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快乐植物

你可以想象一名中东地区的早期狩猎采集者在寻找下一顿食物，走在一片从未到过的荒野上，不断地试吃着不同的动物和植物。种子的营养价值较高，通常都值得尝上一口。同样，包裹种子的种荚、果实也值得一尝。有一天，他来到了一片开阔之地，此处长满了齐腰高的植物，每株植物顶端都垂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浅绿色种荚，沉甸甸的，光溜溜的。

看来值得一尝。这个狩猎采集者闻了闻种荚，咬了一小口。他一脸苦相，赶紧吐了出来。种荚入口极苦，这可不是好兆头。在人类的味觉认知中，很多有毒物质的味道都是苦涩的，大自然以这种方式告诉人类，哪些东西不能食用。苦涩通常意味着胃痛，或者更加严重的情况。

所以这位早期探索者转身离开了这种长有大种荚的植物。接着，一两个小时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到晕乎乎的，身上的疼痛减轻了，还体验到了一种快感，仿佛可以与天神沟通。看来这种植物能通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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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故事就是这么开始的。也可能在故事一开始，一个眼尖的远古人类注意到有动物在吃了这些种荚之后，行为变得奇怪起来。这同样是与神灵相通的信号，说明这种植物具有神力。

我们无从得知故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关于发生的时间，我们还是有所了解的。人类与这种神奇植物之间漫长的纠葛始于一万多年以前，早于城镇、农业、科学、历史的开始。地球上第一批人类所居住的城市出现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河谷时，这种神圣植物的种子就已经被当成食物，苦涩的汁液则被当作药物，人们为它唱起赞歌。在挖掘一座位于今叙利亚西北部、4 000年前的宫殿时，考古学家在厨房附近发现了一个非比寻常的房间。屋内有8个壁炉，还有很多口大锅，却没有食物残渣。然而，他们发现了罂粟、天芥菜、洋甘菊及其他已知用于药物的草本植物的痕迹。这里是否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制药场所之一呢？

在这座古代宫殿中，最引人注意的植物是一种特殊的罂粟。它的种荚，尤其是种荚外壁中的汁液，其效果、治愈功能极其强大，几乎超越自然。克里特岛上发现了一座3 000年前的小型陶土雕像，其形象是一位女神，头戴饰有罂粟种荚的头饰，该种荚的切法与今天切开种荚提取汁液的方法简直如出一辙。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道：“这位女神似乎处于一种阿片所引起的恍惚之中，她欣喜若狂，脸上洋溢着愉悦之情，这无疑是因为药物激发了她的想象，让她看到了美丽的景象。”有些考古学家提出，女神雕像所在的房间正是米诺斯人用来吸食干燥的罂粟汁液吸入剂的场所。

希腊人将这种植物与他们司管睡眠、夜晚和死亡的神明（分别是修普诺斯、倪克斯和塔纳托斯）联系起来，并将这种植物的形象铸在硬币上，印在花瓶上，雕在珠宝上，凿在墓碑上。在神话中，据说女神得墨忒耳就用罂粟来缓解女儿珀耳塞福涅被绑架、失去女儿的痛苦。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公元前8世纪曾在其著作中提到，古希腊科林斯附近有一座名为Mekonê的小镇，大致可翻译为“罂粟之城”，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小镇的名字取自其周围广阔的罂粟农场。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了罂粟这种植物，在《奥德赛》中讲述了海伦制作睡眠药水的故事，许多人认为药水中就含有罂粟汁液。希波克拉底经常提到罂粟，认为它是一种药物成分。罂粟被用在寺庙仪式中，被刻在雕像上，被画在墓碑上。罂粟汁液晒干后既可直接食用，亦可吸食，成为古人最强效、最能舒缓病痛的药物。如今，罂粟备受争议，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重要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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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方面来讲，早期人类竟然能够在自然环境中发现药物，真是令人叹服。想想看，在地球上超过30万种植物之中，有95%的植物是人类无法食用的。你可以出门去本地树林里随机挑选植物咀嚼，胃痛、呕吐、死亡的概率可达5%。在仅有的几种可以消化的植物当中，要想找到有用的药物，概率几乎为零。

但是人类的祖先做到了。通过试错、灵感、观察，世界各地的史前人类逐渐发现并积累了丰富的草药。早期的治疗师都是就地取材，利用住所附近生长的植物。在北欧，具有功效的药草包括曼德拉草根（用于治疗几乎所有病痛，包括肠胃问题、咳嗽、睡眠问题）、黑嚏根草（一种强力泻药）、天仙子（可以减轻疼痛、促进睡眠）、颠茄（治疗睡眠问题与眼疾）。其他如大麻等早期药物以南方与东方为起点，一路沿着贸易路线不断传播。人们渴求从中东和亚洲商人处购买肉桂、胡椒等香料，这些香料既被用作调味品，也被用作药物。所有治疗师都不光清楚当地有哪些药草，而且知晓药草的用法。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这位公元1世纪尼禄军队中的希腊医生，在其多卷本著作《论药物》（De Materia Medica）中，就对当时已有的药物知识进行了总结，这本著作是最早、最重要的一部药物指南。除了在书中列出数百种药草及其功效，他还描述了药物的制备方式及推荐剂量。植物叶片可以晒干、捣碎，加到药汤中，小火慢煮；拔下植物的根部之后，可以将其清洗干净，捣成糊状，亦可直接生吃；有些可以掺酒，有些则可掺水。可以将药物吞咽、饮用、吸入、涂抹在皮肤上或以栓剂形式放入体内。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指导医学用药长达1 000多年。

在《论药物》一书中，迪奥斯科里德斯描述了罂粟，总结了其功效，概述了其危害：“少量服用罂粟，可减轻疼痛、促进睡眠、促进消化、缓解咳嗽及肠胃疾病。经常服用会造成损伤（使人昏昏沉沉），导致死亡。配以玫瑰粉末，撒于疼痛处，可以缓解疼痛；治疗耳内疼痛，需混合杏仁油、藏红花油和没药油，滴入耳内；治疗眼睛发炎，需配合一枚烤鸡蛋黄、藏红花一起使用；治疗丹毒、伤口，需配合醋酸一起使用；治疗痛风，需配合人乳与藏红花一起使用。涂于手指，作为栓剂，有助睡眠。”

罂粟及其汁液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诸多叫法，例如古苏美尔语中的hul gil（意为快乐植物）和中文中的阿片［从此衍生了对一种药物“have a yen”（意为“有瘾”）这个短语］。希腊语表示汁液的单词为opion，现代英语中表示从罂粟中获得的药物原料的单词opium（阿片）便由此得名。

并非从所有罂粟中都能提取阿片。地球上共有28种罂粟，皆为罂粟属。大多数罂粟都只有美丽的野花，阿片含量极低。在这28种罂粟中，只有两种罂粟能够产出数量可观的阿片，但只有一种罂粟易于种植，虫害较少，而且无须经常灌溉。其学名为鸦片罂粟（英文名源自Somnus，即罗马神话中的司管睡眠之神索莫纳斯），唯有这种罂粟一直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天然阿片的来源。

如今，研究人员在讨论这种罂粟是历来就富含阿片，还是由早期人类专门加以培养育种才提高了产量。无论如何，一万年前，这种罂粟的种植方式与现在并无二致，其药物的加工方式与现在也几无差别。

2 000年前，迪奥斯科里德斯就描述了收集罂粟汁液的方法。这种方法出奇地简单：罂粟开花后不久，花瓣便开始凋谢，几日之内，罂粟植株便长出一个光滑的绿色种荚，逐渐长到鸡蛋大小。采集者会密切观察种荚变干，变为暗棕色，并适时地在种荚外皮上划出很多浅浅的裂缝，富有魔力的汁液便从裂缝渗出。这种从种荚外皮中产出的汁液含有大量的药物成分（广泛应用于烘烤及调味的罂粟籽中，阿片含量很小）。

新鲜的罂粟汁液为水状、白色、浑浊的物质，几无任何效用。但暴露在空气中几个小时之后，它会变为棕色黏稠物，类似鞋油与蜂蜜的混合物。此时，它产生了药效。将这种物质从种荚上刮下，形成黏稠的小块，煮沸去掉杂质，再将所得液体进行脱水，最后剩下的固体就是生阿片，它会被捏成一个个小丸子。这些深色胶黏的小丸子改变了历史。19世纪之前的药物可不只是一捆捆放在巫医、药师、牧师后屋晾晒的药草，药物的加工混配方式既有发挥疗效的一面，也有不可思议的一面，即煮成糊状、酏剂，做成药丸，掺以各种物质——上到干尸粉、独角兽角，下到珍珠粉和干燥的老虎粪便，精心调配成专供富人服用的稀世珍药。

阿片算得上一种珍贵的原料。阿片可溶于酒，可混入任何带有其他成分的混合物，无论怎么服用——口服、用鼻子吸食、直肠用药、烧成烟吸入、饮用、囫囵吞咽，皆可发挥效用。虽然一种服用方式较之另外一种，可能药效发挥稍快一点儿，但是无论如何，它都有着同样的功效范围：从使人感到困倦恍惚到消除疼痛。

最重要的是——可谓天赐之功效——阿片能让患者感到愉悦，能提振患者的精神。阿片不仅是一种药，还是通往快乐的途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阿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总能抚慰身体，同时虚构想象，让身体上的不适感被希望和宁静替代。”这些真是极具诱惑力的功效：缓解疼痛，让人感到幸福愉悦、心旷神怡，带人走进梦境。早期服用者和看护人经常用一个词语来描述阿片的功效——精神愉快。阿片使人们在承受病痛、伤痛的同时，能得到深度休息。阿片是古代医生完美的工具（只需小心使用即可；古代的治疗师也都清楚，服用过量阿片，很容易使患者在睡梦中走向死亡）。

难怪阿片的使用会跨越中东和西方世界，从苏美尔人传到亚述人再传到巴比伦人、埃及人，从埃及传到希腊、罗马、西欧。据说，在古代，最好的阿片来自底比斯附近区域。一份埃及的医学文献就记录着阿片在大约700种不同药物中的使用。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军沿着希腊—埃及—印度一路征讨，军队携带阿片，所到之处，便将阿片介绍给当地居民。罂粟花成为暂时与永恒的睡眠象征，与司管睡眠、梦境、变化的神明有关，标志着从生到死的过渡。

罂粟与死亡之间的关联可不仅是富有诗情的意境。早在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医生就深知，阿片的危害不亚于其制造的精神愉快，他们还就阿片的药用价值是否值得患者为其付出代价进行了辩论。他们担心患者用药过量，还意识到，一旦患者开始使用阿片，便很难让他们停下。他们首次对阿片成瘾进行了描述。

阿片的危害似乎远超好处。到公元1世纪、2世纪的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据传阿片的使用已经跟葡萄酒一样普遍，在罗马的大街小巷，阿片被做成罂粟饼，即将阿片、糖、鸡蛋、蜂蜜、面粉和果汁混在一起，不加烘烤，做成柔软的甜品出售，普通大众通过食用罂粟饼来振奋精神、缓解轻微疼痛。相传马可·奥勒留皇帝就曾服用阿片助眠，诗人奥维德据传也曾服用阿片。

罗马帝国灭亡后，阿拉伯商贩便将阿片带进新的市场，他们让阿片（轻便、易于运输，对合适的买家来讲，阿片与黄金等价）成为商队的标配货物，使阿片在印度、中国、北非广为传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阿拉伯医生——伊本·西那［Ibn Sina，西方人称他为阿维森纳（Avicenna）］在1000年左右详述了阿片的诸多益处及其危害，例如引发记忆和推理方面的问题、导致便秘，还有使用过量的危害。阿维森纳本人就曾目睹一位患者因阿片经直肠使用过量而死。这位伟大的治疗师千年前关于阿片的结论与现代人对待阿片的态度十分相似。“医生理应能够预测疼痛的持续时间、严重程度及患者的耐受性，而后权衡服用阿片的风险与好处。”他这样写道。他建议仅将阿片留作最后的手段，并建议医生尽可能减少阿片用量。很有可能阿维森纳本人就曾对阿片上瘾。

他与其他阿拉伯医生一道，将阿片制作成饼状、注入物、糊状物、膏药、栓剂、软膏、液体。在中世纪，阿拉伯医生是世界上顶尖的制药能手，他们通过发展过滤、蒸馏、升华和结晶工艺——这些都属于他们所谓的“al-chemie”（该词被认为源自khem一词，意为“埃及”，故可粗略译为“埃及的科学”），极大地丰富了制药工艺。西方人熟知的炼金术（alchemy），基本思想是利用自然原料，使其臻于完美；帮助自然事物逐渐脱离粗糙原始的状态，变得更加精致纯洁——释放内在纯粹的灵魂（这一观点在我们的语言中已然根深蒂固，葡萄酒、啤酒经过蒸馏所得的烈酒依然被称为“spirit”）。同时，炼金术也可用于制造药物、香水等有用之物，是对自然界的探索，也是对万物的灵魂近乎虔诚的追求。

古老的伊斯兰著作清楚地表明，阿片虽有诸多大用，但亦可奴役使用者。手稿中还有对阿片吸食者的描述：出现危险的幻觉，变得呆滞、懒惰，智力下降。“它（阿片）把狮子变成甲虫，”一位作家发出这样的警告，“把骄傲之人变成胆小鬼，把健康之人变成病夫。”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对阿片的使用减少，不过随着十字军东征回家的士兵从圣地带回阿片，阿片的使用再度增长。到16世纪，从意大利到英国，从疟疾、霍乱、癔症到痛风、瘙痒、牙痛，阿片的使用几乎无处不在，包治百病。

在阿片的支持者中，有一位医学史上非常有趣的怪人。他是一名瑞士炼金术士，也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治疗师，他有个了不起的大名，叫菲利普斯·奥里欧勒斯·特奥弗拉斯特斯·博姆巴斯特斯·冯霍恩海姆（Philippus Aureolus Theophras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如今，他更被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他是一个万里挑一的医学天才，性格桀骜不驯，还会招摇撞骗，有点儿神秘莫测、疯疯癫癫、骄傲自大，背着装有药物、器具的包在欧洲走乡串镇，还佩着一把长剑，传说剑柄顶端的圆头里装着长生不老药。他每到一个镇子，便跟当地人攀谈，沿街卖艺，医治患者，还就旁门左道的新理论与人争长论短，从当地治疗师那里学习诀窍妙招，怒斥当世已然牢固确立的正统医学。他写道：“在我那个时代，医生连牙痛都医治不了，更别说重病了。我走南闯北，寻找这门艺术（医学）一些确凿的、有经验支撑的知识。我的学习对象不但有博学多识的医生，还包括剪毛工、理发师、智者、驱魔师、炼金术士、僧侣、贵族和底层民众。”他一边倾听，一边争论，一边学习，一边将最好的治疗想法用到患者身上。

一路上，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大多数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这些作品的写作风格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极难阅读，更难理解”，堪称一部大杂烩，充满奇异的炼金符号、神奇的典故、日月星象之术、基督教神秘主义、医药配方、神灵感应和哲学沉思。但在大部分内容的背后，蕴藏着一些突破性的医学观点。

在帕拉塞尔苏斯眼里，多数医生都是“哗众取宠、拾人牙慧之徒”，他们只不过简单地重复着古人的陈腐思想，反复咀嚼罗马、希腊、阿拉伯权威公认的智慧，重蹈前人的覆辙，便可发财致富。对此，帕拉塞尔苏斯提出了另外一种简单的选择：真正寻求知识的人，应该阅读大自然这本书。他认为，医生不应盲目遵循古代权威的陈年旧历，而应依赖在现实世界中所见到的有用之物，向大自然的种种奇迹敞开心扉，寻找新方法，以新方式使用新药物，观察效果，进而将这些知识应用于改进治疗方法。

帕拉塞尔苏斯用自己的药物进行试验，尝试新的配方，观察哪种配方有用。（注意：这种做法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试验，更像是“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有趣。我来试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在他的诸多成功试验中，最主要的便是一种神秘奇妙的黑色小药丸，似乎可以缓解任何疾病。他在1530年前后写道：“我掌握了一种秘密药物，我称其为阿片酊，它胜过其他任何济世良药。”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曾这样回忆道：“他有一种被他称为阿片酊的药丸，看起来像老鼠屎，但只在疾病极度严重的情况下才用。他夸口说，有了这些药丸，治疗师就可以起死回生，而他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看起来已经死去的患者突然能够起身下地了。”

帕拉塞尔苏斯的阿片酊成了传奇之物。现在的人们知晓了他的秘方：每颗药丸中，生阿片约占25%，其余则是异想天开（而且大多不具活性）的混合物，其中包括天仙子、粪石（收集自牛肠中的固体物质）、琥珀、麝香、珍珠粉、珊瑚粉、各种油、鹿心骨，最重要的是，还有些许独角兽角（在中世纪的许多药物中，这一成分备受追捧，而且可以肯定，这一成分纯属虚构：当时所谓的“独角兽角”通常都是独角鲸的长牙）。阿片酊的作用大都源自阿片。

对于自己的观点，帕拉塞尔苏斯极其笃定，当他说出“无知的医生是地狱派来折磨患者的仆人”之类的话，或者在一次公开场合举行的篝火活动中公然烧掉阿维森纳的作品时，他的态度也十分斩钉截铁，以至于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吹牛者。但是他可并非江湖骗子，相反，他是“药理学之父”，他仅凭一己之力，便将药物研究从古老理论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置于更加现代的基础之上。例如，据说他通过在自己和追随者身上使用阿片来对阿片进行研究，然后跟踪效果——这种自我实验的做法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在医生群体中非常普遍。

1541年，帕拉塞尔苏斯去世之时，欧洲人对阿片的需求正在增长。哥伦布受命在其探索之旅中寻找阿片，并将其带回，约翰·卡伯特、斐迪南·麦哲伦和瓦斯科·达·伽马等探险家亦是如此。原因在于，与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其他药丸、药水相反，阿片有实际作用。随着阿片的日益风行，医生也发现了越来越多使用阿片的方法。一些聪明的医生用含有桑葚、毒芹的溶液将阿片溶解，再将溶液熬煮进海绵。这种含有药物的“睡眠海绵”在受潮加热时会释放烟雾，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帮助患者入眠，因此阿片成为一种最古老的麻醉药。威尼斯糖浆是阿片与多达62种其他成分的混合物，这些成分包括蜂蜜、藏红花、毒蛇肉，涵盖范围很广，这种糖浆被用来治疗毒蛇咬伤、瘟疫等各类疾病。这种糖浆在当时极为流行，致使伦敦制定出台了第一批药物法规。1540年，亨利八世授予医生搜查药剂师的药店的权利，一旦发现任何存在危害、缺陷的药物，即可举报，其中便包括威尼斯糖浆。到了莎士比亚时代，放眼伦敦，只有一人得到许可制作阿片，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在出售阿片之前，将其拿到英国皇家医师学院让医生先行过目。

早期的医生在使用阿片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他们永远无从得知药效的强弱。因为阿片来自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所以无法准确判断一个药丸的药效。一名制药者的药物剂量可能是另一人的2倍、3倍或50倍。医生只得将每批新药用在患者身上进行试验，希望能得到好的效果。患者花了钱，还得冒风险。

17世纪，著名英国医生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向药物标准化迈出了第一步。西德纳姆痴迷阿片，深信这一天赐之物的治疗价值远胜人类自己能够捣鼓出来的任何事物。他因自己特制的酒溶阿片酊剂而声名鹊起，在酊剂中，他通过加入甜波特酒、肉桂、丁香来中和药物的苦涩，这种液体阿片比药丸更易于口服。最重要的是，他的制备过程基本可以实现标准化，每瓶药中阿片的含量分配更加仔细，剂量的衡量也更为小心。西德纳姆便靠这种液体形式的阿片发财致富，也许是为了纪念帕拉塞尔苏斯，他将这种液体阿片称为“阿片酊”。

在西德纳姆的大力宣传之下，他的阿片酊大受欢迎。他还为其大唱赞歌，朋友们甚至戏称他为“恋阿大夫”（Dr. Opiophile）。随着该药销量的增加，对于更精确地衡量其效果，科学界也越来越感兴趣。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吉迪恩·哈维（Gideon Harvey）等英国研究人员开始在猫狗身上试验阿片，以期更多地了解达到某些功效所需的阿片用量。他们发现了很多新方法，来试验药效强度，确保药物质量。阿片促使医学实现了从艺术到科学的身份转变。

阿片也被用于娱乐消遣。最早的一批专门描述阿片的英文书当中，有一本《阿片揭秘》（The Mysteries of Opium Reveal’d），作者是约翰·琼斯（John Jones）医生，此书出版于1700年。琼斯告诉读者，阿片不仅能够消除焦虑，还有助于“使人在处理管理事务时当机立断、冷静沉着、欣然踊跃、雷厉风行……使人精神振奋、奋勇直前、履险如夷、旷达不羁……使人心满意足、逆来顺受、安分知足、沉着镇定”，等等。阿片给人的感觉好像“非常好的消息或其他开心之事带来的奇妙、非凡、让人神采奕奕的精神体验”。他将阿片的效果比作永久的性高潮，听起来他很像是对阿片上瘾了。

将阿片用于改变情绪而非缓解痛苦的做法风靡于社会各个阶层。例如，1773年3月23日，著名日记作者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写道：“我与约翰逊博士共进早餐，他昨晚服用过阿片之后，昨天的愀然不乐好了很多。”当时，人们使用阿片缓解消沉抑郁。

18世纪末，随着含有阿片的新药涌现，例如杜佛氏散、贵格会滴剂（Quaker Drops），还有贝茨静心丸（Dr. Bates’ Pacific Pills），阿片的用途变得五花八门。这些药很容易在医生那里或本地药店买到，甚至在杂货店都能买到，无需处方。由于这些药物的使用缺乏法律限制，于是到处都是阿片。

欧洲民众对阿片非常渴望。此时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快速增长的工人群体面临着恶劣的工作条件。酬不抵劳的工人生活在不断扩大的贫民窟中，他们需要那种花点儿小钱就能体验解脱的方式。这种选择既可以是杜松子酒，也可以是阿片。

阿片的日益风行与疾病模式的变化息息相关。结核病便是一个例子：快速增长、密集的城市工业中心是结核病等流行病的温床，结核病是一种慢性杀手，常常让患者陷入只有阿片才能缓解的痛苦之中。还有霍乱，它通过受污染的水源传染，传染性极强，是另一种随着贫民窟规模的扩大而传播的疾病。霍乱会引起无法控制的腹泻而致人死亡。令人庆幸的是，阿片的一个显著副作用便是容易引起便秘；阿片之于霍乱患者，或许既有安抚垂死之人的功效，也有治病救人的功劳。越来越多的妓女也加入了阿片最忠实的使用者队伍，她们服用阿片酊来缓解日常生活中职业带来的痛苦，缓解性病的症状，减轻绝望情绪。有时，她们会向客人介绍阿片；有时，她们使用阿片自杀。医生充当着阿片的销售代理，向患者推销阿片，顺便赚点儿小钱。在药剂师的店铺里，他们指望着含有阿片的药物能够成为店里的畅销产品，因此，他们在广告宣传上也是不遗余力。

这便是阿片的关键：取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使用，阿片可以用于消除疼痛，也可以用于派对娱乐；可以用于治病救人，也可以用于自寻短见。到18世纪末，阿片已在西欧极为风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其与浪漫主义时期的诞生联系起来，浪漫主义时期强调率性而为、个人体验、道德上的无拘无束、幻想及梦幻。诚然，从拜伦、柏辽兹到乔治四世和拿破仑，浪漫主义时期的许多艺术、政治方面的领导人物都或多或少地服用过阿片。有一次，珀西·雪莱因服用过多阿片大醉，闯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的房间（雪莱疯狂地爱着玛丽，尽管当时他已为人夫），他一手握着手枪，另一只手拎着一瓶阿片酊，宣布道：“九泉之下，我们将会共结连理。”他们都活了下来，而且结了婚。然而，1814年，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由于过量服用阿片酊而死。济慈曾服用过量阿片，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和托马斯·德·昆西则是彻头彻尾的瘾君子。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写道：“19世纪的文学浸泡在阿片酊里。”阿片的吸引力远远超出知识分子阶层。19世纪中叶，阿片和杜松子酒一样便宜，而且在英国，阿片比烟草更加普遍、更易买到。阿片的使用扩展到了工人阶级、农民和穷人当中。女人使用阿片来为乏味的生活增添色彩，还将阿片给孩子服用，缓解他们的饥饿，止住他们的哭声；男人使用阿片来缓解疼痛，忘却烦恼。如果还有剩余，他们便把阿片喂给家里饲养的动物，帮助它们增肥长膘，卖个好价。

芬兰区是英国的一块地处偏远的沼泽地区，这里作为“罂粟王国”而变得臭名昭著。疟疾在这里十分常见，这种疾病经常伴有反复发烧；风湿病、疟状热同样如此。奎宁（产自一种南美洲树皮的疟疾药）对当地农民来说价格太高，他们同样负担不起找医生看病的费用。一贫如洗的农民于是转向了阿片，不仅将阿片作为一种药物，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也是为了“将阿片的服用者从沼泽地区的泥潭中、从艰苦乏味的农业生活中解脱出来”。1863年去过该地区的一位医务人员写道：“偶尔可能会看到一名男子靠着锄头在田里睡着了。一有人靠近，他就开始干活，并奋起劳动一会儿。要去艰苦劳作的人，都会先吃颗药丸作为准备，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喝啤酒时总会往酒里放点儿阿片。”

阿片当时被认为是一种相对无害的邪物，论危害，它当然比不上烈酒。每个关于某个婴儿因不慎服用阿片含量过多的舒缓糖浆而中毒的故事背后，都有很多关于长期服用阿片身体依然安然无恙的例子。19世纪50年代的阿片贩子经常跟别人讲述一位80岁老妪的逸事：40年间，她每天服用半盎司阿片酊，却从未出现过任何不良反应。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本人，这位身为护理象征的“提灯女士”，不也偶尔给病患使用阿片吗？她当然会用。如果阿片对患者不利，她还会这样做吗？1825—1850年，英国的阿片销量年增长率为4%～8%。为了满足国民对阿片日益增长的需求，英国鼓励在印度种植罂粟，很快，印度便成为全球大部分阿片供应的源头。东印度公司开始将阿片运送至世界各地。在种植、加工、运送、销售的过程中，英国创造了大量财富。而英国只不过是个开端。如果阿片在英国国内如此受欢迎，那么鼓励其他国家使用更多阿片，对贸易商来说又可能带来怎样的价值呢？

印度可以成为阿片的推广地。但英国人需要印度殖民地的臣民保持头脑冷静，不因阿片而丧失清醒的神志。然而，还有其他目标：那些被阿片贸易覆盖后有利于英国的国家；那些在英国人看来可能会被阿片削弱的国家。就这样，阿片来到了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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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那时对阿片已经略知一二，他们早在远古时期就对阿片有所了解，至少可追溯至3世纪。阿拉伯商人将阿片带到中国，中国的炼金术士发现阿片是一种有趣的药物。上流社会使用小剂量阿片来治疗痢疾，富贵人家还用它来哄姨太太开心。1 000多年来，阿片的使用也就仅此而已。

接着第一批欧洲水手抵达中国，他们迫切地想要进行交易，他们带来了很多自认为中国人可能会看重的物品。但是，中国人有了丝绸，他们还需要粗糙的英国羊毛和硬质荷兰亚麻布做什么呢？他们有了瓷器，还需要劣质的西方陶器做什么呢？

然而，也确实有几样中国人想要的商品。一种是能令人感到愉悦的新药草，它是一种来自美洲的植物干叶，被称为“烟草”。看到外国水手将这种叶子的碎片填进小管里，打火点燃，喷出一团团芬芳的烟雾，中国人不禁神摇目夺。烟草能产生令人渴求的效果。很快，中国的精英们便养成了吸烟的习惯，在17世纪的中国，吸烟成了一种风尚。能够找到可以同中国人交易的商品，欧洲人自是非常高兴，他们载着整船的烟草在广州售卖。烟草供应不足时，中国人就会在烟草里面添加阿片、砒霜等物的薄片，以此节省烟草。这些添加物被认为有助于预防疟疾，当然也能带来额外的感官刺激。

吸烟在中国变得极其盛行，而且抽烟上瘾极为明显，导致1632年，皇帝觉得有必要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为了确保禁令的推行，皇帝还下令将所有已知的瘾君子一律处斩。烟草消失了。在随后的干旱年间，一些中国人开始只吸食鸦片。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初，当时出现了另外一种晒干之后颇有价值的植物。这种植物在中国很早就有种植，将其浸泡在沸水中，便能得到一种具有提神醒脑功效的饮品，英国人称之为“茶”。很快，喝茶便在英国风靡，不亚于烟草曾经在中国的地位。

随着英国人对茶叶需求的增长，商人们感到更有必要寻找能同中国人交换茶叶的商品。由于烟草已经被禁，所以英国特使们带着锡、铅、棉织物、机械表和鱼干等可能引起中国皇帝兴趣的商品样品来到了朝廷，但这些商品都丝毫未能引起皇帝的兴趣。大约1800年，中国皇帝对英国商人嗤之以鼻：“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虽然中国人可能对成品无甚兴致，但有一种原料是他们渴求的。中国的货币以白银为基础，所以中国人对白银这种贵金属有着无尽的渴望。然而，这对英国人来说可是个坏消息，因为世界上大部分白银都来自西班牙位于新大陆的殖民地。英国人手里只有这么多白银，在与中国的茶叶贸易中很快便消耗殆尽，导致世界白银供应失衡，急需另寻他法予以应对。

于是英国人将目光投向了鸦片。得益于他们在印度扩大的罂粟种植规模，英国有大量毒品可以出口，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将中国人变成烟民。

中国皇帝对此并不感兴趣。仍对烟草问题耿耿于怀的清政府，面对英国企图将一种新型毒品引入中国的举动，颁布了一条又一条法令，限制鸦片贸易。英国人找到了一系列方法，不断地售卖更多的鸦片。每个开始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新的资金来源，一旦开始吸食鸦片，就不会想要停止。和芬兰区沼泽地的农民一样，许多中国农民的生活也枯燥乏味，他们便成了烟鬼。中国的有钱人家，以及那些百无聊赖之徒，但图好耍，在尝过鸦片之后，回头都会购买更多，于是，鸦片市场不断扩大。1729年，英国人在广州港卖出了200箱印度鸦片丸；到1767年，已增长到1 000箱；到1790年，达到4 000箱。这激怒了当时的中国皇帝弘历（乾隆皇帝）和他的儿子颙琰（嘉庆皇帝）。烟草事件重演——不，这次事态更加严峻。新型毒品不仅使人欲罢不能，还让吸毒者变得好吃懒做、一事无成。两位皇帝打击鸦片的法令越来越严，终于在1799年达到顶点，政府实施全面禁烟，出台了一条法律，禁止将鸦片这种面目可憎、人神共愤的毒品输入中国境内。在官方层面，英国人必须遵守这条法律。

于是英国人转向走私。没过几年，约有20个团体，包括半合法商人和彻头彻尾的海盗，在向中国走私鸦片。这些不法商人占据僻静的中国沿海小港，贿赂当地官员，将成吨的印度鸦片输入中国。英国政府虽然公开谴责这一行径，私下却对他们另眼相待。东印度公司全面参与鸦片走私，其中涉及大量金钱。某些活动被视而不见，交易达成，鸦片从印度源源不断运往中国，为茶叶从中国运往英国提供了资金，同时，还稍稍动摇了已经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这也对英国人有好处。政府越虚弱，就越容易开展贸易，不会遭到皇帝的干预。历史学家估计，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国，约有1%的人口，即大约400万人鸦片成瘾；在一些走私口岸附近，这一比例可能高达90%。到1832年，英属印度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之中，已有1/6来自鸦片贸易。

接着，清政府决定彻底终结鸦片走私。鸦片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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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发生的事件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当时一支规模庞大的清朝军队出现在英国人位于广州的贸易站外，为首的军官称遵照皇帝旨意，要求站内所有鸦片贩子尽数交出鸦片。一小队英军的指挥官看着围在外面的清兵，建议鸦片贩子依言照办。成千上万箱鸦片被交出之后，中国人随即在英国人面前将其焚烧销毁。中国人通过此举表明了立场，不但警告外商，同时也警告中国人：对于鸦片，决不姑息。

遭此耻辱，英国女王政府（维多利亚女王刚于两年前登基）便向广州派遣军队战舰，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之间一共进行过两次鸦片战争），英国人轻松获胜。其实这都算不上正儿八经的战争：只是几场交手仗和小规模海上冲突，远隔英国半个地球。但这几场战斗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首先，装备精良的现代化英军凭借强大的战舰，粉碎了陈旧落后的清朝军队。中国人面对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人拥有更强大的军队，配备了更好的枪支，船坚炮利、军纪严明。鸦片本身也起了作用：到1840年，大量清朝官兵已经吸毒成瘾，其中很多人由于吸毒已然丧失了战斗力。

其次，鸦片战争向中国人表明，在贸易上，英国人说了算。战斗结束之后，英国收获了战利品。中国皇帝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允许英国人在中国其他几个港口开展贸易，给予英国更优厚的贸易条件。从此，中国被迫打开大门。

但是中国并不欢迎鸦片，决不欢迎。英国人用巨额鸦片税诱惑，要求清政府特批鸦片进口。但即使皇位不稳，中国皇帝也依然坚持底线。清朝第八位皇帝道光写道：“吾实无力拒毒门外，逐利腐败之辈，贪财享乐，必败吾愿。然欲令求财无道，弃民水火之中，吾所不为。”他拒绝将鸦片合法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执着，一定程度上源自其自身的家庭。道光皇帝的三个儿子都在吸食鸦片，最终也都死于鸦片对身心的毒害。后来相传道光皇帝本人于1850年因伤心过度而驾崩，但是直至驾崩，他都坚决不允许将鸦片贸易合法化。

这于事无补，鸦片已然根深蒂固。当时的香港变成了世界鸦片中心，成了一个巨大的毒品市场，英驻香港总督于1844年写道：“但凡与政府无关且拥有资本的人，几乎都在从事鸦片贸易。”理论上，将鸦片运入中国依然是违法的，但随着走私势力的扩大，英国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鸦片贩子成了商界大亨，购置了世界上最快的小型帆船队来运输鸦片，将鸦片从印度快速输入中国，并利用所获利润在英国购买豪华庄园。大批海盗驾驶着平底帆船涌入沿海水域，其中有一部分海盗听从走私者的号令，还有一部分海盗专挑走私者下手。清朝渐渐坠入法律空缺、功能失灵的无政府状态。数千万人流离失所，许多无家可归者用一纸契约卖身沦为契约工人，永远地离开了中国，这标志着众所周知的“苦力贸易”的开端。

随着清政府崩溃，饥饿及法律的缺失笼罩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吸食鸦片。1888年，《泰晤士报》估计，在中国，有70%的成年男性对鸦片上瘾或经常吸食鸦片。

此时，鸦片正在蔓延到中国以外的地区。数以万计的中国苦力作为廉价劳动力被运往美国，从事采矿、耕种和铁路建设，这些人也将鸦片带到了美国。19世纪80年代，旧金山因其26家烟馆而臭名昭著，在这些罪恶之地，朦胧烟雾的背后，还经常上演着赌博与色情交易。在这座城市的风月场上，在艺术家、波希米亚人和寻欢作乐的白人富豪当中，鸦片广受欢迎。美国的毒品亚文化便诞生于此。

最终，在鸦片贸易中持续获利几十年后，即便是英国也感到厌烦了。19世纪末，一系列关于清廷腐败和惨状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令英国精英甚感厌烦，导致议会决定终止鸦片贸易。几乎所有对鸦片贸易的支持，不管是官方的支持还是非官方的支持，都在逐渐消失。

但是损失已然造成。就在清朝末年，朝廷颁布了另一道法令，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吸食鸦片的行为，并且在1917年之前关闭所有鸦片馆。然而，此时的皇帝懦弱无力，清政府也在苟延残喘，以至于很少有人理会法令，即便在紫禁城内也是如此。紫禁城里，权贵精英并不受法令约束，法令止于紫禁城墙外，权贵精英继续吸食鸦片。

到了这里，就得讲讲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故事。婉容生于1906年，16岁便嫁给了年轻冷漠的皇帝溥仪。这位年轻貌美的少女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生活中，她几乎从未体验过爱。她很早便开始吸食鸦片，而且从未戒掉。几十年里，婉容经历了中国封建帝制的最终灭亡，经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与侵略，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还经历了丈夫的抛弃。她一直在不断加大毒品吸食量，以求抚慰岁月沧桑。到1946年，清政府已然化为尘埃，婉容也沦为阶下囚，并最终死于营养不良和戒断反应。

1950年，中国政府取缔了所有毒品的种植、销售和使用。当年英国人放弃鸦片贸易后，中国人开始自己种植罂粟。至此，罂粟田被烧毁，土地被翻耕，转而用于粮食生产，所存鸦片也被销毁，鸦片馆被拆除。数以万计的毒贩和吸毒人员被监禁起来，接受再教育，他们如果还坚持贩毒和吸毒，就会被判处死刑。

这便是中国破除长期以来对鸦片的依赖所付出的努力。到1960年，鸦片在中国终于被消灭了。

但是鸦片太过强大、太过诱人，很难被彻底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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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在一次前往巴黎的旅途中，托马斯·杰斐逊接触了La Brune，这是法国的一种调配而成的深色油性药用物质，其主要特征是大剂量的阿片。此物令杰斐逊无比喜爱，他甚至带了一些回到刚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将其推荐给了朋友，用作治疗所有疼痛的良药。

从此便形成了一种风尚。跟现在一样，那时的“美国人总是想要尝试新鲜事物”，当时的一份出版物如此写道，这些新鲜事物，上到新的机械设备，下到新的专利药品和普通的新药。在美国这个刚诞生的国家，有着许许多多的小型制药公司，它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生产含有阿片的酏剂、萃取物和滋补品。这些药品之中，许多都是基于西德纳姆的阿片酊而开发、便于服用的液体药物。

19世纪是美国专利药物的时代，是药物广告大肆宣传和药品巡回展出的时代，是蛇油推销员的时代，是为了推销药物乱夸海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美国对几乎所有非处方药的销售都敞开了大门，只要有人愿意付钱购买。到19世纪中叶，专利药物——其实这么叫并非因为它获得了今天意义上的专利，而是因为在英国，王室使用的某些灵药被授予“君主制诰”身份，允许制药商在打广告时使用皇家的信用背书——在美国已成气候。在一开始大规模广告宣传的推动之下，支撑这些非处方液体药物销量的，是荒诞可笑的夸大之词和较高的酒精含量，通常还有阿片。在很多药店都能买到斯托特独特水果甜酒（独特是因为含有3%的阿片）、温斯洛夫人舒缓糖浆（加了糖的阿片，最适合烦躁不安的婴儿）和哥罗丁（阿片酊、大麻与氯仿的混合物）等药。医生向患有风湿病、霍乱或存在几乎任何引起身体不适的症状——从分娩到痛风——的人推荐阿片类药物。含有阿片的专利药物虽然可能无法治愈癌症（就像某些制药商宣传的那样），但是确实可以减轻疼痛，缓解咳嗽，振奋精神。阿片用量在美国暴增，阿片进口量从1840年的16吨上涨到10年后的44吨，到1870年，已经涨至250吨。

伴随阿片用量的增加，风险也增加了。阿片过量服用在儿童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并非所有过量服用都是意外所致。偶尔会有报道称，有些父母会给自己不想抚养的婴儿服用过量的舒缓糖浆，使其丧命。儿童福利机构和儿童慈善机构纷纷发出警示。

在成年人中，阿片的问题在于成瘾。早在1840年，公众就开始关注那些无法戒掉阿片的人，比如埃德加·爱伦·坡的妻子。她死于肺结核，曾使用“惊人”（一位历史学家曾这样描述）剂量的阿片缓解痛楚。据传，爱伦·坡本人也服用阿片，也许还是一名瘾君子。他只是成千上万人中的一员。

许多医生持续向患者推荐阿片。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人们并不觉得成瘾有多么骇人听闻。即便那些认为服用阿片性质恶劣的医生，在很大程度上也相信，如果患者能够适当控制阿片的服用，并且接受医学观察，服用阿片便是一种还算无害的习惯。无论如何，服用阿片肯定比酗酒好。

饮酒是美国特有的诅咒，醉汉往往会大吵大闹，大耍酒疯，有时还非常暴力——醉汉们开枪、打架，阿片服用者则非常平静矜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他们通常都非常幸福快活。1840年，一名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烈酒通常会唤醒人体内的兽性，阿片则完全抑制了兽性。的确，阿片唤醒了人性中更神圣的部分，还能充分激发人内心所有更高尚的情感。”大多数医生都认为，阿片成瘾属于个人问题，成瘾是由不幸的性格弱点所致，需要给予同情，患者就会逐渐戒断这一习惯；如有必要，只要患者还有需求，就一直给他们维持身心稳定的剂量。毕竟，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上瘾者之所以服用阿片，就是因为医生在治病疗伤期间为了缓解他们的痛苦，让他们服用阿片。即使上瘾了，只要服用最小剂量，上瘾者就可以或多或少地保持身体机能，还不至于太过糟糕。

接着，随着现代科学的介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阿片对研究人员和服用者而言都很有吸引力。古老的炼金术士早已让位于现代化学家，通过使用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他们的力量得到极大增强。但有些事情并未出现太大改观，就像古老的炼金术士一样，现代化学家仍然饶有兴趣地在将自然物质进行分离，寻找物质维持其特性背后的原因，还将分离得到的物质进行提纯，并将它们以新的方式组合。化学家想知道阿片的效力到底来自哪种关键成分。医生希望为患者提供更精纯、更标准化的阿片制剂。他们都想深入了解阿片的关键所在，找到并利用这种赋予了阿片治愈功效和引起快感的能力的特定化学物质。

第一个突破性进展出现于1806年，当时，在一间极为简陋的实验室里，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希·塞尔图纳（Friedrich Sertürner）的年轻德国药剂师学徒正在独自埋头工作，他竟突然发现了阿片的关键所在。他耗费数月，寻找方法来对黏糊糊的生阿片进行温和加热、溶解和分离，目的是将其分成小块，使用不同溶剂和蒸馏方法提纯，再将蒸汽冷却成液体，将液体晾干得到晶体，继续将晶体重新溶解在新的溶剂之中。他通过这种做法创造了数百种新的制备方法。他将制备好的药物先在流浪狗身上进行试验，接着在几个朋友身上进行试验，最后再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塞尔图纳发现，阿片并非单一物质，而是由多种物质混合而成。其中最有效的成分属于一类叫作生物碱的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具有一些相同的分子结构和属性，而且味道都很苦涩。后来他发现阿片中含有三四种主要生物碱，可能还有几十种次要生物碱。

塞尔图纳是第一个对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成分进行粗略提纯、研究的人，阿片的主要作用来自这一成分。从阿片这种天然混合物中分离出来之后，这一化学物质的作用比同等重量的阿片强大10倍。他最初将这种物质称为“睡眠原理”，意即阿片中的核心助眠原理，因为它能使人陷入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后来他借希腊睡梦之神墨菲斯（Morpheus）之名，将该物质命名为“morphium”，如今人们称之为“吗啡”。

对一名二十出头、寂寂无名的业余化学家而言，这可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许正因如此，这一发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塞尔图纳区区无名小卒，鲜有正儿八经的科学家对他的工作给予足够的关注，不过这名年轻人却还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工作，将吗啡纯度不断提高，一剂又一剂地在自己身上做着试验，仔细记录着自己的情绪变化。

对他来讲，试验一开始妙不可言，他可以体验到几个小时的精神愉悦，经历让人心潮澎湃的重重梦境，身上的痛苦也消失不见。接着，他开始出现便秘症状。当他试图停止使用吗啡时，他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还要忍受饥饿感的折磨，这简直令他抓狂。他继续做吗啡试验，并且尝试加大剂量。有一次，他和三个朋友以半个小时为间隔，摄入大量吗啡，四人差点儿一命呜呼；直到最后关头，塞尔图纳急中生智，给所有人服下一种催吐化学物质，这才挽回几人的性命。试验变得凶险异常。到1812年，经过数年研究，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毛骨悚然。“我认为自己有义务让人们注意到，这一被我称为morphium的物质具有极其可怕的作用，这样才能避免灾难发生。”他写道。

塞尔图纳一直活到了1841年。他开了自己的药店，过着体面的生活，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他从来都没有靠吗啡发财致富。

赚钱发财是其他人的事。生物碱的研究在塞尔图纳的工作之后很快兴起，19世纪20年代，其他更知名的科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吗啡。一家古老的德国制药公司成为大量生产吗啡的行家——默克公司，你可能听说过。这家公司现在生产许多药品，正是吗啡为其制药帝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分离自然物质、提纯并研究其有效成分的能力推动了有机化学这门新的科学，这门科学专门研究生命分子。有机化学与制药业一起发展成长。在整个19世纪，其他研究人员从阿片中分离出了更多成分，对阿片中其余的生物碱也进行了纯化，这些生物碱有很多种。1832年，研究人员从阿片中分离出了可待因，可待因在止痛方面效果不及吗啡，但成瘾危害也小于后者；我们现在了解可待因，主要是因为这一成分在止咳糖浆中的应用。还有蒂巴因、诺斯卡品、罂粟碱、那可丁、那碎因——越来越多的阿片生物碱被分离出来。随着研究生物碱的化学家技艺更加纯熟，更多的生物碱——可卡因、尼古丁、咖啡因、士的宁、奎宁、阿托品——被从古柯、烟草、咖啡、马钱子、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来。生物碱越来越多，它们存在化学相似性，在人体内都能发挥作用，而且味道都很苦涩。

但吗啡是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生物碱。在医用方面，吗啡很快便将阿片取而代之。吗啡的制备可以按照精确的标准操作，效力强弱也可以精准把控，可以实现更加准确的服用剂量，成为医生治病救人的更好手段。吗啡的止痛作用远胜于阿片，成为医院药房和医生药包里的主要药品。吗啡唯一的缺点是，在早期，吗啡必须口服或作为涂蜡栓剂使用，这会减缓药效的发挥，并使药效更易出现波动。即便在口服液体吗啡后，患者也必须等待药效发挥，然后药效会逐渐显现，因此更加难以调整剂量。

医生想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办法，将吗啡送进体内。他们尝试将吗啡研成粉末，让患者吸入，但这种用法极易引起恶心反胃；他们试图将吗啡涂抹在皮肤上，但这样会起水疱；他们尝试使用碎片或针尖将微小药粒强行压入皮肤表面的细小切口，将吗啡经皮下送入，但这种做法导致剂量控制难度增大。

这个难题在1841年被攻克，当时法国外科医生夏尔·普拉瓦兹（Charles Pravaz）引入了一种新的医学工具。普拉瓦兹当时正在寻找治疗静脉曲张的方法，认为使用药物减缓血液凝固可能会有所帮助。问题是他想用的药物经口服之后会在胃里遭到破坏，他需要一种将药物直接送至静脉血管的方法。于是，他请当地一位金属工匠使用铂金打造了一根空心针，并在针上安装了一支银质小柱塞，想法是将药物装入柱塞，将针头插入静脉，然后将药物推入静脉。

他制造了第一支注射器。有了注射器，普拉瓦兹就可以精确计量药量，并通过皮肤将药物直接送入体内，绕过胃肠道，加速药效的发挥，让更多药物到达病灶。普拉瓦兹将注射器装在带有丝绸衬里的口袋之中，而口袋则缝在大礼帽内侧。他的这项发明经常被称为“普拉瓦兹”，很快就在医生中大受欢迎。它为医生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新方法，使用药变得更加快捷准确。

普拉瓦兹注射器之于吗啡，堪称完美。将药物直接注入体内可在短时间内去除痛苦，使患者平静。护士在面对痛苦挣扎的患者时，可以取出一支吗啡注射器，然后说（正如逸闻所传的那样）：“我将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有了注射器，医生就能够开展更加准确的研究。

这种纯化的新药也为阿片成瘾者带来了希望。一些医生认为，通过对阿片成瘾者使用剂量更小、用量更加精准的吗啡，可以降低患者对阿片的欲望，直至戒掉阿片。

当然戒不掉。从根本上说，吗啡与阿片同属一类药物，而且前者效果胜于后者。它充其量只是阿片的替代品，不能解决阿片成瘾。用普拉瓦兹注射器注射吗啡，会使成瘾者更快速、更容易地获得更强烈的愉悦刺激，成瘾危害也相应增加。

19世纪60年代，美国内战期间，吗啡已经成为战场上的主要药物，将吗啡注入士兵体内，可以减轻伤口疼痛，还能治疗肆虐军营的痢疾和疟疾。在美国南方和北方，人们在爱国情怀的驱使下，开始种植罂粟，服务军队，各家各户的花园里都开满了罂粟花；人们将生阿片加工得到吗啡，然后火速送往前线。送往军中的吗啡达到数百万剂。战争结束很久之后，成千上万身负终生伤残的退伍军人——有的肢体残缺，有的遭受粉碎性骨折，有的精神崩溃——还在学习如何使用注射器自我给药。

结果，出现了大量人员吗啡成瘾，他们称之为“军中疾病”。因为吗啡，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阿片制剂人均用量增加了两倍，导致美国首次出现阿片制剂危机。任何人都可以购买吗啡及注射吗啡所需的注射器；吗啡及注射器既可在药店下单邮购，也可到柜台直接购买。随着吗啡医疗用途的增加——用于手术、事故以及几乎所有疾病和损伤，依赖吗啡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加。科学家们将这种新的现象称为“吗啡中毒”，一边感到越发担心，一边寻找控制这种现象的办法。

19世纪80年代的阿片制剂危机与当今的阿片制剂危机看起来颇为相似，不仅反映在使用人数的激增上，还反映在社会对其做出的反应上。起初，医生和政府官员采取“软”方法，尽量淡化这一问题，认为阿片制剂不及酗酒危害严重；柔化他们针对阿片制剂所建议的对策，寻找更好的方法，帮助患者摆脱阿片制剂；试点市政麻醉诊所，成瘾者可以在诊所里获得维持身心稳定剂量的阿片制剂，药剂师也会将信息记录下来。虽然阿片制剂是许多药店重要的收入来源，但是也有一些药店拒不售卖此类药物。“一个贪婪可耻的药剂师会将吗啡和可卡因卖给您，”纽约一家药店的牌子上写道，接着又补充道，“本店决不与其同流合污。”

但是当时的危机与现在的情况之间也存在差异。如今的阿片制剂成瘾者有时被认为来自下层阶级，要么是大城市的瘾君子，要么是农村的颓废者。但在19世纪80年代，吗啡成瘾者（除了退伍军人）大多是中上层阶级、专业人士和商人，他们曾饱受疼痛折磨，医生教会他们如何自己注射吗啡。医生本人也是忠实的吗啡使用群体，根据1885年的一项估计，纽约市多达1/3的医生都是吗啡成瘾者。

在许多方面，吗啡是一种女性药物，被推荐用于解决各种女性问题，上到痛经、癔症（癔症在当时是一个笼统的术语，用于描述女性出现的几乎所有心理问题），下到抑郁症（按照当时的说法，也叫忧郁症）。令人惊讶的是，整个19世纪，美国使用阿片酊和吗啡的人大部分为女性。酒精和烟草被认为是男性的毒品；对女性来说，阿片制剂成为逃离严重束缚生活的社会规范和礼节标准的途径。许多女性服用阿片酊或注射吗啡都是由医生治病推荐开始的，后来上瘾，沉迷于这种安静、私密、易于隐藏的习惯，这在许多专业人士家庭属于公开的秘密。对当时上流社会许多体弱多病者而言，吗啡取代了阿片酊，那些逐渐老去的未婚女子和患有痛风的老太太，常常嚷嚷着身体太过疲劳或者“心里烦躁”，躲回自己的房间，用注射器注射吗啡，寻求慰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提到，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南方，成瘾者一般都是富贵人家的白人女性，而且都是因医转瘾”。一战前夕，给分娩妇女使用吗啡的做法曾经风行一时，医生称之为“半麻醉式无痛分娩”（Twilight Sleep）。医生给产妇注射混合了吗啡和抗动晕药的药物，并向她们许诺无痛分娩。后来的事实证明，此疗法的止痛功效还不及其抹去疼痛记忆的作用。一些妇女在半麻醉式无痛分娩的过程中疼得歇斯底里地喊叫，以至于不得不将她们搬进隔音室。但当转醒之时，她们怀抱婴儿，对医生千恩万谢，早已忘记了疼痛的经历。在大城市里，半麻醉式无痛分娩协会纷纷出现。

药物治疗通常是吗啡成瘾的开始，但药物的作用十分有限，很难帮助患者戒除吗啡。19世纪、20世纪之交，医生越来越担心吗啡中毒，他们温柔地鼓励患者逐渐降低注射吗啡的剂量。除此之外，他们无能为力。

成瘾这一概念，无论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都没有被深入理解，成瘾机制无人知晓，治愈方法也往往由患者自己决定。大多数成瘾者都是有钱人，如果想要戒瘾，他们可以花钱去私人治疗中心或者疗养院住一段时间。在大城市里，私人治疗中心和疗养院遍地开花，如今的戒毒中心便发端于此。在治疗中心和疗养院，富人可以暂时摆脱药瘾，但这对阻止他们重蹈覆辙几无任何作用。

对制药商而言，吗啡和吗啡疗法都是赚钱的途径。药物销售和制药业完全开放，几乎不受任何法律监管。几乎任何人都可以买到一种包治百病（包括慢性吗啡中毒）的非处方药。这些疗法中，许多都是温和的药草混以大量酒精形成的混合物，毫无用处；其他疗法则本身就含有阿片或者吗啡，不但不能治病，反而会起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吗啡面前，阿片的老问题就显得有些过时了。回到浪漫主义时期，服用阿片酊的人通常在一开始每天服用大约1液盎司（对大多数制剂而言，大约相当于半小杯），这一用量所含阿片大约相当于一粒吗啡。阿片酊重度成瘾者每天可能最多喝下五六液盎司阿片酊——大约相当于6粒吗啡。相比之下，19世纪80年代，一个吗啡成瘾已久的人使用注射器每天可注射多达40粒吗啡。

对刚开始注射吗啡的人而言，这种剂量可能致死。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吗啡可以致死，属于一种治疗窗口非常狭窄的药物——吗啡的有效剂量范围很小。用量太小，患者仍然无法忍受疼痛；用量太大，患者就会停止呼吸。因为缓解疼痛所需的剂量非常接近致死剂量，因此很容易出现过量用药。在1900年之前的几年里，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吗啡注射者身上。

到19世纪后期，据估计，在女性中，吗啡是最流行的自杀手段；在男性中，这一自杀手段的普遍程度仅次于枪支。几十年里，使用吗啡也是一种流行的杀人手段，因为给受害者过量服用吗啡，既简单又便宜，而且几乎检测不到（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一种用于检测血液和尿液中吗啡含量的优质检测方法才问世）。到1860年，有人怀疑，在美国所有投毒事件中，阿片和吗啡投毒事件占1/3。

此类涉及吗啡的悲剧常见报端：19世纪90年代，备受尊敬的维也纳教授、妇女疾病专家埃伯哈德·萨克（Eberhard Sacher）十几岁的女儿未婚先孕。女孩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堕胎，痛苦不堪。于是萨克便给她注射吗啡，而她因此成瘾，萨克自责不已。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结局同样令人心酸。1891年，面对丑闻、女儿的痛苦和自己的绝望，萨克走向他的医疗用品，拿出了一根针。几个小时后，他和女儿双双死于吗啡过量。或许她的死只是一场意外，也或许这是一起策划好的先谋杀再自杀的案件，现在人们无从得知。消息传出，震惊了维也纳，在哈布斯堡王朝，该消息激起了要求管制吗啡的呼声，但官方从未采取过任何措施。能做的似乎微乎其微。

然而，进入20世纪后，政府已经无法继续坐视不管。太多人自杀，太多事故发生，太多人被杀，太多人因为用药成瘾失去了生命。必须要做些什么了。必须出现一些东西（要么是一种新药，要么是实验室创造的新奇迹）来消除所有损害。于是，科学家们全身心地投入，寻找一种更温和的药物，这种药物不但要仍然能够缓解疼痛，还要能避免成瘾和致死的危害。从此便开启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科学探索，寻找更安全、成瘾危害更小的阿片制剂。

另一种便是法律措施。政府官员突然意识到，阿片制剂到了非控不可的地步。结果便是铺天盖地的监管措施和打击毒品行动；毒品和吸毒人员被当作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并且贩毒和吸毒都被量刑定罪。在100年里，政府不断采取行动，尝试解决毒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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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在这么多同时影响了医学和制药历史的药物中选出一种，那肯定是阿片。这并非仅仅因为阿片的威力与其深厚的历史渊源，而是因为阿片比其他任何药物都更生动、更直接地说明了药物的两面性：一方面，药物可以带来极大的好处；另一方面，药物能导致严重的危害。

我们不可能只得其好处，而避其坏处。每项科学发现都是一把双刃剑，有好处，就必然有坏处，在生理与心理上皆是如此。人类通常会直奔好处而去，而将危害留待将来处理。阿片，这种上帝自己的药物，以及罂粟这种快乐植物，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