，天复之末”曾“先识金陵之王气”，其实是指其参与了梁太祖建国一事，以致其“威建梁王之国”。所谓的“北定邢洺之境，西平邠庆之区”，也是指其在对唐庄宗、李茂贞等人的战斗中取得战果。其后墓志中又历书累任官职十三任，唯有最后三任“再任邠州节度使，加兴国推忠功臣，次任守右金吾卫大将军兼街使，次任守左金吾卫大将军致仕”是在后唐任官，也即前文中所言的“拔新平之守镇，授内署之执金”，而前十任均为后梁官职。[35]

韩恭卒于唐明宗天成四年（929）十月十七日，尚属后唐。墓志中却如此大肆使用前朝年号，炫耀在前朝所获功绩（某种程度上即是对新朝的罪过），毫不掩饰“伪官”的身份，甚至宣扬梁太祖有“金陵之王气”，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这或许可以归因于墓志作者“前宾贡进士周渥”没有官身，缺乏政治敏感性。但下面这方墓志，则说明这种做法并非孤例。《唐故特进太子少保致仕赠少傅戴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戴思远墓志》）云：

公讳思远，字克宽，其先谯郡人。……中和初，值土德中微，金精方炽，乘风破浪，因兴慷慨之言；揽辔登高，遂有澄清之志。……后以军功，累迁单州刺史、检校司空，又历左右羽林两统军，加检校司徒。……又累迁晋华洺防御团练、三郡刺史，加检校太保，又转保义、横海两节度使，加特进，检校太傅。……又累迁镇国、宣化、天平、威胜四节度观察留后。天成初，授武定军节度使。[36]

墓志的作者是“门吏翰林学士朝议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知制诰赐紫金鱼袋和凝”，是当时著名的文士。其人既已“知制诰”，自然晓畅故事，深知为文分寸。但即便如此，却仍有“土德中微”之语，对大唐德运衰微毫无避讳，又云“金精方炽”，则是后梁国运日张之意，并不以当时所处后唐之朝为意。墓主戴思远在《旧五代史》中有传，《册府》《通鉴》中亦有零星记载，可与墓志所述相参。要之，“又累迁镇国、宣化、天平、威胜四节度观察留后”一句及之前，所叙均为梁官，唯有威胜军是后唐才开始有的军额，其前身是邓州宣化军，[37]而戴思远正是由邓州降唐，故此亦为梁官。[38]换言之，墓志中一未能体现梁唐易代，而是笼统言之，似乎其人平步青云，毫无波折。二则备述其在梁官职，远详于正史，也毫不顾忌“伪官”之身份。这与李琪作《霍彦威神道碑》正是同样的道理。

以上诸例说明虽后唐朝廷再三申明自己中兴大唐，翦除“伪梁”，但并不能将大唐灭亡、后梁兴起的事实从世人脑中抹去。在大家心目中，大唐已经成为过去，即使后唐庄宗兴起，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政权，而非旧王朝的延续。江苏省江都市出土的《李涛妻汪氏墓志》中云：“剖符吉水□县君乃于故唐天祐二年承□月之贵也”。其人卒于“大吴顺义四年十月”[39]，为公元924年，也即同光二年。此前吴国国主杨溥在庄宗入洛之后，以上表来朝，称“‘大吴国主致书上大唐皇帝’，其辞旨卑逊，有同笺表。”[40]至少可以看出，吴国官方上还是认可唐庄宗继承大唐法统的，但在墓志中反映出的时人认识却是“故唐”，也即大唐已经故去了，而非现在北方所立之后唐。

这种认识不仅在南方的吴国如此，在后唐辖下也有类似的例子。如《任元页墓志》中，志文题名即为“后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郑州都粮料使兼御史大夫任府君墓志铭并序”，出现了“后唐”一词。墓志中更言“自前唐天复二年入仕，……以至梁朝……职列上军，官任荣王府长史。爰值后唐主同光初祀……”[41]其人卒于同光四年（926）三月廿七日，葬于天成二年（927）十一月廿五日，都在后唐一朝，却在墓志中不仅提及后梁任职，更将大唐划为“前唐”，将唐庄宗视为“后唐主”，将大唐后唐就此割裂开来。又如《孟知祥妻福庆长公主李氏墓志》亦云：“福庆长公主李氏，即后唐太祖武皇帝之长女”。[42]福庆长公主是武皇之女，庄宗之姊，是重要的宗室成员。她的墓志中竟也将其父呼为“后唐太祖武皇帝”，可见大唐、后唐二者并非一体，而是两朝的观念依然颇为流行。

本节从国号这一角度分析了后唐庄宗为继承大唐法统所作出的努力，也探究了明宗即位之初国号之争背后所蕴含的梁、唐旧部政治角力。又从墓志的角度展现出时人对以梁代唐这一史实的认可，表明了大唐的逝去已经是不可挽回的现实，尽管后唐统治者还在宣扬中兴圣朝，但在人们心中，大唐后唐终究是两个割裂的政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