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摊文化的窘境看城市规划与治理
文／张 旭
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
特约撰稿人
2020-06-12
“地摊文化”从未像今天这般火热，但其间也有泼水降温的，总之，在万众狂欢中显得扑朔迷离。其实，地摊文化的体量毕竟不大，但规划和治理的成本不低，若在规划和治理时把“方便摆摊”作为一个考虑因素，单纯从经济上讲也许不是最经济的。何况，地摊文化的火热必然会对实体商铺和电商产生一定冲击，综合这些情况来看，地摊文化对“六保”大局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必要补充”。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单单从经济的视角、同时也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它，就会发现除经济功能之外，它还兼具公共空间整合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地摊文化不仅以其灵活和简便制胜，更以其贴近自然（低碳）和贴近市民生活（地气）而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逛地摊不仅仅是购物的过程，也是休闲娱乐的过程，甚至还是在公众聚集中疏导情绪、酝酿公共意见和培育潮流的过程。这样说来，“推动地摊文化常态化”倒是一项颇有意义的任务，为“地摊文化”创造空间也成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创造空间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一是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中为地摊文化预留出一定的场所和配套设施；二是在城市治理中对它进行规范性引导，以促进其有序成长。就目前而言，第二方面问题可能更为现实。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第一方面问题是“本”——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城市公共空间过于狭促，则治理难度必将成倍增长。
客观地讲，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代、整洁和靓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共同标签。但是，在城市空间向三个维度扩展的同时，摆摊这类公共活动的空间却在不断减少：并不宽敞的人行道仅供临时停放车辆已是捉襟见肘，难以再为地摊提供场地；而人群在地摊周围聚集后对交通造成的压力，更是无法承受的顽疾；地铁口、过街天桥和地下步道因其疏散人群的功能定位，自然对地摊有排斥；“大手笔”的广场、公园和综合体尽管恢宏美观，却不会为地摊留下太多余地……那么，地摊究竟应该摆在哪里呢？
其实，上述这一切都在标示着我们这个时代对公共空间的审美——过度强调视觉观感上的协调一致、简洁有序，对人在空间中的需求关注不足，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人们习惯了这样的公共空间，不会对空间有更多其他需求。因此，在今后的城市规划设计中，是否应该更多考虑“行人”而不是“行车”，更多考虑满足功能上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视觉上的需要。譬如，社区内的小型广场和街心小花园，没必要一味追求花坛和绿植的覆盖，完全可以在这些地方留出摊位，为人们摆摊提供便利。市中心的广场也没必要过度强调宏大和整齐，预留“摆摊区域”不会损害城市的形象。至于原本就以热闹为目标的商业步行街，在设计时更要注意预留出比较宽的道路，规划好固定摊位和临时摊位周围的动线，使外摆摊位和门店形成互补。当然，一旦摊位聚集形成集市，那么停车、休憩和消防、疏散等公共设施都要跟上，这一切都要在规划设计时就充分考虑。特别要注意的是，“为行人留出足够空间”往往意味着土地利用率的降低，那么，财政空间与市民空间之间的内在张力如何协调，大概也需要设计者、管理者有取舍的智慧和眼光。
当然，城市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而地摊文化催生的另一个更加紧迫问题是城市该如何治理。试想，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它为何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摊文化本身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随意性，即它本来就不好管；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管的理念和方法还不够先进。现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度成熟，已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先进的管理方法，比如摊位在线申请、在线预约，商品质量在线跟踪监测，以及人流量的线上监控、提前预警等，都不再是梦想。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摊文化治理的三大难题——商品质量良莠不齐、影响环境卫生和造成人流拥堵，是永远不可能靠“管”来根治的。所以，理念转变就更显得非常重要了。
这些年来，城管和摊贩的“角力”不时出现在公共舆论中，而基层政府部门划定的摆摊区域往往少有摊贩问津。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治理理念跟规划理念一样，依然停留在“追求整齐划一的秩序”这个层面上。这种追求当然没什么不对，但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为满足这种整齐划一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对基层政府来说却是个“无底洞”。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角度考虑呢？譬如，一定程度“混乱”的烟火气并非不可容忍，只要在顶层设计上取消对基层的这种考核指标，基层政府就可以腾出精力去做更值得、更应该做的事。又譬如，既然基层政府划定的摆摊区域难以赢得市场的认可，就不如把这些事交还给市场，政府只要在不能摆摊地点和时段划出负面清单即可。再譬如，城管的力量毕竟有限，与其单纯靠官方力量维持秩序，为何不换个思路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团的作用？
在网络时代，地摊文化的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有形成社群的可能。因此，在摊主社群中成立协会、社团或其他类型的公民自治组织，使其具备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能力，或许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消费者的社群则可以发挥监督作用，管理者只需承担仲裁的职责即可。当然，对这种社群没有必要去期待它们发挥“如心使臂、如臂使指”的效能，而我们往往被这种期待所纠结和烦恼。只要把思路从“进入”转为“退出”，就会发现像地摊文化这类活动，本身就不需要有这样的期待。这可能也正是“管理”与“治理”的区别——城市治理本身就包含了“自治”与“共治”两部分，它对包容的需求高于对精确的要求。地摊文化或许正是一个探索城市规划和治理创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