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四
田赋考四
田赋之制
光绪三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奏，略称：“窃照江宁府属熟地，恳请减则征收一案，迭经前督臣李宗羲等奏陈，均经部臣议驳。嗣署督臣刘坤一会同臣元炳吁请暂减三年，部议光绪元年丁漕准予减征，二年按元年所减数目酌减一半，三年查照原定科则征收”等因，当经转行饬遵在案。臣葆桢莅任后，因各属荒田严催未垦，而江宁府属转多垦而复荒者，骤闻之不胜其疑，再四访求，佥称江宁赋重亚于苏松，而地硗等于徐海，以十余年废耕之土，责诸数百里孑遗之民。倘钱漕照额征收，窃恐年复一年，流亡多而荒芜更甚，国家大利在农，若不培其本根，恐抚字[1]、催科二者均无从下手。藩司孙衣言到任，正值上忙奏销之际，迭经通盘筹划，以为利农必在劝垦，而非减漕，则无以利农。兹据详称，从前江宁府属权办抵征，上则田每亩征钱二百五十文，下则田每亩征钱一百三十文，为数甚廉，似应争先开垦，趋之若鹜。乃求之汲汲，应者寥寥，实由兵燹之余，乡民自种自食，每户不过十数亩而止，余地招募客民，给以资本，应募者来自江北，土性异宜，加以强悍难驯，费资多而交租少，大约从前每亩收米一石者，今只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则席卷潜逃，牛具田租均归乌有，而田已报熟，赋无可蠲。办抵征时弊已如此[2]。今复丁漕原额，总计上则田每亩须完钱四五百文，较之抵征数几倍之。农服先畴，弃之则无以为生，守之又不敷偿课，良懦释耒，狡黠揭竿，上年六合闹漕[3]，虽借屯米为辞，实则希图普减。户部职在裕国，原难轻议更张。第裕国必先裕民，欲使兵燹之余生，尽纳承平之井税，情既不忍，治且难行，万一别滋事端，窃恐所失更甚。目前虽遵部议，上忙勉强启征，现届六月，各州县报解不前，加以亢旱兼旬，蝻蝗蔽野，近幸渥沾雨泽，插秧已迟，所宜及早熟筹，预杜后患。因思地丁一项，不敢再请减征。唯有援照同治二年恩免苏、松、太三属虚粮之案，除江宁府一属除高淳[4]、溧水二县向完折色不计外，其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额征漕粮等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查该县田地荒熟并计，应征原额漕屯兵恤等米共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以十分之三核计，减米四万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奇。就现在启征熟田而计，应征原额漕粮等米九万二千九百九十五石有奇，共请减三成米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奇，尚应征熟田米六万五千九十七石有奇。将来继垦熟田，亦照此科征，不再加重，斯民具有天良，幸沐皇仁优渥，如此断无不踊跃乐输者。有田之家既得田之盈余，岂肯轻弃其业；无田之民不畏田之赔累，更当竞趋于耕。十余年后，民间增数十万之熟田，国家即多数十万之正赋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伏查，漕粮关系正供，不容轻议增减，苏松等属，同治二年蠲免十分之三，此破格之恩，岂寻常所当援例。然江宁府属，沦陷之久倍于苏松，荼毒之酷甚于苏松，田土瘠而遗黎稀，更无从与苏松比较，同是朝廷赤子，何忍听其既登衽席者驯致流亡，苏、松、太减米五十四万余石之多，为前古未有之隆施，所以巩万世无疆之宝祚。今于江宁府属再减米二万七千余石，仅及苏、松、太二十之一，于国计似无大损，而圣主如伤之隐，周浃彷徨，其以人情为田，一树百获者何可数计。唯前所请减者有二成半、二成、一成半之分，今则统减三成，似乎冀幸过甚。然前次米粮一律请减，今者不减银而减米，相权不甚悬殊。唯有吁恳鸿慈逾格，特旨准照苏、松、太成案，核减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漕米三成，俾民无以纳课为畏途，而以垦荒为利薮，臣等不胜感激屏营之至。
十年，兵部尚书彭玉麐条奏，粤东环海为疆，三江汇注西江，容纳百派，尤源远流长，皆以广州为归墟之所。从前海口深通，江面宽阔，建瓴顺轨，尚鲜泛滥，嗣以下流香山、新会、东莞、新安、顺德、番禺各属，每于沿海浅水，堵石筑坝，拦阻泥沙，淤成田亩，于是群起争利，东以斥卤报，西以草坦升，围外加坝，田外生田，河面日蹙，出水日艰，大雨时行，各江盛涨，上流各属动遭水患，决围溃堤间岁相望。拟请援照乾隆十三年湖北巡抚彭祖葵奏禁私垸滩地，嘉庆七年湖南巡抚马慧裕奏禁增筑湖田堤埂办法，晓谕各属，沙坦以现在报垦成田者定为限制，嗣后永远禁止添筑石坝基围，以利宣泄而庆丰穰。
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前奉上谕，沙田升科一事，正赋攸关，岂容奸民蔽匿，迭经户部奏催办理，着该督抚督饬所属，查明已升科若干亩，未升科若干亩，即将未经升科之沙田迅即确查妥办”等因[5]，当即督饬司局筹议办理。近准户部咨，“现拟改办升科，诚为正本清源之计。粤省地居滨海，沙坦较宽，此项退水之田，素称膏沃，获利既重，流弊滋多，是在妥拟章程，豫定期限，严稽匿税，慎选贤员，一切事宜果能经理认真，自必立有成效。况仿照山西丰宁、马厂成案办理，更有把握，万不致若从前之因难中止，务须妥速筹办，勿涉因循”等因，复经转行饬办。兹据广东布政使高崇基会同沙田局司道详称：粤省沙田，以广州府属香山为最多，顺德、新会、东莞次之，番禺、南海又次之。潮州府属海阳、揭阳、潮阳、澄海等县为数有限。自嘉庆二十三年查办升科以后，所有新沙溢坦斥卤成熟，虽迭经报查清丈，饬令照例升科，终以未经部复核定，未能入额遍征，各业户坐拥膏腴，仍完斥卤轻则。至沙田亩数，溯查嘉庆二十三年奏案，已查明奏准升科者五千三百余顷。此项名为额数，咸丰年间屯田变价案内，除由官长虚税、无人承领五百余顷外，实则升粮者一千四百余顷；至同治六、七年间清丈案内，查出溢田缴息升科者五百余顷；光绪七年补升案内，查出斥卤成熟应按则补升者四千余顷，此各项皆为新沙。此外，近来新增溢田自当不少，但未经呈报勘丈，无从悬拟，合计老沙、新沙有案可稽者，共计一万一千三百余顷。至同治年间清丈案内，奏报沙坦一万九千余顷，查与司案、县案皆不相符，似系舛误，无关收息银数出入，应俟查明致误之由，另行办理。唯查老沙田则皆未请给部照，民间但凭垦单、县照、司照管业，其间或有遗失，或经典售影射、侵占启争受累，均所不免。此次拟请除原额民田外，无论老沙、新沙，一律换给部照，其每户田不及一顷者，以一户为一照；若一户过一顷者，以一顷为一照；如数顷数十顷之外，尚有尾零数十亩，亦尽数填给一照，以便买卖分析。老沙毋庸再丈，按册核给；新沙清丈明确，立时填给。嗣后，民间买卖过割，以此为凭，仍详加查勘，分别上则中则，升科起征，永远免其摊派捐筹。此次缴息定则，俱较旧章酌量从宽，庶国科渐充，民情亦顺。现已详察舆情、酌议章程，一面遴员设局，延商公正大绅出示开办，唯必须颁发户部空白执照，随时填给，方期鼓舞。其照式由粤省酌拟，咨部核定刊发，详请具奏。
臣查广东查办沙田之案，自道光二十四年以来已不下五六次，或溢坦归屯，或屯田变价，或斥卤补升，或呈报溢坦，或海防沙捐，查勘累年，筹捐多次，唯始终未领部照，未编赋额，以故清如不清，丈如不丈，不能取信于民，由来已久。此次遵旨清丈升科，应颁部照，随丈随给，使各沙户晓然于此举，实为便民安业，一劳永逸之计。执有此纸以后，或买卖，或管业，永息讼争，更无派累，庶可踊跃趋公，一律澄清。
查臣前在山西巡抚任内勘办丰宁官荒马厂，即系奏准颁发空白部照，随丈随给，一时租户耕氓无不争先引勘，唯恐清丈委员到来之晚，事理相同，民情可见。窃闻直隶、奉天等处丈勘荒地办法略同，此次部咨既准仿照山西丰宁马厂成案，催令速办，相应援案奏请，即委员赴部领办此项部照回粤，以期妥速。合无仰恳天恩[6]，敕部迅速颁发空白沙田执照数万张，交委员领回，俾得及早勘办，一俟办有成数，随时咨报。
又片奏，再广东遵旨查办沙田升科[7]，前经臣奏请敕部颁发空白执照一万张，并将设局清查升科，分别缴款换照章程奏明在案。查广州府属沙田旧章，其老沙已补，升者均照番禺上则征银米；其新沙未经成熟者均属斥卤，轻则每亩约完银四厘有奇，不征米。凡老沙、新沙各坦，向俱只发司照[8]，或由县发给垦单[9]，便执为管业之据。今设局清查，无论已升、未升，上则、中则、斥则[10]，自应一律换给部照，俾资遵守。唯此次户部所发执照，只有上则、中则两起，并无斥则之照，各局委员每多拘泥，遇有未熟坦亩，遂谓无照可发，议请停给。臣查光绪十二年七月内请颁部照，原奏声明，“无论老沙、新沙，一律换给部照。老沙毋庸再丈，按册核给；新沙清丈明确，立时填给。嗣后，民间买卖过割，以此为凭，仍分别上则、中则升科起征”等语，并无何项沙坦毋庸发给部照之说。且前次奏定章程，声明草白等坦酌减花息，勘明后分别给照，定则升科起征，是草白坦亦应给照[11]，尤为明甚，但未成熟，未便遽发上则、中则之照，不可谓斥则以下遂不发给部照也。况草白坦等项，望影占筑尤易起争，岂可转令私照管业，留贻讼累。且今日之新坦即将来之熟田，一经给照，则土名、亩数、业户姓名、承垦年月一一明晰，俟五年升科之期，户不须另查，田不须另丈，业户虽欲延匿而州县有册可凭，只须勘明成熟，分别升科，则按户加升，岂不简易扼要，一劳永逸！且本届清丈，劳费数年，若于此次大举清丈之后，业户仍无确实可信之部照执以为凭，必致成熟届期，重丈有扰，换照有费，胥吏得贿，永不报升，觊觎不息，讼端不已，葛藤悬宕，撤局无期。是徒为胥吏开需索之门，为民间留无数未完之案。当经严饬司局，一律发给部照，以示民信。清田额勒限今年年底将所领执照一万张一律发竣，如有不敷，再行奏请续发。唯现领部照既无斥则等项名目，若待另行请领，未免往返需时，除熟坦分别上则、中则填照给发外，应将未熟之草坦、白坦、水坦照章列入斥则，一律发给部照，于照内分析注明，令地名、亩段、花户、垦期一一有案可稽，俟五年成熟补升之期，按册查勘，未熟者仍其旧贯，已熟者改注补升科则，则赋既不匿，民亦不扰，实于清赋恤民均属大有裨益。再查新安县向未报有沙田，此次查出该县沙田皆系咸水沙坦，远逊香山、东莞等处，且并不及潮州，应酌照前次奏明潮州府属沙坦办法，酌量宽减，以示体恤。仍一律发给部照，俾免向隅。
二十二年，陕西巡抚张汝梅奏清查荒田情形。略称：兵后大祲，百姓流亡殆尽，地旷人稀，未能尽辟者一。通省土产杂粮居多，北山一带，夏寒霜早，穑事多不可靠，即平川地面水土稍佳，然人少工贵，即使丰收而谷贱，得不偿失，未能尽辟者二。农民择地而耕，非有可靠之利孰肯株守垦荒，工费不支，熟后谷价太廉，偶遇偏灾即弃而他往，不特客民多无室家，去留无定，即土属亦旋垦旋废，作辍靡常，未能尽辟者三。而州县一经招垦，限满升科，即应归入额数并计征，不足额则处分綦严，田无人种则追呼乏术，现虽不敢不认真查报，而皆惴惴焉，以将来之考成为惧，此情实有可原，不得不加体恤。伏思催科政拙，州县之责难宽，而因时制宜，经权所当并用，与其拘守例章，使怀疑惧，莫若宽以期限，俾得展舒。拟请将自首及新垦各户分别于首报及垦限届满之日起，应定升科钱粮，予限三年作为另案征解，不入额数考核。限内垦户逃亡，熟地复荒，免其议处，一俟限满，即将升科，未荒之地照例归入额数，则各牧令可以放手办理，必能日起有功，从此额赋永增，似觉公私交益。
三十年，两江总督魏光寿奏“本年正月奉谕，外务部代递总税务司赫德条陈”一折，据称“练兵筹饷以地丁钱粮为大宗，若竭力整顿，并可举办各项要务，按里计亩，按亩计赋，令每亩完钱二百文，百姓亦不受丝毫扰累”等语。现在财用匮乏，几于罗掘俱空，一切要政，需款尤殷，亟应切实统筹，期有良法。该督等按照所陈，悉心会商，逐条议复具奏，当经臣咨会直隶、四川、两广、闽浙、湖广各督臣筹议，查该总税务司所陈筹款之方，专重整顿地丁，欲举一切国用取资，于是揆之中国情形，固不尽然。即证之各国章程，亦多未合。考中国所以取民者，其法不一。古代赋税，并行徭役，汉世田租外复有口算，唐租庸调三者并税，皆不全取之于地。又历代皆以农田所入为正供，输之有常，取之不扰，即遇万不得已，兴利之臣亦唯议榷盐铁茶酒等税，而不以伤农，此载之历史可信者。各国岁入之款，有视中国加十倍者，然所列收入各门，如消费税、印纸税[12]、关税皆占巨额，而地租视诸项尚不算大宗。日本岁入之数凡二万数千万元，印纸、关税外，有酒税，又烟草、酱油等专卖税，亦官收巨款，而酒税且过于地租，是各国振兴商务以为开财之源，并无专恃地租以充国用之事。至其按中国地方开方计亩，所拟之数未免太多。查中国现在里亩，照户部则例载，各省田地共七百四十二万余顷。今乃以幅员面积推算，谓有八千兆亩，减半折算，尚有四千兆亩，夫四千兆亩即四千万顷也，比现数七百四十二万余顷增多五倍有余。我朝政尚宽仁，其中细民匿赋有未清查，新地升科不尽核实，诚使力加整顿，直省田亩断不止此数。此则可知者。若如所陈，谓由业户将所有地亩开单具图，赴县呈报，三年后岁入可至四百兆两，则田亩亦必四千兆亩，方合此数，一举而溢出三千数百余兆之多，窃恐必无是理。若夫地有高下，田有肥瘠，科则分为轻重，此历代因田制赋之常经。若如所称，令每亩一律完钱二百文，是使上田科薄赋，瘠壤予重征，比而同之，自来无此办法，就令通扯匀算，亦觉征赋过重。查近年通国所收钱粮，大概计之不过三千万两，内外若谓此法一行，即可收四百兆两，是比较旧额增十三倍，恐欧美日本诸邦亦断无骤进递加如此之速，施之中国，安能必其可行。夫中国如陕、甘、云、贵等省，素称贫瘠者无论矣。即就江南言，固号财赋之域，然以地图按之，江南所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统关内各行省计之，实占地面九分之一。依节略所言，以四千兆亩九分之一，应有地四百四十余兆亩，今按户部则例，三省地亩不过一百四十余兆亩，犹不足三分之一赋额，则苏宁两处，每亩折征有自三四百文至四五百文者。然江北瘠薄之区，暨安徽、江西两省中下之田，每亩仅完数十文，滩租芦课又每亩只完十数文[13]，合计每亩不过百文有零，是照二百文又仅得其半矣。以江南地利全辟，赋额最重之邦，照现在收数比节录所拟之数相去犹甚悬绝，则推诸他省更不待言，此其窒碍难行，已可概见。臣深受国恩，冀得良法以佐度支之急，再四筹思，以为与其虚拟一不可知之数重虑烦苛，不如就已办到之成规加之厘剔。查光绪二十五年，苏省清厘田赋，委朱道之榛定章督办，综计苏州、镇江二府属长洲等十三县熟田银米两项，每年共增出银五十余万两。若由二府推之他府，更由江苏一省推之他省，得人而理，不难照行。此外西北广大之野更宜开垦荒地，多实军屯。东南流域所有沙田涨滩，清丈升科，从实举办。又于闽、广、湘、赣等处广求林政，以辟利源，是皆屡见明文，未睹成效者。请旨饬部严定考成，酌予期限，再由各省切实办理，果能认真整顿，数年后每年似可增一二千万以济要需，核与总税务司所筹虽尚悬殊，无如天下农田民力所堪，只有此数如此，则根本不致动摇，于综理财政之中，寓安辑黎元之意。此臣夙夜所为兢兢者也。
吴贯因《田赋私议》略曰：赫德依面积计算，非同架空之理想，由历史沿革观之，亦信而有征。西汉盛时，全国垦田为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隋大业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唐天宝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宋开宝末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二十顷，至元丰增至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元至元一千九百八十三万顷，明洪武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崇祯中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顷，清顺治初五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七十顷，乾隆间七百四十一万四千九十五顷，嘉庆七百九十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道光七百四十二万顷，光绪九百十八万一千三十八顷。以上最多者为隋，次则元、唐，次汉、明及清，而最少者宋。谓领土有广狭耶，则元、清广过于隋，何皆不及？明不狭于隋，乃不及隋六分之一。谓户口有多少田因之耶？则隋大业户仅八百余万，唐天宝有户九百余万，数实过隋，何以田不及三分之一？元盛时户千余万，远在隋上，乃亦不及一半。且隋盛时，人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今之人口约有四万万，数增十倍，而田竟不及五分之一。谓世有治乱耶？则唐自高祖至天宝、宋自太祖至元丰，休养时期远过隋代，承平既久，田野日辟，而唐宋视隋成反比例，抑又何耶？窃以中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无论何朝，苟非大乱，皆在五千万顷以上，不独隋。然而隋独见其多，以所清查者，其数略近于实也。《治平会计录》：宋之田数，计赋租以知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计之无虑三千余万顷。又《宋史·食货志》言：荒田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百亩之内起税，止四亩，欲报至二十亩，则竞言民苦赋重，遂不增。以是观之，田之无税者不止十之七也。此不独宋然，各朝皆然，特宋之漏税较甚耳！夫田多漏税，举国人知之，因属于国家，其税则由中央定之，调查亦由中央发令行之。以中国领土之大，欲由中央整理田赋，其调查断不能确实，税率断不能公平，数千年之弊，实由于此。欲清积弊，唯有划为地方税，听地方各自为谋，庶几漏税之田可使悉数清出，额外之征可使涓滴归公也。按之学理有据，验之事实益明。今世列强唯普鲁士与美国划为地方税，能使制定之税法适合于其地农业之状况，否则负担必失公平。法儒卢罗谓1851年法之田赋税率为课纯收入百分之六，而实际各县之负担轻重悬殊，有仅及三分零者，有达九分零者，此就一县之总额言之。若就其自治团体言，其重者，仅国税一项已达纯收入十分之二三，益以地方附加税，达十分之四者有焉。其轻者仅百分之二三。此法以田赋为国家税之弊也。意大利自改赋配税为定率税[14]，其制固较法为优，然负担之失公平，亦与法等。试观中国王士性之《广志绎》曰：真定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辖一州七县，无论所辖即广轮之数[15]，真定当苏之五，而苏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只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粮只六万一千，登州之贫寒一州七县，粮乃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粮只三万，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乃四万五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只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田以
量不步矣[16]，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
矣。士性所言不过略示一斑，此外赋额之失公平者，何限近二三百年。因新垦漏税益不公平者又何限，以我国幅员之广，交通之艰，赋额由中央制定，大失公平必然之势也。况二十二行省外，尚有蒙古、西藏、青海等地，苟欲遍查，不知费若干年。而此若干年中，近山增新垦山田，近海增新浮海田，数必甚多，不幸因灾而良田变为废土，数亦不少，故查竣之后，一核其实，又大相出入焉。若划为地方税，范围既小，测量易周，即土地变迁亦近而易知也。且地有肥硗，欲由中央调查，分其阶级以为课税之标准，安能斟酌适当，一归地方，则肥硗立判，税率易定，不特此也。今欲改良田赋，必釆用最新之土地清册制，始能兴利除弊。然法国清册调查编制费四十三年，日本亦历九年，中国土地面积二十一倍于法，二十六倍于日，即以日为比例须费二百三十四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不划归地方，终无整理之日矣。况税法常随经济界之变动，中国各地经济之状况大相径庭，有数年辄须改革者，有无须频更者。唯地方得相度情形，以因时制宜，且可预留加税之余地，必由中央制定将生种种障碍。如意大利人民负担轻者仅当纯收入百分之七，重者当百分之七十九，欲议加税，轻固能堪，重必反抗。又各省课税之单位迥别，如南方以亩计，而吉林以垧计，普通一垧约当南方十亩，然亦多少不同。盖吉田岁仅收获一次，又多荒地，故课税不能以亩算，而必以垧算。其他沿边各地度亦多不能与东南同。今为国税欲划一其制，违反各地习惯决不能行，何如归诸地方，俾法立而民安乎！
蒙古田赋向归其王公收入，苟欲令其移归国家，势必扞格，如设特例，任其自收，则同一领土有乖统一之养，唯划归地方，此等畛域胥泯矣！今日田税收钱合银，各地差异非尽由币制未定、银价不同也，实地方官额外加征耳。稽光绪二十二年湖北征收册，每银一两，征制钱一千九百文，其时市价实一千三百，是多征六百文矣。数年前江苏征银解银问题，起苏之官谓银一两，值钱二千有零，人民谓仅合千余文，是亦多征数百文也。其弊由于中央政府不能熟知各省市价，故官得上下其手。夫多征固病民，少征亦病官，如吉林每垧征钱六百六十文，因官帖吉林使用一种纸币，谓之官帖。价值之落，致昔也每垧征税合银三角余者，今仅合一角余，公家受损如此，本拟变通，缘非中央许可不行，若归地方，则多征少征，官与议会皆熟知之，有权以改正矣。自私之见，人情大抵皆然，以官代中央清查，常图完事以塞责，不肯严核以取怨，划归地方则为维持自己经费，其清查必实，而漏税之弊可除。观此则田税之应归何属从可知矣。虽然田赋岁入中央之经费重有赖焉，今悉归地方必当谋有以补其缺。此下文繁不录。
改良田赋之法可分二节，一曰税制，一曰税率。先言税制，各国制度皆极简单，日本统名地租，取于民者只一种税法，奥、意、比诸国皆然，唯英分二种，究非繁杂也。今中国之田赋名目如鲫，举其著者一地丁，二漕粮，三租课，四粮折。而漕粮中复分三种：一实征粮，此仅行于江、浙。二漕折，三漕项。似此纷歧，已非理财之道，况额外加征，漕粮外尚有所谓漕运银，恶税一；正供外有耗羡，恶税二；此犹经中央认可，又有起于官吏之舞弊者；一秤余，谓补库平之不足，恶税三；一杂派，谓补各种之费用，恶税四；亦为政府默认，名目之多至此，中国之田赋不当名为一种租税，当名为十种租税矣。此应改革者一也。再言税率，其赋课之失公平，令人震骇，今姑引一现行赋则表列于后：
各省 亩科银两钱分厘毫丝忽 粮米斗升合勺秒撮 粮豆升合勺秒
直隶 自八一至一○三 自一至一 自九八至四
山东 自三二至一○九一 自二至三 自麦一至麦四三
山西 自一○七至一 自一五至二七
河南 自一四至二二七 自七至二二
江苏 自九至一四一一 自一四七至一九二六 自麦二至麦三
安徽 自一五至一〇六 自二一至七一
江西 自一三三六至一一七〇一三自一七至一〇七二五
福建 自一六九至二五五 自三至一九
浙江 自一五〇三至二五五 自三至一九
湖北每石折银自 二五四五至二九七四一 自六至二九一四八
湖南每石折银自 二〇二三八至二八四〇四自二九至一四六九
陕西折色每石自 一〇五九至二七七三 自一至一〇一六
甘肃 自二至一五〇四 自三至八一一
四川 自一五九至八四九一
广东 自八一至二二三二 自六五至二一九
广西 自二四至二 自三七至五五五
云南 自五五至四六五 自一九四至一五
贵州 自一至六〇五 自五〇一至四五
奉天 自一至三 自二五至七五
此等赋则有缺点三焉：一、不知参照各省之生活程度。今日东南各省与西北迥别，西北一金之用有足抵东南十数金者，使不审程度之高低，而仅以地味之肥饶课同等之税率，安得公平。二、与现在之地味不相应。如表所列安徽上等田课银一钱六厘，米七升一合，福建上等田课银二钱五分五厘，米一斗九升。今安徽产米之多，闻于全国，当不劣于福建，而赋额仅及其半。广东下等田赋额八厘一毫，米六合五勺，广西下等田为二分四厘，米三升七合，今广东地味当优于广西，而赋额仅及三分之一。略举一二，已可概见此。由于调查之错误及地味之改变，盖土地肥饶虽由天然，而因人力之作用亦随时代而变迁。《禹贡》载：雍州之田上上，扬州下下。当日区分当必确有经验，今则变为扬州上上，雍州下下矣。现定赋则，大半沿明代之旧，故所判等级多反于实际。三、不知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凡人口稠密之地，土地不足，故十亩之田竭全力以从事。人稀之区，地余于用，耕稼百亩，其所需劳力与经费仅与前之十亩等，收获同而所需不同，课以同一之税率，安得公平。此应改革者二也。考各国田制虽各不同，然举为课税之标准不外四种：一、比例面积，二、比例生产，三、准据地味，四、准据地价之数者。皆不得公平，于是有土地收益清册制出焉，既量其土地之广狭，又视其生产之多寡，除资本劳力之报偿外，细核其收益之实量，依之以定税额，顾欲遍查全国，不可能也。故分为若干等，各等中择其一以为模范，地取若干年之收入平均计之，依市价以定其每年之利益，制成清册，据是定税率之重轻。现今文明国多釆此制。中国则自周用什一之制，汉初定为十五税一，景帝二年三十税一，晋代复为什一，此皆比例土地之生产为课税之标准，与印度田赋之四税一、埃及之五税一同。魏武初定邺都，田亩征粟四升，北魏孝明帝税粟五升，赁公田者税一斗，唐租庸调之法，丁男授田百亩，岁输粟二斛，稻三斛。历朝皆以亩算，与罗马古代之条治拉税、英古代之海孶税同以面积为标准也。禹别九州，列为九等，金亦分九等，元分三等，清分三级，各级中仍分三等，是与罗马帝国克陵堡侯国之税法同以肥瘠之阶级为标准也。此皆与泰西古法同而现行异，各有缺点。今日而议改良税法，唯有釆收益清册制而已。其应研究者，土地为生产一大要素，资本家投资竞买，于是全国之地权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社会党愤其垄断，创土地国有之说，事实固不易行，第集中之弊不可不矫正之，故中国田制，宜用社会政策，分为二目：一曰地代税，课地主之坐收佃租者；一曰农业税，课地主之兼营农业者。地代税，课纯收入十之一，农业税，课二十之一。盖农为国家元气，当轻税以优养之。对于坐收佃租之地主加重税率，不特可警游隋[17]，且防豪强兼并之弊，于农业进步有力焉。此吾所以主持此制也。按原文冗繁，删节过半，当时有驳之者，谓中国向例非地主而营农业者为课税所不及，今于地主兼营者课之，是混所得税于田赋中矣，词亦甚辩。唯划为地方税，赞成者多，然无巨款以补中央之缺，终不得见诸施行也。存一说而已。
三十二年，署两江总督周馥等奏，苏省银价骤涨，旧征规复银价折钱羡余[18]，不敷赔款及办公各费，请自光绪三十二年上忙起，将随征规复银价拨还各厅州县，以资办公等需，另于每征银一两带征钱二百文作为赔款，下户部知之。当据恽毓鼎奏，江苏督抚拟将地丁钱粮每两加收制钱二百文，经户部议驳，又复一再渎请恳恩饬下户部[19]，体察情形，妥议复奏。从之。寻户部复奏：两江总督等复奏，苏州征收三十二年上忙银价，仍请每两加钱二百文，凑抵赔款，照案带征一节。臣等正拟具折奏驳，适军机处将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各折片交到，细绎该侍读学士之奏与该臣等意见相合，恳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苏省本年上忙，仍照常征解，毋庸另行加征，其已经启征加收之二百文，应令流抵下忙正赋。
又户部奏，滇省钱粮减成，早经限满，仍未照额征收，请自光绪三十一年奏销起，严核分数，切实清厘，以符定制。
三十三年，度支部复奏《两江总督等奏苏省银价腾贵，州县征解亏累，酌议补救办法》一折。查苏省赋额甲天下，虽屡经核减，而现数仍较他省为重，故该省前两次奏请每两加征二百文，均经臣部议驳。该督臣等复以银价腾贵，州县征钱解银亏累过巨，拟陈三策，奏请饬部酌行。其一，臣等悉心商榷，如请免提丁漕、平余、漕余一策，查此项银两一为拨补厘金，一为充新军之用，不容稍有移挪，碍难照准。至所请改钱征银一策，查苏省田赋本由科银而科钱，然自同治四年定价以来，民间习惯已久，一旦以钱易银，必至互相扰乱，且较该省请加二百文之议为数更多，应请毋庸置议。至请仍照原奏每两请加二百文，将规复银价拨充赔款之二百文给还州县一策，查原奏内称“同治四年奏定，每两折收钱一千四百文，加办公经费六百文，目下银价每两一千六百八九十文，所收之一千四百文仅得银八钱二分八九厘，中间亏耗不啻三百文”等语。夫州县办公经费既定六百文，即使亏耗三百文，尚余其半，每年漕费杂款所赢尚不止此数，办公当无不敷，该督臣等则以州县赔累过巨，一再请加，或因银贵使然，出自实情，然银价之贵，多由铜元充斥，该督等自当酌量盈虚，设法整顿。至各州县批解藩库银两若何核算，有无亏折，以及道府各署一切杂费出之州县者，均足致累，请饬下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确切查明，即行分别裁减，此外有无别款可筹，以资抵补，再行奏明办理。
三十四年，御史齐忠甲奏《请讲求东三省垦务》折，略称：查奉天、吉林之蒙荒，黑龙江省之边地，平原辽阔，旷无居人，前此虽经勘放办理，未为妥协，原定之年限未满或遽议升科，小民之负耒初来，或又行加价，生此种种之阻力，领户均观望不前。今既为招垦实边起见，不必设垦务大臣，亦不必即行设官，宜由各省督抚派员经理其事，不收荒价，只收经费，如有多领者，亦随其便。俟升科之年，已垦者悉数升科，未垦者量与升科。似此有利无害，不必迁民而民自归之，将数千里无人之地，不数年即成富庶，实边之道无逾于此。
[1] 抚字，抚养、抚育，谓安抚百姓。
[2] 抵征，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苏皖地区清政府征收赋税时，由战时的绅办“亩捐”向恢复常规征收所用的过渡办法，特点是由官主办，绅士参与，通过查田，按亩征钱，抵作正赋。就征收的数额讲，还未达到常征的水平。
[3] 闹漕，清朝中晚期出现的民间力量对抗漕粮征收的行为。广义的闹漕，包括漕控、丑米挜交、逋欠、诡寄、包漕等个人行为和聚众公开对抗漕粮征收；狭义则仅指聚众公开对抗征漕。
[4] “除江宁府一属”句，文意不通。查《沈文肃公政书》卷三十五，此句应为“将江宁府一属”。
[5] “等因”，传统公文用语，用以结束说明原因和情况的上文。
[6] 何无，何不。
[7] 沙田，广东称江海沿岸淤积形成的土地为沙田，又称沙坦。
[8] 司照，省布政使司总理清赋督垦局颁发的土地凭证。
[9] 垦单，县衙或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开垦土地的凭证。
[10] 斥则，土质最差、等级最低的土地。斥，盐碱地。
[11] 草白坦，沙田的等级。据邱斌存《广东沙田》载：潮水涨落，淤泥聚集，略见水草，谓之水坦，属斥则（斥卤）；继之而积土愈多，鱼游鹤立，潮退袒露，草已萌生，谓之草坦。草坦，又称草白坦。
[12] 印纸税，日本税种名称，在中国税制中，称印花税。
[13] 滩租芦课，滩租，江河湖海滩地的田税；芦课，江湖岸边出产芦苇之地的租税。
[14] 赋配税，国家不确定税率，只按一定标准分配拟收税额。
[15] 广轮，土地面积。
[16] 
，本义为粗绳，此处指用于丈量土地、有一定长度的绳子，也可动词化为以
丈量。
[17] 隋，古同堕。隋，《玉篇》懈也。
[18] 规复银价，清晚期，地方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征钱解银所产生盈余的上解部分。
[19] 渎，重复。渎请，再三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