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续文献通考卷三
田赋考三
田赋之制
同治元年，谕：御史刘庆奏“考核州县应以招集流亡、垦辟地亩为要务，请饬该省督抚等以此二事为课绩之本”等语。军兴以来，被扰地方民多流徙，地半荒芜，全赖牧民之吏加意抚绥，尽心招徕，庶几田庐可复，户口日增。嗣后，被扰省份于收复地方后，各州县地方官有能招集流亡、开垦地亩、尽心民事者，即着该省督抚、藩司随时登之荐牍，以备擢用，务期有裨实政，不得徒托空言，以奠民生而饬吏治。
又允特普钦奏，招垦黑龙江荒地。
又谕：宝鋆等奏“遵查黑地升科[1]，请旨办理”等语。前因太医院医生王庆连等在内务府呈称“直隶各州县、盛京等处无粮黑地及八旗报效地十余万顷，请按额升科”等语，当派宝鋆会同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督率各地方官详查办理。兹复据奏王庆连带同民人张达呈报，大兴县田家营等处民人吴自有等隐种黑地，经宝鋆等派令委员会同该县查明，皆系有主之地，并非无粮地亩，质讯王庆连等，情词闪烁，亦复不能指实，所递查地章程内，如设立公所、颁发戳记等项，无非欲假以事权，借作威福，种种谬妄，断难准行。王庆连于并不干己之事辄敢擅收呈结，妄报黑地，实属不安本分，着革去太医院医生从九品职衔。缪特瑞随同王庆连联名呈报黑地，事多不实，着革去从九品职衔，均交该地方官严加管束，毋许出外招摇，以示惩儆。至黑地一项，直隶、奉天所在多有，或圈地旗产日久迷失，或山隅河洲新涨闲荒，愚民无知，相率耕种，若令纷纷查办，转恐扰累闾阎。户部定例清查旗地章程，向有办理升科明文，经此次奉旨之后，凡自种黑地，业户旗人赴该管都统衙门呈报，民人赴该管州县呈报，俱各查明段落四至，勘丈属实，照例升科，由户部颁给执照，准其永远为业；其从前盗种黑地之罪，及地方官失察处分，均予宽免；从前花利，并免追缴，若有挟嫌讹诈，妄报他人有粮之田，照律加等治罪。如一年以内不行自首，经他人告发到官审明，即治以盗种黑地之罪。各州县黑地交课若干，按亩征收，年清年款，不准丝毫拖欠，其勘办升科地亩最多之州县，准随时奏请奖励。
又谕：前据张之万奏“请变通河南折漕以裕仓储”。当经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奏称：“张之万所陈折漕银数与河南历年办理成案加增一倍有余，于仓储军需及本省办公经费均有裨益，应照所请办理”等语。河南应征正耗额漕蓟粮共计三十余万石[2]，前据郑元善奏称，本年秋收核计，通省仅止五分有余，显系轻信州县，预图迁延。该署抚于抵豫后即能将历年漕弊，不避嫌怨，据事直陈，自必确有把握。见在库款支绌情形，张之万甫由京外任，自能深悉，着即照户部所议，督率各属赶紧征解，务于年内扫数解清，毋任各州县借词延宕。嗣后，该署抚遇有关涉国计民生，务宜随时体察情形，实心实力，勿倦推行。
二年，谕：御史陈巂奏《直隶、奉天未经报垦黑地，请饬催查》一折，据称“直隶近畿一带及奉天大小凌河等处呈报黑地者，俱有部文行查，至今除昌平州外，升科者甚属寥寥，均由地方官吏征收入己，且遇报地之人奉部行查，必多方勒索，令其认诬甚或加以非刑”等语。地方官征收钱粮，丝毫皆应归公，岂容任意隐匿。若如该御史所奏，竟有将呈报黑地私行征收，延不具报升科，甚有将报地之人抑勒刑逼，令其认诬者，实属可恶！着万青藜、林寿图、刘长佑将顺天、直隶所属各州县呈报之黑地确切查明，并着玉明和润、德春、恩合于奉天锦州所属地方，一律清查。其大小凌河等处已经报部之黑地，并着速行详查，报明户部存案。其漏未呈报者，一并清查。
又谕：节据曾国藩、李鸿章等奏报，克复松江府及太仓州地方，陈及该处百姓被贼残虐，为数百年来所未有，各厅州县田亩抛荒，著名市镇悉成焦土，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居民间有孑遗，颠连穷困之状有不能殚述者。览奏情形，曷胜悯恻。因思苏、松、太三属地方，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额亦为天下最重，比诸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良由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且自宋明两代籍没诸田，皆据租籍收粮所致。嘉靖中，又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田、民田分摊定额，苏松等属田赋至比官田通额亦皆大有增加。我朝顺治年间即经明奉圣谕，以故明仇怨地方加粮甚重，我朝何可踵行，饬由地方详察具奏。嗣于雍正、乾隆年间迭奉恩旨，以苏松浮粮施恩议减，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又江省粮额浮多之处，加恩免征银二十万两，仰见我祖宗轸念民艰至深且厚。国家承平百余年来，海内殷富。江苏自乾隆间办理全漕者数十年，固由民力之充，亦属民心之厚。及道光年间两次大水，以后各州县每岁荒歉，加恩蠲减遂成年例。嗣是，每年征收之数内除官垫民欠率得正额之七八成，或四五六成不等，民力殆已难堪。及至粤逆窜陷该省，焚毁杀掠，民尽倒悬。幸自上年官军克复太仓，见方饬令统兵大臣等进取苏州，救吾民于水火，而各地方经贼荼毒，雕瘵至极。若不将各该府州属数百年来浮粮积弊，仰体列圣深仁厚泽，大为核减，无论民力断有不堪，即使勉强减成输纳，何以慰如伤之隐而施浩荡之仁？且令官绅胥吏徒营中饱尤为弊之甚者，亟宜因此时会痛加扫除。所有苏州、松江、太仓三府州县粮额，着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折衷议减，总期与旧额本轻毋庸议减之当州、镇江二府通融核计，着为定额。先自松、太创行，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再有垫完民欠名目。苏州所属俟肃清后，一体办理。嗣后，非大水旱成灾实在荒歉者，并不准捏灾请绥请蠲[3]。至苏松漕弊，尤莫如大小户等名目、绅户把持、州县浮收种种弊窦，皆出其中，着即永远禁革。所有一切办理章程及应行裁革之浮收、陋规、包户等积弊，均着该督抚悉心妥筹，详细具奏，务期上纾国用，下恤民生，变通尽利，经久可行，用副朝廷恫瘝在抱，嘉惠斯民至意。
臣谨案：国初刊定《赋役全书》，苏州府田地九万五千余顷，科平米二百四十五万，岁征本色米豆一百五万余石，折色银一百二十七万余两。松江府田地四万一千余顷，科平米一百二十一万，岁征本色米四十二万余石，折色银六十三万余两。视明已减，较之宋时尚多七倍，较之元时亦多三倍。幸赖列圣深仁厚泽，减赋额，蠲浮粮，东南之民鼓腹含哺，以至今日。然尝闻苏松各属其粮之重者，今尚亩征一斗五六升不等，加以吏如蝗，绅如蠹，造列名目，恣意搜括。人人以为财赋所出，而不计十室九空，偶遇偏灾，恐民有不堪命者。天下大命系于东南，至东南无可支拄而大局危矣！
又谕：瑞麟奏《请开垦围场闲地以资接济并缯图呈览》一折。热河驻防旗兵所需俸饷，因库款支绌，未能按月支放，众兵时虞困乏，自系实在情形。所筹招佃展垦荒地以济兵食，自属可行，着照该都统所拟，将围场四面边界荒地八千余顷展出开垦，其押荒升课章程，即着妥议具奏。但事当创始，必须妥筹尽善，方可有利无弊，尤须不避嫌怨，认真兴办。所有此项荒地，着招募家计殷实、素业稼穑之人具呈认垦，不准滥招无业游民，致滋流弊；尤须划清界址，不准越垦，以息争端；其与民地毗连者，并当禁止侵占，方可日久相安。红椿以外前垦兵租地亩[4]，历年较久，越垦成熟之地，竟至数百顷之多，着勘定界限，安设卡伦，以杜侵越之弊。图内所指伊亲王地系何项地亩，于此次开垦荒地有无妨碍，并着查明具奏。图留览。将此谕令知之。寻奏，遵查正黄旗西北边界有怡亲王荒地草厂，与此次开垦并无妨碍。至所指伊亲王系前次传闻之误，报闻。
又谕：恩合查奉天闲旷地亩酌量开垦。
又谕：前因盛京东边一带旷闲山场，流民聚众私垦，谕令玉明、恩合严密访查，妥议具奏。兹据玉明奏称“自东边门外至浑江东西宽百余里至二三百里不等，南北斜长一千余里，多有垦田、建房、栽参、伐木等事，自混江至叆江东西宽数十里至三四百里不等，南北斜长约二千余里，其间各项营生与前略同，然人皆流徙，聚集甚众，已有建庙、演戏、立会、团练、通传、转牌”等语。该处地方辽阔，山树重深，匪民易于匿处，以致屯聚日多，且性情顽梗，罔知绳墨，其屯聚地方又多与朝鲜边境毗连，所有防范事宜均须详慎妥协，不可稍涉大意。着该将军随时查看情形，总期于潜移默化之中，寓杜渐防微之意，以期周密而昭慎重。玉明身任将军，于一切地方公事军务总当力求整顿，加意激劝。
又谕：前因御史吕序程奏《请饬河南各州县征收地丁银两，每两均以制钱三千为率，并分成借充军饷》一折，当经谕令张之万督饬藩司体察情形，有无窒碍。兹据奏称“豫省地丁完银完钱各处，向来章程不一，皆因银价贵贱无定，以致参差不齐，断不能以一处为准。南路州县向无杂派差徭之处，地丁钱粮间有每两连耗银收至制钱三千有零者，东西北三路各州县应征粮银，大抵每两二千五六百文不等。若通省概以三千制钱为率，则向来收数不及三千之处，转恐疑为加赋，反致纷扰”等语。河南频年以来迭被窜匪蹂躏，民困未苏，此时正宜休养生息，岂容以催科再累吾民，既据奏称，该御史所陈每两以三千为率，窒碍难行，着即毋庸置议。
又谕：前因张之万议复御史吕序程条陈，河南地丁钱粮，诸多窒碍，当经明降谕旨，该御史所奏毋庸置议。兹复据该御史奏称，“该抚到豫后既查明各州县征漕，每石浮收二两，地丁钱粮谅不无浮收之处，风闻各处征册皆系两本，即调取征册亦难稽考。各属银价贵贱不等，因而完纳银数参差不齐，唯贵时既增，贱时何遂不减，钱粮完至二千五六百文者固不可加，而完至三千数百文者又何以不议减，请饬定征收限制”各等语。朝廷轸念民瘼，孜孜求治，近日言官陈奏，凡有关小民之依者，无不令地方大吏详查确陈，以恤民隐。前据张之万沥陈河南官民积弊情形，极思整顿，足见该抚尚能留心吏治以济民艰。此次该御史所陈浮收各节，是否均系实在情形，着张之万再行详细确查，如果有窒碍难行之处，即着分析陈奏，不必因该御史所陈曲为迁就，若查有地方官加倍征收钱粮，罔恤民艰者，即随时严参，毋稍回护。该抚务须振刷精神，彻底清查，厘剔弊窦，毋为府县等官所蒙蔽。
三年，谕：乔松年奏筹议皖北开征各折片，皖北各州县开征者已有十属，国家维正之供，诚能取之而不为虐，小民谅必鼓舞输将，但百姓复业未久，尚须加意抚恤，培养元气，务须厘定章程，严饬各州县痛裁浮费，于国计民生两无妨碍方为妥善。
又谕：左宗棠奏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共减去钱二十二万有奇，米三百六十余石，民困谅可稍苏，即着照所议办理。详载国用考蠲贷门免科。
又谕：户部奏《查办黑地，请严定章程，申明赏罚》一折。黑地一项，直隶、奉天所在多有，前于咸丰十一年间，经宝鋆等会同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查出昌平州地四百四十余顷，试办升科，并奏准饬令直隶总督、盛京将军、顺天奉天各府尹一体办理。乃两载以来，各州县具报寥寥，皆由该地方官畏难苟安，于旗圈迷失地亩及山隅河洲不能详稽档案，亲历查勘，以致愚民观望隐匿，奸吏从中讹索，扶同欺隐，弊窦滋多。甚至无赖棍徒在京外各处假充委员，查办黑地，恐吓得赃，地方官不加详察，任其肆行无忌，扰累乡愚，而于应查之地转多置之不办，亟应严定章程，以除积弊。嗣后，直隶、盛京、顺天、奉天等处遇有查办黑地之委员，着该将军、总督、府尹等饬令地方官详细盘查，如无户部先期咨会及随身札付[5]，即属棍徒诈冒，立即按名严拿，押解奏明究办。
冯桂芬《拟归并科则片》：再苏松各属田亩，科则繁猥，头绪纷如。苏州府昆山县五十九则，元和县五十三则，长洲县五十二则。松江府虽不过四五则，却于各则内又分每若干亩准一亩，多至数等，故华亭县亦五十六则，其中有数亩、一亩或数分独占一则者，万无此田必应完此粮不可增不可减之理，徒滋书吏影射、飞洒之弊。乘此恩准减赋整顿漕务之时，拟将各种积弊一概芟除，此亦积弊一大端，应请酌量归并。查各县唯崇明、南汇止六则，吴江、震泽止九则，可援照办理，总以至多不得逾禹贡九等之数为限。唯五六十则并为九则，现与减赋并行，不能无小有窒碍之处，拟先将旧若干则相近者并为一则，以旧若干则应征米石通摊得数为新一则未减之数，然后以减分派入为新一则已减之数，其余八则皆然，仍悉心核算，务令各田但有多减、有少减而无不减，使与减赋毫无窒碍方足以溥皇仁而昭平允。
又谕：左宗棠奏核减宁波府属浮收钱粮，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其一切摊捐名目及各项陋规概行禁革，共减去钱十万四千有奇，米八百余石，着照所议办理。详载国用考蠲贷门免科。
四年，谕：殷兆镛奏“苏州前年亩捐四斗，上年民间收租一石，捐钱八百余文，甚至有不肖官吏私制步弓丈量，浮增亩数，着佃交粮”等语。江苏被贼蹂躏最深，新复地方疮痍未起，正宜休养生息以纾民力，岂容不肖官吏肆行朘削，重困吾民。着李鸿章严密访查，如有前项情弊，务当通饬所属地方官严行禁革，以拯遗黎而苏民困。
又浙江巡抚左宗棠奏，略称：查杭、嘉、湖三府漕额之重与江苏苏、松、太等，苏、松、太既议减三分之一，则杭、嘉、湖亦宜仿照办理。就杭、嘉、湖三属征粮科则言之，又以嘉、湖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两府言之，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秀水为最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吴江、震泽、德清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属临安、于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多田少，较之嘉、湖粮赋固轻，出产亦远逊也。我朝定鼎以来，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又减嘉、湖二府额赋十分之一，计银八万一千余两，中间偶遇水旱偏灾，无不随时蠲缓，厚泽深仁，有加无已，故民力得以稍舒。至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曾历办全漕。道光癸未、辛卯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重之处未能全漕起运，遂岁报灾歉，蠲缓频仍。然朝廷虽屡沛殊恩，而小民未尽沾实惠。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或全征。且大户仅完缴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至廒满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兹奉恩旨，饬议核减漕粮，将举数百年积困而纾之崇朝，固三郡群黎所呼吁祈祷而不得者。臣等躬逢盛世，若不能博访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参酌，衷诸至当，以规永久，不独无以副朝廷旷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苏之至意。谨就现在漕务应行筹办大概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曰减正额。浙省杭、嘉、湖三属额征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征粮之则大小不同，即浮额之粮亦多寡不一，现须分别量减，自应先去浮额之甚，以除轻重不均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及六升者为下则。按科则之重轻分别核减，总期于额征数目酌减三分之一，庶科则定而减数因之而均也。
一曰减浮收。向来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视花户贵贱强弱以定收数多寡。今额漕既经减定，则浮收之款岂可任其因仍！唯州县办漕，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守候之费，一切用款甚巨，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二月，风晾搬转亏折必多，不能不于正漕之外酌留运费以资津贴。应俟查明各州县用款，由外核实办理。其向来加尖加价勒折诸弊，自核定之后概行裁革，绅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小户之分，庶谷禄平而公私因之而利也。
一曰筹运费。浙省向办海运，每石需费约银八钱。除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抵支外[6]，尚不敷银四钱五分零。现正额浮收概行分别核减，自未便再由州县议提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以八钱为额，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筹足。查浙漕如照统减三分之一，每年起运之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一款不另核减，计可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给帮本折行月经费实米，变价可得银十二三万两。又屯田租息及节省帮弁廉俸可得银数万两，统计将及三十万两，足抵海运经费。至所动正款八钱，按年将动用款目据实奏结，应毋庸造册报销以归简便，并不得逾八钱之数，以示其限制，庶浮费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
一曰裁陋规。向来州县收漕，一切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章程，应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折呈送，分别裁减，庶弊窦清而漕政因之而肃也。嗣后，非实在旱潦不得再报灾歉，即实在民欠亦不得再报垫完，而近来数十年相沿陋习，亦可除矣。至应减米数，须查明科则方能核定。现在地方新复，册籍无存，已饬各属勒限赶造，除白粮粳糯为天庾正供，拟仍照额办运，拟减之数，应统于漕粮项下注扣，此外南粮行月匠粮等仍各归各款，按成扣减。至杭、嘉、湖三属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应查照各县科则量减，再并计总数共减若干。伏查各处被扰情形，如杭属之临安、新城、于潜、昌化，湖属之长兴、武康、孝丰、安吉，皆路通徽宁，受害尤烈，室庐尽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招集遗黎，亦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漕运每届皆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拟照杭、嘉、湖全额统减三分之一，如能办理全漕，与历届尚不相上下。唯刻下三属情形既照减三分之一，明岁新漕亦断难如数征纳，而欲为经久之计，又不能不通计国赋盈虚以为定则，可否仰恳天恩俯准，将杭、嘉、湖钱粮统减三分之一，明岁新漕再酌量办理之处，出自圣裁。至海运经费，每石向抵支销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此次请以八钱作为定额，与部案不符。唯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费每石实需银八钱，其余不敷之项皆系各县津贴，此时不将津贴一项裁革，则虽有核减之名，仍未能得核减之实，故不得不据实沥陈，吁恳圣恩，准予漕截并行月、屯租各项下照数动支，庶漕弊可以尽革。又通省地漕银两及浙东各属南米，或关系饷需，或抵支兵食，除正额毋庸查减，其浮收之款亦应分别裁革。现宁波、绍兴、温州三府业已定章，处州亦经减定，其余各属应即一律核减，以昭公溥。
又谕：据左宗棠、马新贻奏“杭、嘉、湖三属共减米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零”等语。加恩着照所请，各按科则重轻分别上中下三则一律永远减免，以纾民力。自此次减免之后，该督抚务当督饬各该州县按照奏定新章核实征收，断不准有浮收抑勒等弊。至大户包揽及一切漏规概行禁革，以除积弊。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用副朝廷轸念民艰至意。
臣谨案：浙西赋重，始于南宋贾似道之公田，继由明洪武之挟怨[7]、杨宪之倍征[8]，终于嘉靖赵瀛之扒平[9]，而官民田俱困。国朝顺治间，曾谕故明仇怨，地方钱粮加重，不宜踵行，饬各省详察具奏。当时江西袁、瑞等府奏复旧额，浙省并未上请，照额征收。雍正五年，减嘉、湖二府银八万六千余两。乾隆四年，又减乌程、归安、德清三县银四万二千余两。至是，复以大难初平，杭、嘉、湖漕米照江苏例按原额普减三十分之八，皇恩迭沛，远轶宋明。唯是轻科递轻，重科仍不免偏重，三府米额尚存八十五万二千余石、银额一百三十二万五千余两，较诸他郡仍属悬绝。夫浙西一隅，幅员不及四川一大府，而四川全省之赋为六十万元，湖南倍之，贵州半之，合三省之赋不逮三府之半，是必亭林所谓一亩之田化十四而后可也。不敢援无漕省份为例，有漕若江西都昌县亩科银四分八厘至二分七厘，科米三升四合至一升九合，举以相衡，高至三四倍。就本省浙东八府而论，地宽亩大，征米只二十余万石。以各县最重科则比较，银则乐清、定海、瑞安各只五分零，米则寿昌、庆元、遂安各只一合零，景宁、淳安不及一合，他省普通科则银不过三五分。米虽苏松同称重赋，无逾九升者，偏枯至此，亦可悯矣！或谓嘉、湖蚕桑利厚，足资补助，不知种育之资本甚巨，而收成则丰啬不齐，且蚕成茧有捐，茧成丝有捐，丝成绸有捐，虽间接者商，而实取于农，欲令剜肉以补疮，未免忍心而害理。或谓地属膏腴，力能担负，不知《禹贡》扬州之域，厥田下下，水利失修，十年九潦，丰岁亦只一熟，不如浙东之两熟。浙东亩值百余元，浙西仅值一二十元，地价昭然，肥硗立辨，匪特此也。更受缩弓之弊：古方田算法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赋役全书》不注明亩之大小，致清丈率多从俗，大者八尺为步，千二百步为亩。如直隶真定、江西吉安等府是。江苏接壤，以六尺为步，而嘉湖有不足五尺者。官吏缘其赋重，利其亩多，庐隙水滨悉登田册，浮粮浮额，两害交臻。尤甚者，洪、杨乱后，田多农少，招客垦荒，客民占种，虽亦承粮而土民之原额不除，一律追比。有粮无产，是浮收也；一产两粮，是重税也！民以田产为累，官以催科为难，至不得已时，以例灾暗减，近百年中从未有一岁扫数者。朝留掊克之名，野切逋负之痛，上下交困，后患无穷。执政者动借度支，竭蹶为词，实则浙西各县轻重亦至不等，先减重者不过十余县，就全局论，固不在此几微。就岁入言，未必遽形短绌。我朝政尚宽大，三百年来惜无有流贾生之涕而呼吁上闻者。穷变通久，或将待其人而后行，不禁馨香祷祝以求之矣。
又谕：前因曾国藩等奏请将苏、松等属地漕钱粮一体酌减，当经谕令户部妥议具奏。兹据奏称：“漕项一款，额征正银六十余万两，实为办运要需，历届海运成案，除动支漕赠等银外，尚须另提津贴。若将漕项随同正漕核减，必至运费不敷，多提津贴凑用，是减一分漕项即增一分津贴，于民生仍无裨益。至地丁一款，额征正银一百四十余万两，该省每岁支销各项及一切水旱赈恤等款，咸取给于此。今若减去二成，仅岁存一百一十余万两，以苏藩之财供苏省之用犹虞不给，而部库提项邻封协清，又难保其必无转输无术，必至另设名目，重困闾阎。与其迫民间以额外之追呼，何如还民间以分内之输纳”等语。所奏系属实在情形。苏松田赋最重，至我朝酌中定则，并两次豁除浮粮六十五万两，上年苏省厘定，复永减漕额数十万石，所以轸恤黎元者，无微不至。今曾国藩等所请地丁、漕项并减二成之处，如果损上益下，有裨民生，亦何忍屯此膏泽。第国家制用有常，总当统筹全局，量入为出，方可行诸久远。况恤民之政不在减定额而在裁浮收，上年左宗棠奏杭、绍、嘉、湖四属地漕银一百八十二万余两，核减浮收银五十七万余两之多，可见该地方官平日违例取盈，重为民困。曾国藩、李鸿章等唯当于苏省地漕等款，仿照浙省办法，斟酌情形核实，删减浮收，庶民力可望日纾，而正供不至亏缺，其如何酌量删减之处，即着该督抚等迅速筹办，妥议具奏。再闻苏省征收银米，向有大小户名目，轻重不均，最为漕粮积弊，推原其故，总缘州县官违例浮收，地方绅衿得以挟持短长，包完短交，流弊百出，而驯良之户，则官吏任意抑勒，以为挹彼注兹之计，事之不均，莫此为甚。并着该督抚等饬州县各官，洁己奉公，不准丝毫妄取，倘仍有大户包揽短交等弊，即着该地方官执法严办，毋稍姑容。
又谕：马新贻奏《核减南漕浮收禁革陋规以肃漕政》一折，即着照所请，将留裁各款目造册存案。
又谕：浙江省各属浮收钱粮，迭经左宗棠等查明，奏请核减。兹复据马新贻奏称：“查明金华府属共减去钱十五万六千一百余串，米五百二十余石；衢州府属共减去钱十万三千九百余串，米六十五石；严州府属共减去钱六万一千九百余串；处州府属共减去钱六千八百余串，洋银八千二百余元，米一百二十余石”等语。即着照核减新章办理，永远遵行。
又谕：前因曾国藩、李鸿章请将江苏太仓、镇洋二州县漕粮改征折色，当交户部妥议具奏。兹据该部遵议复奏：漕粮为天庾正供，定例不准轻议改折。近来江西、湖北等省，虽有改征折色之案，亦出于一时权宜，究非经久之法。况江浙所运粳米，坚致耐久，尤非江广诸省之稷粟可比，非此不足以供储蓄。且江浙漕额，业经加恩，分则酌减，计每岁减运之米已不下七十万石，即使全漕起运京仓，所入已大减于前，自不应再议改折，致仓储复形短绌。即谓太仓、镇洋二州县产米较少，而该二属向征正耗米九万余石，今已减去赋额三分之一，止征正耗米六万余石，民力己纾，自应照常起运，以符旧制。所有该督抚请将太仓镇洋二属改征折漕之处，着毋庸议。
五年，谕：富明阿等奏“遵旨安插挖金流民并私垦浮民情愿认领输租，办理善后章程”各折片。金场流民，经富明阿等饬令那斯洪阿等前往开导，该头目业已来省，先行缴械，俟河冰冻结，依限全数移出，改业归农。即着富明阿等督饬委员，会同该总目韩见琮等届限剀切开导，移出金场，妥为安插。富明阿以此项金夫无业可归，拟将葳沙河毗连色勒河以下穆奇河、漂河、桦皮甸子等处沿边未开荒地，酌给该金夫等认领，免交压荒地价，令其明春自行开垦，至第三年，每熟地一垧，仍交大小租市钱六百六十文，均着照所筹办理。其查出桦皮甸子、半拉窝集地方垦成熟地八百余垧，该民人情愿认领交租，即照富明阿等所请，准给佃户认领，不追押荒，每熟地一垧，连本年共收三年地租，市钱一吊九百八十文，以示体恤。富明阿等于金场流民，务当加意镇抚，妥筹永久之法，不得有名无实，致滋事端。仍详细绘具图说呈览。
六年，谕：前据额勒和布等奏“游民私垦禁地，呈请升科，请饬集议。并陈与将军都兴阿等筹商两歧”各折片。当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议奏，并令奕榕会议。兹据王六臣等奏称，“盛京附近一带沃壤荒山，历届未敢轻议开垦，而边荒地阔，防检难周，见在所垦地亩，仅据何名庆等供称己有数百万垧，此外尚不知凡几。必须彻底查究，庶已垦之地可以核实，清厘未垦之地仍当示以限制，请派王大臣前往会同察勘，请旨办理”等语。着派都兴阿、延熙、额勒和布、奕榕、恩锡拣派明白晓事、熟悉情形之员逐一详加察勘，并着延熙、恩锡、奕榕进山查勘，如果审时度势，不能不俯顺舆情，所有一切应办事宜，应如何详定章程，俟查勘复奏，到时再降谕旨。其有关风水者，仍当封禁，不得妄议开垦。至东界朝鲜地方有无窒碍，自当妥筹抚绥，俾该国猜疑悉泯，着礼部行文该国，告以遽行驱逐，恐失业匪民转致骚扰该国边境，且该国边境民人亦难保无潜行越界私垦情事，令其先行详查，或拟作何安插之处，迅速核复。
又谕：御史崔穆之奏《请严禁各省州县浮收漕粮》一折。漕粮为国家正供，各省州县自应按例征收，若如该御史所奏，山东省有漕州县，按章征收者绝少，往往于官斗之外倍蓰加收，并立样盘名目，纵容蠹役格外剥削，民间视以为苦，只得折价完纳，其浮收之数与完米增至数倍者无异。即或经该管上司查明减成定价，出示申禁，该州县并不张贴，浮收如故。东省如此，他省皆在所不免。是浮收之弊，例禁虽严，而不肖州县仍敢视若具文，诛求无厌，以有限之脂膏，充难盈之溪壑，积习相沿，殊堪痛恨。即着各直省督抚严饬所属各州县剪除积弊，各按漕粮定额一律征收，不准于正额之外任意加增妄取。倘敢故违，即着各该督抚等查明严参惩办。将此通谕知之。
臣谨案：收漕，重职也。山东州县竟敢纵容蠹役，设立样盘名目，官也而市侩矣！东省如此，他省皆所不免。圣明在上，岂容此聚敛之臣哉！
又谕：瑞麟、蒋益澧奏《裁减广州府属征收米折酌定银数》一折。广东广州府属十四县征收色米价银，前经谕令该督抚核实裁减，酌议章程具奏。兹据奏称，拟自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日始，南海、番禺二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八钱；香山、新会、顺德、龙门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五钱；花县、增城、三水、清远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五两；东莞、新安、从化、新宁四县，每民米一石，连耗折征银四两八钱，此外不准丝毫浮折。通计广州府属十四县，每年减征银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两，着照所请，由该督抚等出示通行，勒石永远遵行。
七年，谕：马新贻、丁日昌奏《请将丹阳等县应征钱漕暂办抵征》一折，据称“江苏丹阳、金坛、溧阳三县，前被贼扰最重，本年收成歉薄，清丈田亩，亦未完竣，拟请仿照江宁府属抵征章程，除新垦荒田不计外，所有原垦熟田银米并计，折收钱文”等语。着照所请金坛、溧阳二县，每亩征收钱二百文；丹阳县每漕田一亩，征收钱一百六十文；洲田一亩，征收钱一百文，火耗、羡余一并在内。该督抚务当严饬该地方官核实征收，不准书役人等丝毫多取，以恤民困，所有该三县未丈田亩，并着督饬所属，赶紧清理，定额启征，毋再延缓，致滋骚累。
又谕：户部奏《吉林请开围荒宜防流弊并历年报垦尚未升科地亩及欠交租项请饬查追》一折。吉林围场，原为长养牲畜以备狩猎之用，设堆置卡，封禁甚严。乃该处游民借开荒之名，偷越禁地，私猎藏牲，斩伐树木，迨林木牲畜既尽，又复窜而之他，有招佃之虚名，无征租之实效，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即如景纶前于咸丰十一年奏称尚有围场二十一处，而此次富明阿奏称该处南北十七八里、东西八十余里，皆无树木藏牲，其为游佃偷越，已可概见。此次该将军办理开垦事宜，自当严防流弊，即着亲往履勘，严定界限，毋任委员弊混，并将新垦各地，造具亩数四至、佃户花名清册以及如何挪移卡伦，添设封堆暨布置员弁，逐处巡查各事宜，详细妥筹，迅行复奏，以杜弊端。其前任将军景纶奏请开垦夹信沟、凉水泉荒地二十五万余垧，见有佃认领征租者十三万垧零，未报升科地尚有十二万垧，续垦之土门子并省西围场阿勒楚喀等处地亩共三十万垧，应交押荒地捐两项钱文共一百二万余串，除交过钱六十二万余串，尚有未交钱四十万串；其交过押租地亩既有佃户认领，何以仅将双城堡佃户认领地三万三千一百六十垧零造具花名清册，而其余十四万八千二百余垧迟延不报，至此外未交押租地十一万余垧，何以数年之久，并不招人承领？着富明阿确切查明，将土门子等处已交押租之佃户造具清册，迅速送部，并追出历年地租钱文以充兵饷。其余土门子等处未交押租并夹信沟、凉水泉未报升科地亩，即着详细履勘，予限一年，招佃认领，按垧升科，毋再延宕。倘查有已垦未报及认多报少情弊，着从严参办，以昭核实。
又苏廷魁奏请开垦乾河滩地。谕李鹤年、丁宝桢会筹以闻。
八年，谕：户部奏“请饬各省整顿丁漕按限奏报”等语。国家唯正之供以地丁漕粮为大宗，各直省自被兵以后，疮痍甫起，田地未尽开垦，征收钱漕势难骤复定额，自系实情。然理财之道，不外尽地力而务农功，果能设法招垦，次第推广，赋额自日见起色。本届江浙新漕，较之上年数目仍不相上下，各直省地丁所入缺额仍多。若不力图整顿，恐年复一年，正供半归亏欠，国用所关，岂容漠视。着各直省督抚严饬该地方官，将招垦开征诸事，宜实力讲求，以期渐复旧额。并着自同治八年为始，督饬藩司，将全省一年上下两忙征收丁漕各实数及上届征收总数，开具比较清单，详明专案奏报，统限各该省年底出奏，以备稽考，毋得迟逾。
又谕：苏廷魁奏《干河滩地开垦升科请饬河南山东查明办理》一折，据称“兰仪以下干河淤成平陆，两岸滩地不少，经前任河督遵照户部所议，札饬该道会办开垦。唯地亩既多，勘查不易，非会同地方官经理，未免呼应不灵，请令河南、山东巡抚查办”等语。开垦地亩，事关粮则，自应酌办升科，第经招种之后，其业在民，异日河归故道，则干地复变为河，小民有失业之虞，此时固不可任其荒废，亦不可不曲体民情。应如何督饬地方官办理之处，着李鹤年、丁宝桢彼此熟筹，日后如有窒碍情形，并着据实具奏，苏廷魁亦当与该抚等悉心筹商，庶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
金安清《浙江南米截漕利害说》：国家征民田之米，名为漕者，皆由水运诸京师之谓也。今则正额之内，划出十数万截留本省，名曰南米，以为杭、乍两营官兵计口授食之需，又织造衙门匠粮及旗丁月米，统计三项。当嘉庆年间，南粮折价征之于民，每石钱七八千文之多，每年十数万石统解杭州府衙门转给，计杭府公费每石一千文，故其缺最优，名曰坐十万，盖银价尚低，有十万串即可抵十万两也。迨道光年间，南米输纳不前，州县于垫完外犹多欠解，而杭府转不能违旗营之限，以私之有余补公之不足，其缺大坏矣！
凡州县垫完之项，皆挪动地丁正款，道光二十九年，钦差来浙清查，通省亏空七百余万内，南米一项即二百余万之多，州县原案开报每石银三两八钱，当事加以核减，只作二两八钱，以致当时在省服官之员无不负欠数万者。至二次清查，限满无力完缴，无可如何，经前抚何桂清奏明，仍作为三两八钱开报，各州县方庆更生，其时部费甚巨，加以何抚圣眷方隆，始得允如所请，此浙江州县乱前一大累，目前官场已无人知之矣。
肃清以后，减赋案内奏明减漕不减南，即在八十余万减额内，扣留十三万作为兵米匠粮，声明如遇大灾之年，另行筹补；而用有余剩一层作何支销，则未附奏也。自初次办漕直至今日已七次，海运南米一款，虽经清赋局核减收价，只准五千四百文，除本县公费及书役赏犒外，解至杭府，仍须每石钱三千六百文，连司房各费已及四千三百文之多。南米、漕米，皆出自小民，本无本折之分，亦无多寡之别。唯以正月封仓后尚未来完者则作为南米，存此一界限而已。夫冬令不来完纳者，皆系穷苦下户零星升合，以米完米，尚且不前，况加以五千四百文之重价！近年米价每石不及二千，是以三石完一石矣。苛敛愈深，完纳更少，州县不得已亦照正漕减收，谓之透漕垫南，此乱前后同一情形也。透漕不足，唯有筹垫，乃挪用别项钱粮，此嘉湖各州县官与民交相苦累，而其害久而久之终归于库款亏空之一大虑也。前数年州县以熟作荒，绰有余地，尚不觉南米之累。近年迭次增加，所短之荒已将和盘托出，而南米民欠甚多，省中不能少解，非别作厉民之举，即又仿乱前州县挪动应解钱粮矣。
究其实，满洲杭、乍两营兵额三千二百名，近则仅存五百余名，每年放米二万石已足，其解之藩库而不付满营者尚不下六七八万石也，名曰节省南米。以每石钱三千六百文计，照全额启征，共节省八万石，共多钱二十八万余千。如近年只有节省五六万石，则仅有二十万千，合银不过十一二万两，并入各项以为陕甘云贵各省协饷之用，并非本省各项公事得以挹注也。此则司库之一利耳。
至贻累于嘉湖官若民者，其害有十，用敢为当事一详陈之：嘉湖州县减赋案内，准其格外加耗，每石二斗五升，比江苏之每石制钱一千文者已少一半，一切关仓运米、上下公事、赏犒及衙门一年用度己无多余，今以南米之故，动须赔垫，所定漕耗不敷办公，其害一也。漕米改本色，南米解折色，近年米价极贱，每石不到二千文，而南米解省须四千八百文，是以两石完一石矣，其害二也。南米价贵，虽年外截数率多，不完州县透漕预征，只收本色，不及折价之半，有一万石南米之处，即须赔钱二万余串，其害三也。透漕亦不能足数，而南米例限綦严，垫无可垫，唯有挪动地丁，在上忙则提下忙，在下忙又提上忙，逐节转移，挪新掩旧，一忙挪二千，一年四千，三年即成巨万，将来奏销必有泻底之时，即使立时劾参，除本员外，前数任亦须拖累，其害四也。透南挪库之外，万不得已又渐开浮勒之端，冀以折价之有余，补赔款之不足，始而每石照寻常加洋四、五角，近年则加至一元左右，与奏定折色，听从民便，悉照市价低昂不准分文浮勒之定案大相悖谬！设有御史参奏，则通省上下各官皆遭严议，酿成大案，其害五也。凡此，皆指官而言也。至于民间亦有五害：正漕不及完纳，剔归南米，虽有一年之限，而以三石完一石，八口之家，动遭冻馁，其害一也。庄书衙役易于吓诈，一经奉票，始则胁以功令，继则诿以抗违，如应完南米一石，缴钱五千四百文者，许书役以二三千文即可代抗，官亦无可稽查，其害二也。至下等愚民，不知贿赂书差者，即加以严比，门扉板扇、鸡犬耒耜无一不可取携，甚至有卖妻鬻子以求安静者，其害三也。贿差之费虽出，而粮名未除，粮串亦不给，终属旧欠，次年又出新差，则上年之旧差已不知去向，又须另出私费，是以一年之南粮而出两年之重费，仍无分毫入官，其害四也。正漕只须完米，南粮必须完钱，当催缴方急之时，值米价方贱之日，实难待价求沽，大率以五斗之粮只得三四斗之价，小民呑声饮泣，告苦无门，其害五也。凡此皆在下之苦情也。计累于民、累于官者约有十条，而利于司库者只十一二万之现银耳。浙江司道各库每年京协各饷及本省例支各款不下五百万，有此南米，节省十一二万不为多，无此南米，节省十一二万不为少。况欲他处筹画不致，即无此十一二万之数，又何必贻此十害于官民乎！况官民所受者目前之害，将来亏空累累，地方民情愈穷，书差之弊愈甚，则其害亦上司受之者，若因而横生枝节，酿成钦案，则又不在意计矣。
欲免此十害，必如何而后可，则对曰：是不难，革透南垫南之法，为改南并漕则可矣。现在旗营兵只五百余名，每年支米二万石，即以此二万石勻派嘉湖各县收解折价[10]。此外，六七万石之米并入正漕，统收本色，则各州县浮收筹垫之患即可一扫而空，而海运每年运米四十二三万，有此六七万石南米归入，奏销之数愈增，圣心必能嘉其筹划得法，部中更可乐从也。官免五害，小民亦可免五害。海运多米六、七、八万与司库多银十一二万，同一浙江公事，无所优劣。况海运添米可以上达宸听[11]，司库多银谁得而知之乎！若司库多银有关本省用度，尚有万不得已之情，其实不过并入各省协饷多此十一二万而已。各省有此十一二万协饷未必承浙江之情，感浙江之惠，又何必挖本省官民之肉而医外省之疮乎！至正漕之短少原因兵米起见，是以京仓甘于支绌，照数扣除，今兵米无需而又不补还漕额，似亦非留南划漕之本意也。前数年无人议及者，由于州县之累未深，又无人统内外前后上下，而通盘核计之故，因循于不觉。今则官民交困，后患方多，不及时变通，必致不可收拾，是在当事之曲筹深鉴矣。至满营兵数，将来不能不逐渐加添，只可于加一名兵添一兵之南米，随时损益，人固无词，不必预为深虑也。
又谕：庆春奏《查明热河开荒渐侵正围，酌议章程请将查办迟延之总管等交部议处》一折。前因热河围场地多闲旷，经前任都统瑞麟、麟庆先后分别科则，招佃展垦，乃日久展放，漫无限制，以致侵占正围，自应查明禁止，所有镶白旗伊逊川开垦荒地，即着照旧有大卡伦为界，其东河西佃垦私垦地亩，均着饬令一律封禁。并着严檄该总管等督修卡伦，建立红桩，毋令任意展垦。庆春拟于明岁春融后，派原勘各员前往查勘界址，按照科则，酌予年限，以次裁撤，并将私垦各户一律驱逐。旗民佃户领地后陆续侵入山坡沟岔以及领地以多报少等弊，出示禁止，定以惩罚章程，着库克吉泰到任后详细参酌，妥为办理。委员员启章、王清，经庆春派令前赴围场，会同总管寿长督催修卡建桩，乃任意迟延，迄未修整，实属咎无可辞，围场总管寿长、候补知州员启章准补喀拉河屯巡检，王清均着交部议处，以示薄惩。
又谕：给事中刘秉厚奏“风闻直隶地方征收钱粮浮费渐增，请旨查禁”等语。直隶差务纷繁，屡遭兵燹，当此疮痍未起、正宜竭力抚绥以冀渐复元气，何得以有限之脂膏供无餍之朘削，着曾国藩按照所奏情形，查明严禁。
九年，谕：胡家玉奏江西钱粮有额外征收并随赋派捐等情，请饬照定例办理。当经谕令刘坤一斟酌具奏。兹据奏称：“江省地丁钱粮，从前名为遵例一正一耗，实则收钱不止二千四百文，收银不止一两五钱，军兴以后酌减，每地丁一两，折收钱二千四百文改为收银一两五钱，通省一律照办。至万安、东乡等县，自更定新章以后，征数均经递减，其按粮派捐一节，系因善后工程必不可缓，前经部议，以一年为限，并非历久摊派。若徒博遵例之虚名，恐转蹈浮收之故辙”等语。所奏自系实在情形，唯该省当兵燹之后，民间元气未复，该地方大吏亦当体念民艰，力除积弊。着刘坤一督饬所属各地方官于明定征收确数之外，不准丝毫任意加增。
又谕：都兴阿奏《查勘边荒办理情形》一折。奉天叆阳门至凤凰门一带边荒，经都兴阿等派员分段查勘九十一处，因大雨时行，路多阻隔，拟将未经查勘地方俟秋后再行查勘，虽系实在情形，唯未查地亩尚多，若不赶紧办理，任听该委员等借词延宕，将来大雪封山更难克期办竣。着都兴阿额勒和布恩锡严饬该委员等届时迅速出边，将未查地亩一律勘竣造册，报部核办，不准再事迁延。
又谕：都兴阿等奏《查勘边地情形》一折。据称，“凤叆二门边地，经该将军等于本年十月间委员前往查勘，接连春季所丈地界，向东北一带查办，续查出坐落多处已垦熟地十四万余亩，见值天寒雪冻，难以查丈，各委员暂行回省，请俟来岁春融再行接办”等语。凤叆边地，亟应赶紧勘定，岂可年复一年，耽延时日。着都兴阿、额勒和布、德桩于明春雪消时饬催该委员等赶紧出边，迅将凤叆二边切实通查完竣，并将春闲查丈后被水冲淹地亩，一并迅速查勘详报，不准稍事延宕。
十一年，谕：户部奏“试办昌平州黑地升科请派员查办，并涿州民人史长春等呈请补领执照应一并查勘”等语。着派陈孚恩、宝鋆会同张祥河、董醇认真查办，以昭核实。其自咸丰四年以后，顺天、直隶所属州县办过升科地亩一千数百顷，历年课银，是否该州县按额征收，并未专案报部，着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立限半年，将前次欠解银两之各该州县详细查明，严行追缴，扫数解部。如有侵蚀情弊，即据实参奏。
又谕：都兴阿等奏《查勘边地情形》一折，据称“查明碱厂门外已垦熟地十二万五千余亩，俟北二边地段查勘完毕，再行报部起科。边外河岸山厂关系捕鱼采蜜，地方游民耕种多年，未便封禁。若于河渠山岩沟甸间荒处所从权采办，于贡物山场两无窒碍”等语。边外地方，现当夏苗盛长，未能全行丈量，着都兴阿等督饬委员俟秋成后续行勘丈，妥筹办理。
又谕：都兴阿等奏，旺清门外浑江迤西地段，经都兴阿等督饬，协领崇善等前往查勘，西自边栅、东至浑江南，接前查地段，北至哈尔敏河口二密等处，共查出坐落六十九处已垦熟地十万三千一百余亩，现已查勘完竣。至浑江迤东一带，据奏地极宽广，游民强悍，一时碍难查办，自系实在情形。即着照所请，俟三五年后再行查勘。
刘汝璆《上左宗棠书》曰：伏查康熙年间，耿逆之乱，西安、龙游同被其灾，西安催征棘手，逋负稠迭，无可如何。龙游有卢令者，锐意为清粮归户之法[12]，立科条，明疆界，核名实，抑浮议，甚或举国非之不顾，卒以告成，于是旧逋以次就绪，而新粮咄嗟立办，无他，均故也。均则法纪明，争讼息，事简而功集，民乐而粮完也。后西安令陈公鹏年立举行清粮之法，而西安百余年享其乐利，至今民传诵弗衰，是其前效矣。璆于他府州县之情形，未敢周知，若为西安之赋计，则莫如清粮之举。今若举行清丈之法，则西安百四十二庄之钱粮复何患其有缺额乎！且夫缺额之患，非尽由于荒田也。一由于吏胥欺蔽分洒，奸民假冒侵占，则人心之弊也。一由于大溪小涧，漂流荡潏，则天灾之故也。若所谓荒田者，特兵燹以后未能垦种者耳，而其土固依然无恙也。璆以为，若举行清丈之法，则不特奸民胥吏之欺蔽、假冒无所施其伎俩，即天灾之漂流淹没者亦不至终归于缺额也。何也，天地之道，此盈而彼绌，有漂流而淹没者，有开而未升者，以开而未升之田与漂流淹没之地相权，其多寡不甚相悬也。若不行清丈，则此无田而赔粮，彼有田而无粮，苦乐不均也。若一行清丈之法，则其漂流淹没者为之开除，民固感悦，其开垦而未升科者为之丈岀亩分，给予清单执照，无人更与之争，民亦未尝不乐从也。以羡补不足，此又清丈一行而无虑缺额之明证也。
[1] 黑地，亦称黑田，指未在国家田亩册籍登记也未交赋税的田亩。
[2] 漕蓟粮，漕粮中调拨给蓟县东陵守陵官兵的口粮。
[3] 捏灾，谎报灾情。
[4] 椿，为刊刻之误，应为“桩”（樁）字。参见《同治实录》卷六十。
[5] 札付，上级发给下级的公文。
[6] 漕截，漕粮由早期的军民交兑改为官收官兑后，为弥补运军原来勒索纳粮民户所得的损失，由地方官府随粮征收附加，统一给付运军。这种附加，各地有不同名称，浙江叫作漕截。
[7] 明洪武之挟怨，史载明初朱元璋因愤恨江南苏松嘉湖地区曾支持张士诚而加重江南赋税。“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明史·食货志》）
[8] 杨宪之倍征。杨宪，明初大臣，曾被朱元璋重用。《明史·食货志》载：“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赋，亩加二倍。”
[9] 嘉靖赵瀛之扒平。明嘉靖年间，嘉兴知府赵瀛不分官田、民田和麦地、粮地。“算共若干，与诸额征取正耗通融斟酌，截长补短。如正米重者，耗减轻；正米轻者，耗加重。”（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一）
[10] 勻，同匀。
[11] 宸听，皇帝之听闻。宸，北极星所在，引申为帝王居处、帝王。
[12] 清粮归户，清丈田亩，确定税额，并将其落实到户。清顺治年间即开始清丈归户，以均平、落实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