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选题缘起
冯友兰说：“在我们对人生开始思想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思想我们的思想’。”（冯友兰，2013: 2）“思想我们的思想”的能力可谓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在对自身剖析、反思、质疑、重构的过程中，一门学科对于自身的理论思想方能从“知其然”上升到“知其所以然”，进而从根本上发力，为自身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要达成这一点，就需要来自元理论的助力。对于翻译学而言，其学科发展至今已近五旬，在取得大量重要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存在的重要问题。而翻译学元理论研究正是通过“思想理论的思想”来解决此类问题，以进一步改善和推动翻译学的发展。
在这一宗旨指引下，本书集中研究翻译学元理论，通过剖析不同时期西方翻译学背后的元思维，将翻译学元理论的建构支点归结于认知，并阐发出一种介于实有性与虚无性之间的居中元认知思维；这一思维促使翻译学的学理认知秉承正念，既不离虚实，又不为虚实所缚，从“心为论转”的窘迫走向“心能转论”的自在；在此基础上，本书结合中国哲学的相关传统与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历程，提出对应的元理论建议，以彰显和丰富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对西方翻译学话语形成进一步的平衡和补充。
所谓理论，即“概念、原理的体系”（夏征农、陈至立，2009:1349），是“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2: 795）。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元理论思考。“元”译自英语前缀“meta-”，意为“之后”“超越”。中世纪学者安德洛尼柯（Andronicus of Rhode）将“meta-”与“physics”结合，造出“metaphysics”一词，意为“物理学之后”，即所谓的形而上学。20世纪初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仿效此举，造出“meta-mathematics”（元数学）一词来指代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此后，各种以“元”开头的学术概念不断出现，如元哲学、元社会学、元心理学，等等。元理论（metatheory）也是这一思潮的体现。关于该概念，可参考以下词典定义：
（1）Metatheory is a theory about theory.It is concerned with generating knowledge and debate within a discipline around broad issues,such as the nature of theory in general,the types of theory needed by the discipline,theory building processes,suitable criteria for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ory,and guidelines for theory use in practice.（Powers and Knapp,2011∶189）
——Dictionary of Nursing Theory and Research（4th ed.）
（2）Metatheory,a theory whose subject matter is some other theory.It studies the system of propositions and concepts of a given theory,designates its limits and the means of introducing new concepts and proof of its propositions etc.;it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struct a given theory in a more rational way.（Frolov,1984∶ 267）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2nd ed.）
从以上两个定义都可以看出，元理论针对的对象都是理论本身。在这一点上，《辞海》直接将元理论定义为“关于理论自身的理论”（夏征农、陈至立，2009: 2813），显示所谓的元理论就是针对科学本身，超越种种对象理论本身，升华得出的更新、更普遍的理论。以上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术界对于元理论定义的普遍认识，其核心内容可总结为一点，即为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式而形成的“研究理论的理论”。相应地，翻译学元理论研究就是旨在改善翻译理论模式、针对翻译理论本身展开的理论性研究。
在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学元理论话语始于1972年霍尔姆斯（James Holmes）的会议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正是在元理论的视阈下，该文率先对翻译研究做出整体性的理论规划，因而被公认为现代翻译学的成立宣言。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翻译学元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模式：一是对翻译学进行描述、细化和拓展，如图里（Gideon Toury）对霍尔姆斯翻译学规划的阐发，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对翻译研究跨学科蓝图的设计，威廉姆斯（Jenny Williams）、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范多斯莱尔（Luc van-Doorslaer）对翻译研究路线图的制定，马雷斯（Kobus Marais）对翻译学复杂性发展思维的倡导，萨尔达尼亚（Gabriela Saldanha）和奥布莱恩（Sharon O'Brien）对翻译研究方法论地图的描画，梅林格（Christopher D.Mellinger）和汉森（Thomas A.Hanson）对口笔译研究定量方法的推演，等等；二是对各种翻译理论展开批评，主要对翻译学话语进行辨析和评价，以此推进翻译学界的理论发展与更新，其间产生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批评家，如皮姆（Anthony Pym）、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芒迪（Jeremy Munday）、根茨勒（Edwin Gentzler）、贝克（Mona Baker），等等。通过上述模式，此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形成了相应的元理论理念，在翻译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翻译学元理论研究虽然起步较西方晚，却也呈现出不逊于后者的发展势头，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取得了尤为可喜的进步。其中，一批知名学者起到了带头作用，如辜正坤提出了建立“玄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的建议，吕俊和侯向群阐发出建构主义翻译学的构想，曹明伦基于“内向型本体理论”和“外向型综合理论”划分勾画出翻译理论的定位图，张柏然和辛红娟强调了元理论的研究向度，姜秋霞和杨平发掘出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刘宓庆谋划出翻译学的全局理论设想，赵彦春建构出翻译学归结论，穆雷展现出翻译研究的方法概论，谭载喜探究了翻译学的本质特性、理论视角和发展方向，许钧提出了多元互补的翻译学学科建设建议，蔡新乐阐释了翻译理论的中庸方法论，方梦之呈现出中观研究下翻译理论的拓展，傅敬民分析了翻译理论发展经历的各种障碍等，同时一批青年学者也纷纷在该领域崭露头角，使翻译学元理论研究获得重要进展，并隐隐呈现出向学科学迈进之势。
然而目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相关研究都还难以对翻译学发展提供充分的元理论配套。尽管当前翻译学界不乏讨论翻译理论或是评价学科建设的话语，却少有研究能够旗帜鲜明地将其纳入元理论框架，导致此类话语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集中性上都有待加强，从总体上呈现出力量分散、体系不足的图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翻译学元理论的发展，使其难以跟上翻译学的总体发展速度。据笔者的广泛查证，以“元理论”作为主题词的翻译学文献尚为数较少，甚至连“元理论”一词的出现频率都相对较低。笔者搜索了中国国家图书馆、Google学术、百度学术、CNKI 等网络平台（搜索时间截至2020年12月8日，搜索关键词汉语为“翻译学元理论”，英语为“metatheory of translation”），并对搜索结果进行认真甄别，发现真正与翻译学元理论相关的文献在每个平台均不足20篇。这样的结果尽管不能百分之百地说明现状，却也从侧面反映出翻译学元理论意识依然不够充分。就目前而言，若要与翻译学的发展相协调，翻译学元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推进。特别是当前，翻译学在多元化的急剧扩张中呈现出“放开有余、收拢不足”的失衡态势，已然走向自我撕裂的局面。此时翻译学正急需元理论层面的反思，以平衡和健全自身发展，避免理论的碎片化。在该语境下，翻译学元理论研究面临着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在研究意识的强化、元思维的梳理分析、学理元认知的系统性建构、理论特色的发掘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探索。这些任务既标志着诸多挑战，同时又预示着该领域研究的巨大学术潜力。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在本书中对翻译学元理论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致力于达成以下目标：（1）梳理翻译学发展背后的元思维，强化翻译学界的元理论意识；（2）将翻译学元理论的建构支点归结于认知；（3）建构介于实有性和虚无性之间的居中元认知思维；（4）形成利于成就和彰显翻译学中国特色的元理论建议。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学最近十年的发展态势已不如之前那般迅猛，如对等论、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革命性甚至是颠覆性的理论已不像以往那般多见。这一态势即便不能说明翻译学的研究已进入平淡期，也能显示出其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需求。针对该需求，以力求“知其所以然”的姿态，对翻译学元理论展开剖析、反思、质疑、重构，最终达成上述四个目标，这对于翻译学改进理论思维、突破旧有框架、增强发展活力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对于长期从事翻译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笔者而言，这既是自己基于长期思考的一个突破性尝试，也是出于强烈元理论情怀的一种学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