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非正式经费体系

自自由贸易主义者和传教士第一次置身于中国社会之日起，西方人就对中国抱有这样的形象：由腐败的官僚机构统治，“敲榨”和贿赂是常用的达到目标的手段。雍正皇帝掌握权力之初，他也视腐败为政府财政困难的根源。这样的分析，有可能除去西方人对中国统治制度的诽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司空见惯的官场腐败促成了对财政制度不加批判的接受，这种财政制度早已远离了它所要服务的行政制度。如果政府的亏欠都是由邪恶之人的邪恶之举所造成，那么需要做的就是强化道德劝诫以及严惩最可恶的犯法者。正是通过这些手段，中国历代的改革者企图恢复整个官僚体制的健康和纯洁。

没有人否认中国帝制晚期充斥着财政的不法行径，也没有人会否认这些邪恶行径的主要受害者是普通百姓。然而，如果全然从中国社会统治阶层的见利忘义来看待腐败，我们将会错过理解它为什么在中国公共生活中起如此重要作用的机会。损公利己的人存在于任何社会，操纵法定的税收，完全是中国官僚体制生存的需要，这种情形则远为有害。一旦这种做法被认可，看到它们的表现方式层出不穷也就无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