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探秘之旅：文创理念

第一节 文创理念的内涵与兴起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和塑造人民精神文明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发展主题。21世纪的世界格局中，中国过去的千疮百孔已慢慢愈合，以新姿态、新形象重回世界大舞台中心，并打开了一扇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而在物质资源极为丰富的年代，精神归属问题逐渐浮现，人们时常在享受快乐网络购物的同时，却又陷入自制力的自我矛盾与纠纷之中，高铁、共享单车、网络购物、支付宝，中国新四大发明的产生，满足了人们对于物质精神的追求，但也带来了消费和情绪上的“瓦解”，虚无缥缈的感性物质，无法成为一个人的精神信仰。

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创新过程中，重返世界舞台中央和塑造人民精神文明成为两大“内在性冲突”，从整体角度来看，新时期文化的发展之道逐渐从衍生性和附带性轨道转向基础性、全局性。并且在历史新阶段，对如何推进和部署文化发展之道提出了新要求，换言之，文化发展应跳出传统复制性、补充性思维，而是将文化发展视为一种传承与创新。

一 文创理念的内涵

文创理念是一种基于当代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发展与实践，所衍生出的一新兴理念，与新时代文化创造与追求相契合，并且符合后喻文化时代青年人“胃口”，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传播力、感染力。中华文化博大精神，在五千多年的连绵不断的文化发展长河中，传统文化特别是进入新时期后，在产业结构上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商业性和非商业性文化产业，两者在主导者和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非商业性文化产业的主导者为政府机构，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之下该类型文化产业发展尽管艰难、曲折，但总体上趋于稳定；商业性文化产业则由市场作为主体，从发展速度和水平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同样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2012年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实施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提倡在文化领域注入各种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推动传统文化团体体制改进、服务完善，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与崛起提供新契机。

多元化主体在文化发展中的积极参与，为各研究领域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观察视角，如企业、政府、社会，不同视角下所产生的文化发展含义与理解也不尽相同。且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家对外开放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跨文化视角、文化工业视角、创意产业视角、文化传播视角、大数据视角等作为一种新力量在现时代文化领域内的注入，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传统文化发展单一视角向多元形态的转化，依赖新的力量让中华文化绽放异彩。

纵观我国文化综合发展指数，其发展动机和力量源泉主要源自政府、市场、技术、国际四个方面。

第一，政府动机与力量。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称为新时代“中国梦”道路上坚定发展的“四个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多次谈及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践行“文化自信”理论的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并且“文化自信”引领全国各地积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而如何着力增强国家文化安全，提升文化软实力，俨然已成为党和政府重点发展方向。

第二，市场动机与力量。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后，第三产业成为拉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的新引擎，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文创产业不仅打造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转型升级重要推手，越来越多资本开始将目光转移至文创产业，尝试通过与“文化自信”战略思路的对接，推动商业利润和效益的双重提升。

第三，技术动机与力量。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之下，传统媒介与技术被赋予了多元化和智能化新形态，以互联网为中介所形成的新媒体、新技术使得传统文化产品得以与新元素重组，并以新姿态呈现，这种新与旧之间的跨越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获取和接触文化内容的方式和途径。

第四，国际动机与力量。国际力量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中影响力最大的力量之一。21世纪伊始，为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和觉醒，“走出去”战略被正式提出，在国内“闭门造车”近百年后，中国文化再次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而在文化融合过程中激烈的冲突与碰撞也往往伴随其中，如何打破中外文化之间的壁垒，让中国文化再次进入世界人民视野，国际力量、国际元素以及国际市场成为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重要载体和工具。以中国食品饮料领军企业康师傅为例，“康师傅”伴随改革开放一路成长，并在中国掀起了一场饮食革命，在自身发展创新中凝练了中国人特有的“勤奋拼搏、廉洁奉公、专才专能”美德，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提出之后，“康师傅”紧抓这一机遇，以民族特有品牌形象开始驻足国际品牌领域，尝试借助国际力量，并以茶饮为载体致力于将中国“茶文化”传递至一带一路各沿线国家。

在经济与文化双重转型之路上，文化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转型时期在发展和理念上呈现出一种日趋开放化、成熟化、自由化的态势。国内文化界“文创理念”首次提出时间是在2016年左右，提出相关概念的专家学者认为文创理念重在颠覆、创新、跨界、融合，是一种基于社会、科技、创新等多维视角下的全新发展理念，具有“以文聚气，以文化人”的鲜明特征。为践行文化强国建设目标，提升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软实力，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紧紧围绕如何弘扬和传承优秀中华文化，提出两项基本原则，即“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过去五年在文化层面取得的成就，并就现代文化发展理念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1]。

“文创理念”是一个以“文化”为核心，涵盖精神、制度、物质、价值、思维等多个范畴的全新理念，其生成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各类文化实践与创新活动，也是传统文化发展在新时代发展理念下的“新”的直接体现。文化的复兴是“文创理念”的根基，文化的创意是“文创理念”的基础，文化的创新是“文创理念”的目标，即通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再次激发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在中国当代文化创新与发展过程中，文创理念的提出在打造中国特色文化创意产业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而文化领域也应当开放怀抱，以创新、融合的姿态，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等资源主体积极参与至文化创新与发展活动中来。

二 后喻文化时代：文创理念的形成

从本质上来看，文化发展是将上一代文化以“传道、授业、解惑”形式传递于下一代，是一种对文化的代代更迭，人们可以凭借同一种文化对彼此身份进行认同，并以文化作为应身达命之根本。目前，全球各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打破了传统民族区域空间与时间上的限制，“两代人”之间的交际与沟通被新元素、新趋势、新技术、新媒介所充斥，对于年长一代的过去与理想，年轻一代可以借助网络轻易知晓，相较于此，年老一代渐渐被时代的车轮“碾压”，对于这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无从知晓。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是著名的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学说和理论，如文化决定论、代沟理论以及三喻文化文化理论等为现代人类学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其所著作品《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代际的这次决裂是全新的、跨时代的：他是全球性的、普遍性的”[2]。在过去那个时代，年长人群如父母、师长可通过在结合自身经历的基础上告诫、训劝年轻一代，但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我曾年轻过，而你却未老过”。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bilibili推出一个名为《后浪》的视频，其中提到“你们拥有了，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选择权利”“你们正在把传统的，变成现代的”“你们也在启发我们，怎样去更好的生活”等，这些似乎又与米德所论述观点有所不同，年轻一代永远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一群人，他们是奋进者、开拓者、实干者，他们在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他们可以无悔地说“今天，我是你们眼中的‘后浪’，我现在所经历的青春之路你不再拥有”。

文化的传递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对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集中体现，玛格丽特·米德则将其按照不同类型进行了详细划分，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其中，“前喻文化”中的学习者多指的是后辈，长辈等都可成为其学习的榜样；“并喻文化”则是在长辈和后辈两者之间同时发生的一种互相学习的行为；“后喻文化”则与“前喻文化”南辕北辙，“后喻文化”中长辈变成了学习者，从后辈身上汲取新的“养分”。一般，静止化的社会形态下易于滋生“前喻文化”，该社会背景下，年长一代在年轻一代心中起到一定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普遍认为年长一代更具威严性，但在互联网这个浪潮中，全球经济、文化均被卷入了以电子网络为媒介的信息旋涡之中，年轻一代可将自己在网络世界遨游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与年长一代分享。玛格丽特·米德还指出，“我们今天则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年轻一代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今天年长一代所处世界已与过往截然不同，对于新时代中的事物、形态都抱以未知情绪，对此，绝大部分年长一代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已如年轮碾过的车辙。

对于“后喻文化”我国唐代便已经有了系统论述，“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3]”韩愈的《师说》的著名论断。其原义所阐述的是年长者在早期实践过程中获取了很多本来我尚未明白的道路，我遵从并视其为师长；在我之后所来到世界的人，却早于我参悟了诸多道理，我同样将其视为“老师”。韩愈认为在人生求知道路上，道理即“老师”，这种“老师”无年龄、地位等界限，而在文化传递中也不分雅俗，因为文化本身无贵贱之分，任何人都可以担当起文化传播者的重任。

在经历过四次更新换代，电子计算机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前沿社交方式逐渐兴起，如，微博、微信、抖音、腾讯等，代替传统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介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了解生活、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主要平台，回望玛格丽特·米德所提出的一系列学说或理论，似乎如预言般印证着一个后喻文化时代的到来。

在对个人观点论述过程中，玛格丽特·米德最擅长的一种论证方法是“举例法”，且常以“移民”作为例证主题，之所以选择“移民”作为诉说对象，主要是移民群体的特殊性，对于移民家庭而言，若要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首先要认同当地社会文化，熟悉主流社会发展规则。在社交网络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今天，青年一代凭借在网络上强大的生存能力成了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他们对成年人或者祖辈、父辈冠以“移民”之称，“移民”群体若要在纷杂的网络世界获取更为灵活、全面的活动能力，需要将“原住民”作为学习源。且从另一角度来看，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与交织日益紧密，现实空间逐步被网络空间的反渗透力所吞噬，年轻一代在网络世界所获得的“虚拟性”能力，逐渐在现实世界分散和蔓延。

21世纪人们已彻底步入一个新时代——后喻文化时代，该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传递模式被各类新媒介和新技术逐一击溃，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由年轻人向祖辈或父辈的逆流，这种反向发展及传播形态又称为“文化反哺”模式。在对当代新青年生存现状进行深度调查后发现，在信息快速流转、数字无限变幻、城市规模扩大、全球文化风暴的大潮奔涌的时代，年轻一代俨然已立于“潮头”成为掌握航行的“主舵手”，而老一代所撒播的文化“火种”，无论是在文化内容还是文化形式上都已成为过去式，无法成为助推青年一代前进的动力。换句话来说，文化在一代又一代的传递过程中，所展示文化较为单一化、笼统化，固执而守旧无法形成与不同文化的相互比较、相互促进、相互启发，再加上缺乏新技术、新创意等现代化力量的大规模介入，导致在传播过程中陷入一种文化传播效果不佳的“怪圈”。

华夏大地一代又一代的文明在岁月的沉淀和雕琢中孕育了现代的文化产业，文化如同阳光散布于社会各个角落一样，滋养浸润着人们的心灵，使得民族文化氛围得以重塑，文化创意产业经济逐渐红火，聚集吸引了一大批“文创人”，这些文创设计和创意人才都具有“当代化”的共同特点，所设计的文化创意产品也都符合当今年轻群体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但对于文创产品的早期调研、设计思路、蓝图演进、深化设计、成品落地等一系列模块中，老一代群体仍是各资本模块、资源模块、经验模块以及渠道模块的实际掌控者。若老一代不愿放弃现已拥有的地位或权威，表面上以手头资源和经验作为交换的筹码，将自己的“趣味”强加于年轻一代，使其在迫于自身所施加压力下开展延续以往文创活动，这种做法对于文化与市场的对接无疑是一种严峻的阻碍。而对于年轻群体而言，如果一味地炫耀自己在某些文化创意领域的洞察力、创作力、潜在力，故作矜持不主动跨越与老年一代的代沟，甚至以撕裂链接过去的纽带，逐步拉大与前者之间的鸿沟，将他们眼中的“移民”隔绝在巨大鸿沟的另一端，最终会因资源和经验的双重匮乏，导致具体实践过程中问题频发甚至陷入绝境。

因而，在对“后喻文化”这一时代特征和文化特色的理解过程中，除了要引导老一代抛开过去对年轻一代的“傲慢和偏见”，对于社会构建过程中新鲜文化的注入抱以包容、开明、谦虚的态度，与此同时，年轻群体也应尝试换位思考，站在老一代对旧事物难以割舍的角度，秉承善意、尊重、理解的态度向其学习。在这种伴随互联网席卷而来的后喻文化中，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双向性，且对于观念的更新而言，多发生在年轻群体，传统社会中的权威者或祖辈、父辈可尝试与年轻一代共同尝试“求新”“求变”，在奔向目标过程中不忘初心，活出自己的新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用尊重、理解、信任重新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年轻人才会与老一代携手共同探究属于长辈的“第二个”答案[4]。

而从文创理念来看，其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文化的重新塑造，其创新性和创意性特征与后喻文化时代背景下的文化的普遍特性存在极大的相似性。文创理念高度关注年轻一代的文化观念、成长经历、生活态度以及行为方式，尝试通过变对立与冲突为协调与平静，在实践中总结年轻一代对新事物的接受条件和接受规律，努力让传统文化成为年轻一代的一种文化需求，激发起文化传承和弘扬意识，实现文化传递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平等对话，鼓励年轻一代与文化特定的传承者一道融入文化传播者角色，将自己的热情、爱好、创意挥洒在文化创新中，让文化浸染华夏大地每一个角落，并且可以尝试借助新媒介和新技术的开放性，积极主动地拥抱传统文化，使两者产生形态和内容上的深度糅合，通过后喻文化时代文明的滋养形成独具时代特色和寓意的标志性、引领性文化，让中国年轻一代接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力棒，成为具有现代传承意义的文化携带者与传播者。

三 文化创意产业：文创理念的实践

文化创意产业是对文化重塑一种产业化实践，从其业界形态来看，是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相融合的新产物，并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至全球，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化的“革命”。随着文创产业实践步伐的不断加快，文创产业犹如广袤的土地孕育世间万物一般，催生出了文创理念，为现当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我认知和自我观察的新视角。

文创产业的快速崛起和发展，是国家经济水平逐步提升，人们价值观日益多元化、趋同化，以及文化产业在实践演进和不断优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结果。在对人类文化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创造过程进行观察和研究时，可以从生产者和使用者两个不同维度作为切入点。

无论是公元5世纪到15世纪的欧洲，还是处于南北朝至明初的中国，文化产品一直都处于小众化“圈层”，小众化的生产以及小众化的消费，其中，文化的生产在该时期的主要形式是个性化的定制和资助。而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工业领域已先后掀起了四次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变革，目前，我们正处于第四次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石墨烯为主的工业革命时代，这种全新技术革命使得智能化、生态化、能源化、绿色化、规模化生产活动成为可能，这种以“大众”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的形成，使得人们在文化生产过程中对“文化创意化”“创意文化化”的追求欲望愈加强烈。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国家，也是将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两者完美融合的典范。在创意产业之前，20世纪80年代左右英国还仅停留在“文化产业”阶段，并对文化产业的定义进行了系统描述，即“与文化相关的商业性质的活动”，1997年布莱尔宣布就任英国首相后，在国内成立了专门的创意小组“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工作组成立的初衷在于鼓励人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个人原创力，推动整体经济快速发展，该组分别于1998年和2001年发表了一系列专业研究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对“创意产业”含义进行了有效明确，认为社会中个体的创新能力、技巧以及才华等是“创意产业”形成的基础和能量源泉，强调对社会中各类知识产权的系统开发及创新应用，“创意产业”被认为是当时极富创造力、财富力以及提高就业率的新兴产业。纵观整个产业演化进程，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这一段路程中包含丰富的实践、活力的市场以及自发的行动等，在这一演变背景下，无论是产业形态还是消费者需求均得到了进一步转型与升级，且从文化产业发展形势上来看，传统以文化复制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创意产业”盛行的大背景时代下更加突出和强调产业结构中个体创意的重要性。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是20世纪30年代末的德国著名学者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的代表作品，在其所著书中关于文化产业提出了个人观点，认为文化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依托于社会生产中各类典型技术，如，摄影技术以及电影技术等规模化和批量化艺术品的复制，对于文化产业这一现象，瓦尔特·本雅明所持态度相对较为中和，其在认可和接受该现象的同时，也曝光了艺术品褪去“灵晕”后的一系列问题。

而在“创意产业”中其个性化的创作内容和形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艺术品“灵晕”褪去与产业生产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灵晕”个性化、自然化特征得以重塑。但俗话说“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当在社会发展中如果盲目追求个体，与社会整体文化发展大方向相悖，将导致所生产产品无法融入社会，难以引起大众对产品功能和产品特性的广泛认同。从某种角度来看，文化和创意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土壤与种子，肥沃的土壤可为种子提供适宜的生长发育环境，种子可以在土壤中汲取生存所需的各种营养与微生物。文化与创意同样也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文化和创意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确保所诞生文化产品不只是依附于文化的躯壳，而是融入了创意灵魂的新颖化产品。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基于文化理念和创意理念的一股“文化创意热”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影响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变革浪潮。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中创意产业所发挥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不同层次和不同业界纷纷流行一个热词——创意，“创意”搭配下，产生了一系列新词汇和新术语，如，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ies）、创意城市（creative cities）、创意劳动（creative labour）、创意市集（Creative market）、创意设计（Creative design）、创意集群（creative clusters）等，这些以“创意”为核心所衍生出的一系列新术语恰巧验证了英国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关于创意一词的论断，他认为创意一词具有与其他词语不同的特性，其所收到的评价基本上无反面化内容，属于偏正面性的词语。而创意本身的词义为“文化创意产业”产业形态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文化创意化，创意文化化”也成为该产业重点突出形态，并且该理念发展至今仍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引领作用。

在时代的不断演变和持续推进背景下，美国股市分析家唐纳德·蓝伯特（Donald lambert）正式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commodity channel index，建成“CCI”）相关概念，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形成和产业形态构建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研究调查统计后发布了一项《文化时代：第一张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地图》报告，该报告聚焦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从中发挥着支柱性作用，并且在整个世界经济复苏方面贡献了巨大力量，报告指出，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应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的重要发展策略。报告关于文创产业与世界就业形势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在世界总就业人口中，从事文创产业的相关工作者占比约为1%，其所占比例高于其他产业就业人口，比如，文创产业占比约为美国、欧洲、日本三国汽车制造业就业人口综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Irina Bokova）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文化创意产业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成为传递国家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拓宽国家影响、引领文化前沿的重要内容，不但有助于提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民收入、就业率、出口水平的多维度提升，且在某种程度上可汇集各国家和地区力量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更加适宜全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空间。此外，报告还通过数据调查形式，对全球不同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与统计，最具发展潜力的市场主要包括三个，即亚太区域、北美区域以及欧洲区域，以亚太区域为例，该地区在文创产业所创造的收入和就业环境，分别为全球文化市场的1/3和2/3左右，并且包括腾讯、CCTV等在内的诸多中国企业，成为该地区文创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视线回到国内，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发展与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据相关数据资料显示，2019年我国文化产业总量及规模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态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6%，其中，北京、深圳、上海等发挥着良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各发达城市或地区经济产业高速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新引擎，并且我国各地方政府以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和产业形态，制定了一系列专项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了各种具有极强针对性、指导性、现实性的发展政策。

目前，文创产业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兴发展业态，各地区已纷纷进入实践环节，并且各地区关于文创产业的推动计划和发展目标也基本明确。与传统工业生产不同，标准化、规模化并非文创产业本质，而是以个性化和多样化为引领的一种富含创意性质的产业；单一文化并非文创产业的传播工具，其对内容的传播需要借助金融工具和市场机制两大要素；传统落后的技术并非文创产业载体，需要融合各类新技术手段，如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等。上述内容，在各地所出台的一系列文创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内容中均有所体现，并且通过收集和调查各地在文创产业所制定的政策来看，每一条政策内容都凝聚着对文创产业的深化认知。例如，《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18年所颁布的一项关于如何进一步推动文创产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意见中明确了文创产业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发展领域。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可细分为两个小目标，一是加快实现现代科技与文化两者的完美融合，赋予文化创意数字化能量，让数字化创意成为最新发展真谛；基于内容版权的转化进行合理布局，打造文化创新策源地。在重点发展领域环节，主要聚焦以下内容几个：创意设计、媒体融合、出版发行、广播影视、动漫游戏、文博非遗、演艺娱乐、文创智库以及艺术品交易等。以文博非遗领域来看，鼓励各地文化单位或文物单位从文化创意入手进行各类文创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并在当地政府机构和社会资本的双重扶持下，搭建文创产品研发设计和服务营销推广平台。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有效途径的开发，如获取专业品牌授权、灵活应用现代数字技术等，加快实现文博非遗资源与创意设计产业的深度糅合。此外，大力开放具有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底蕴和民族风情的工艺品，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城创新发展、传播交流以及保护传承。

目前，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以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因为有着较为广泛的发展前景，被各行业领域相关专家学者视为当前创意经济中最具希望的“朝阳产业”，不但以独特的文创理念丰富了当代文化发展体系，且文创产业所坚持的以“创意”为引领的发展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为整个产业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对于文化发展理念的研究与观察，文创理念的出发点与其他有所不同，其观察视角主要聚集在三个维度，包括创新视角、科技视角以及生活视角，文创背景下所形成的发展理念具有极为显著的创新性和跨界性特征，强调全方位、多角度的与文化对话和交流，践行新时代“以文化人”的使命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