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主要结构

本书的论述结构由引言、第一章至第五章、结语七部分组成。

引言介绍本书的选题缘起、研究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价值与创新点、主要结构。

第一章梳理西方翻译学的发展历程，主要按照“前理论期—语言学理论期—多元理论期”的脉络展开。西方翻译学在前理论期多依托某种价值目标对翻译进行随感式的阐述。对此，笔者从当时的三个主要价值诉求——忠实、通顺、美感进行展开。在进入语言学理论期后，西方翻译学又倾向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进行理论阐发。笔者从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的翻译对等观入手，着重呈现奈达（Eugen Nida）的对等学说，以及对等在西方翻译理论中的各种延伸。在多元理论期，翻译理论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笔者集中于功能与交际、文化与描述、解构与颠覆三个主题，对该时期的重要翻译学派别予以陈述。通过此类梳理工作，西方翻译理论的基本发展路线得以清晰呈现。

第二章剖析西方翻译学在不同时期对应的元思维。在前理论期，西方翻译学倾向于感性随意的即兴发挥，即以传统文艺学为基础，对翻译进行灵感式点评；在语言学理论期，西方翻译学偏好基于对等的细化分类，即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进行机械式谋划；在多元理论期，西方翻译学则致力于开放扩张的多元演绎，即以发散式思维为基础，进行拓展式探究。通过深入论证，笔者从优势与局限两方面分别对上述三种元思维模式展开批评，勾勒出西方翻译学从过去到现在的元理论思维图景。

第三章开始着手翻译学元理论的建构，主张把建构支点归结于认知。目前，翻译学尚不具备充分的元理论配套，相应地也难以解决其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放开意识与收拢意识的失衡，因而不能有效地改善翻译理论格局“放得开，收不拢”的局面。对此，笔者通过阐述翻译理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尴尬，揭示出其拘囿于价值表象的症结，并就此主张克服表象之囿，将元理论思维瞄向人共同的心理本源，以此对散漫的翻译理论格局形成号召式的收拢力。在此基础上，笔者借用荣格的理论，对翻译学价值取向进行集体无意识溯源，暴露其共同始发点的原型——“至善”，进而将认知确立为翻译学元理论的建构支点，以寻求相应的理论生发途径。

第四章基于居中元认知进行元理论建构，形成相应的翻译学虚实观。笔者基于至善原型，从德国浪漫主义的著述中重拾纯粹性概念，结合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纯语言理念，发展出翻译纯理论的概念，并借用量子力学概念，将翻译学界的理论万象定位为翻译纯理论的各种坍缩后果。通过进一步论证，笔者指出翻译理论从本质上不存在实有或虚无的问题，因此须避免滑向实化和虚化二者的任意一端，在元理论层面形成不昧虚实的居中元认知思维。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笔者揭示出翻译学界的各种“转向”在本质上不过是被偏颇的虚实观所绑架的伪命题，主张以着眼当下、不做评价的正念姿态，凸显人本主义的元理论精神，实现翻译学发展从“心为论转”到“心能转论”的品质升华。

第五章就翻译学的中国特色问题展开思考。笔者阐述了中国翻译学的过去与现在，指出在充斥着西方理论话语的当前翻译学界，中国特色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彰显。为此，笔者将目光瞄向中国经典哲学，从中梳理出“向内而求”的心学传统和中立不倚的中庸传统，并以此为据，为中国翻译学界提出两条元理论特色方向建议：直指人心的认知探索、居中自在的思维建构。确切来说，在元理论层面，通过依托于心学的研究模式，以及依托于中庸的思维成就路线，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滋养中国翻译学，彰显其特色，增强其国际话语的强度与力度。

结语部分概括全书，做出总结性的陈述。

[1]本书对这三个时期的命名借鉴于姜秋霞和杨平界定的术语，参见姜秋霞、杨平《翻译研究理论方法的哲学范式——翻译学方法论之一》,《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

[2]本书所谓的“纯理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纯思辨性理论，而是从德国浪漫主义的“纯粹性”（purity）概念中延伸出的本源、终极的理论状态。与世俗世界晦暗、片面、无常的“不纯”状态相对立，“纯”代表着一种类似于“道”的圆融明澈的存在。翻译纯理论不同于现世的翻译理论，它不受时空限制，不存在可证伪性。以浪漫主义传统视阈来看，所有的现世翻译理论都是翻译纯理论在世俗层面的碎片式投影，因而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破损性和局限性。

[3]“心能转论”并非意味着在理论态度上不顾实际情况，全凭主观臆断，而是既能够立足正念，打破理论的实有性与虚无性之间的人为樊篱，又能够依据主客观实践语境灵活应对理论的虚实问题，以自心的智慧来转动理论，而不是随波逐流，为理论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