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代汉族同居共财大家庭

金代提倡同居共财，以三世同居为义居基本标准，并对孝义之家有程式完备的申报奖励制度。此家庭组织类型，多见于高官显贵豪族阶层，普通百姓多因生存所需组成临时性质的同居合活家庭。这样的特点，是由许多原因综合作用所导致。

一 同居共财大家庭及其同居情况分析

“中国社会以分居为不孝不悌，以五代同堂为美德，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是个行大家庭制的社会。”[74]金黎民百官，生时“三代同居孝义之家，委所属申覆朝廷，旌表门闾，仍免户下三年差发”[75]，并定仪制；殁时“往往刻墓幢于寺观中，前刻《尊胜陀罗尼经》，后记三代及子孙男女姓名”[76]，借此以乞冥福扬先德。无论生死，金廷都提倡同居世系家庭，并以三代为旌表标准和儿孙盛的彰显。且赋予法律，金袭唐律，唐律子孙需孝敬长辈故同居共财，金代规定汉人不得别籍。

又至元十一年（1274年）：

中书省御史台呈：切闻为人子者，养亲当致其乐，不敬其亲谓之悖礼。伏见随路居民有父母在堂，兄弟往往异居者，分居之际，置父母另处一室，其兄弟诸人分供日用。父母年高，自行拾薪，取水执爨为食。或一日所供不至，使之诣门求索。或分定日数，令父母巡门就食，日数才满，父母自出，其男与妇亦不恳留。循习既久，遂成风俗，甚非国家所以孝治之意。今后禁约：父母在堂之家，其兄弟诸人不许异居，着为定式，如此庶使。[77]

《大元通制》承袭唐、宋、金诸王朝法典基本精神，禁止异居，在于国家“孝治之意”。金代亦是给健在父母赡养终老，维护传统风俗。但法令往往与实际的民间执行存在落差。从三代同居共财孝义之家“免户下三年差发”的丰厚奖赏以及实际出现史例来看，金代汉族孝义之家较少，虽不乏类似自曾祖以下，族人十余家，多相附而居的记载，但同居共财大家庭较少出现，即便有，也难以长时间维持，反而无论富贵贫贱先世既葬之后，仅仅两三代之间，问其谁是祖谁是高曾，“卷舌而不能言者。十常七八”[78]。不知身之所出，而经济原因是最为根本也是最为现实的原因。

表1—5 金代汉族同居共财大家庭统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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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汉族三代孝义之家并不普遍，但有其同居共财的存在方式和特征：兄弟横向世系同居现象较为普遍，亦以共财为主要特点。金代共财与否与是否异籍密切相关。异居、异财未必能够异籍，但别籍往往不共财，正所谓“同胞而至别籍，往往起讼”。[79]元代父母生病过世之后，“不以求医侍疾丧葬为事，止以相争财产为务”。所以以此为戒，合酌古今，究得旧例（金《泰和律》），只要祖父母父母在，“许令支析者听，违者治罪”。

金代汉族同居共财，称为过渡性同居合活，更为妥帖且更为普遍，多因兄弟之间的相互照顾而产生。宋代累世同居共财大家庭较多，相对同居合活家庭现象较少，兄弟家庭同居功能由实惠的救助转变成一种博取义居名誉的方式。[80]金不同于宋，单纯追逐孝义、博取名誉，显然并不能够组成以及维持此家庭结构。生存的需要更成为相互之间维系的纽带。曹长卿12岁，父母相继过世，兄弟析产异居。待其兄长既老，曹长卿事之惟谨。生病躬侍汤药，并存拊诸孤。[81]很显然，第一次曹长卿和兄长属于壮则析居后，各为小家庭单独过活。兄长年老，重新同居合活，照顾兄长以及抚育孤侄。同居合活与同居共财大家庭差异显著，比较典型的是刘秀家：

君（刘秀）少孤，敬事叔父，自幼膺门户。……君后暨叔父异籍，母老弟幼，益惇孝友，慨然复有起家之志。……一日，弟欲星居，分均之际，举无难色。……君先娶王氏，天资惠淑，爱敬舅姑（与少孤矛盾，应属于溢美之词），勤于妇职，中外贤之。……君继娶连氏，淑慎慈严，能循母道，内助有功。……一女，二子，次早亡。孙男五人，孙女三人，曾孙十二人，女二人。君之子顺，克承父志，强敏干蛊，凡所经画，应求而得。以故物产隆厚，数倍于前，遂为大姓，仅冠乡邑。君自知命之后，家事一委其子，安坐享丰腆者三十年，亦可伟矣。[82]

刘秀幼年失怙与叔父合籍同居，得到叔父的照料。此次合活，是小叔子帮助寡嫂抚养孤侄，所以在自己家中将嫂侄一并收容，而并非两个家庭的真正同居并累世下去。等待孤侄能够自立，叔父任务完成，刘秀则与叔父异籍，回归原家庭，承担起照顾老母幼弟的责任，暂时性的同居合活家庭也就随即宣告结束。后来，刘秀与其弟别籍与上不同。第一次属于壮则析居异籍，而第二次则是别籍分家产。之后刘秀一子强敏干蛊，物产隆厚为大姓冠于乡邑。刘秀命家事一委其子、坐享丰腆30年。依此来看，刘秀与其子同居共财可能性甚大。类似的事例还有王傑[83]、陈孝初[84]、孟兴[85]、赵真卿[86]等。

金代汉族家庭中，兄弟相互关照实属礼法之中，但外亲以及疏属性质与同姓宗服截然不同。金律虽明确规定“疏属及外亲留任所，满百日则徙他郡避嫌”，但实际日常生活中同居合活现象甚为普遍。杨云翼一姊适李氏，既寡，挈孤幼来归，公处之官下，公言之朝，独得不徙，抚导二甥，卒为名士。[87]李善长对母夫人之兄的孤嫠皆收养之[88]。白全道孤，舅氏僧法澄，拊育训导，恩义备至。[89]吴器玉七岁而孤，养于其姑乐亭齐氏。[90]

金代汉族家庭因各种原因析居，但彼此之间仍相互帮助，尤其战争年代。天会年间，成氏家族已经达到数十余户，时值兵荒马乱，居民纷纷逃难解散。诸成氏与昆弟商议：“当率其众据山险为之堡寨，安老幼于中以俟休息”。三年之后天下休兵，不仅成氏众族得以保全。[91]同宗之间依然存在相互联系维护的纽带，比如太原王氏昆仲扣雷文儒门以请撰其墓记[92]；东海徐氏虽居异止，享祀则一。承安四年东海徐氏拜谒唐子固，为其宗族，只求一墓铭[93]；保义副尉赵彦将终，谓其子渊曰：“骨肉相视，一旦如道路人，恶孰甚焉”。又特告诫孙子元英，所有获得的一切，“亦惟我祖宗实有庆，尔无遂独庇尔胤，必及其余，以答我祖宗意”。[94]金代同居共财家庭较少，真正维系其关系的并非家庭组成方式，而是血缘宗族之义。

二 同居共财大家庭难以普及的原因分析

首先，战争。金战乱频繁使得同居共财大家庭难以普及，主要体现在总体人口减少。量化到个体家庭，人口也随之减少。这就使构成同居共财大家庭要素之一的人口数量，较平时难以形成。正所谓适兵荒之难，父母昆季，殂谢殆尽。[95]金朝初年，为避汉阳质子之役，常君族属散居。有从建炎南渡而贵官者，有留居东门卢利者，有析居柏仁坊鹿者，曾祖文水迁居河朔，则寓居平山[96]；兴定四年（1220年），亳州户旧有六万，“时河壖为疆，烽鞞屡警”，“所存者曾无十一，砀山下邑，野无居民矣”[97]；冯延登因京城受兵仓皇逃难，与家人相失[98]；冯璧兵乱，三女俱失。[99]即便家族繁盛，战后亦多散居，并且生活困难。保义校尉房公族人十余家，“值宋末兵火，父子离散”，“家宅□□灰烬惟存□□□至本朝天会八年，百姓既复其业，父子亦还家，居无一舍，□皆受其饥，食□霍且救其死”。[100]

多数大家庭（族）裂为小家庭而更容易逃生供养。郭子崇遭贞祐之乱，家四十口，逃难解散。[101]侥幸生存下来的百姓之家，“又多转徙南北，寒饥路隅，甚至髠钳黥灼于臧获之间者皆是也”[102]。

战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普通百姓的死亡，亦有为官执政者。兵兴守本职而自愿殉职者，又无形中主动增加了战乱带来的人口数量的减少。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103]；兴定末，北兵攻城陷，李鞏自杀。叔侄相继执政，俱死事。[104]

另外，战争使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物质生产生活资料极度缺乏，影响人口数量。王郁飞伯，家素富，赀累千金，遭乱，荡散无几[105]；李献能家故饶财，尽于贞祐之乱。[106]因此以人为食，析骸为炊。加之“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今欲复归本土及春耕种，而河禁邀阻”[107]。于是，“食且尽，闾巷间，有嫁妻以易一饱者，重以喋血之变，剽夺凌暴，无复人纪”[108]。又加上物价腾涌，百姓无以营生，锦衣宝器不能换来数升米，连缙绅士女都行乞于街上，饿死者推出城的尸体一夜之间肉都被剐得干干净净。[109]金末元初著名文学家杨宏道散文《优伶语录》，“蕞尔山城，再罹大兵，鸡犬不闻，四郊草荒。一官不调，未获禄食，亲旧离散，无所假贷”[110]。言语中透露自身生活窘迫，不是因为自身，只因遭遇兵乱生计才无着落。千里跋涉前往汴梁求个一官半职，却又深受盘缠问题的困扰。[111]生计本已狼狈，后又无所寄托，再四流窜，颠沛奔走无所占籍。太史院事杨公，正大乙酉生于其居京兆之仁桂坊，时艰，从中大夫（考）逃乱而东，不恒其居，于汴，于归德，于天平。[112]兵兴三十年，盛业大德、名卿钜公之后，遭罹元元，遂绝其世者多矣。仅得存者，亦颠沛之不暇也。[113]同居共财无从谈起。

其次，析居异财。财产的分割，也是致使同居共财大家庭不普遍的重要原因。同居大家庭以共财为主要特征，异财以析居为前提，析居原本即因家庭（族）供养能力不够从而转以个体小家庭为独立单位，继续家户的延续。但金代汉族家庭现实生活中，却往往本末倒置。通常情况下，异财伴随析居，即欲析居便隐含其真正目的是分家产，史例直接称之为“求异财”“兴析产”“析家财”，即分财产为主，而同时析居已经成了默认的事实，如表1—6。贾巨平“长兄仪，次兄成，怜公晚生，父母属念，且公等干蛊可嘉，故曲极友爱。仪子弗嗣，屡请析居。仪辄绐曰：‘二亲既有命书矣。’卒举赀产付公”[114]。贾巨平二兄遵父母愿，自小友爱其弟。当长兄仪的儿子弗嗣请求析居时，仪以父母早已立下遗书为由，将财产分给弟弟贾巨平，打消儿子借析居来分家产的目的。正因如此，也使得同居共财较难维持。

表1—6 金代汉族家庭析居异财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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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而言之，金代汉族此结构家庭较为少见，出于经济原因而析居异财则更为普遍。这一方面取决于朝廷奖惩政策实质执行贯彻力度，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普通百姓家庭的一言一行。长时间大家庭的维持由于供养能力有限，根本无法实现，这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