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讲到“攻关期”和“跨越关口”等时间概念。城市化作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源泉之一，是顺利度过“攻关期”和迈过“跨越关口”的关键力量，因此有关城市化的政策导向无比重要。本辑《比较》以城市化为主题，给读者提供国内外学者从城市权利、城市治理、城市规划、贫民窟改造、流动人口和城中村等角度展开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各种人为的制度约束，进城的1.3亿多农民工，尤其是进入大城市的农民工，始终无法在城市真正落脚，享受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中国的城市化并未变成“人”的城市化。从短期看，虽然可能避免了在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社会治安差等城市治理问题，但从长期发展来看，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将更为严重，会影响到发展转型的道路。学者对此做出的研究分析可谓汗牛充栋，比如关于农民工无法留城导致的消费不振，留守儿童的持续贫困和人力资本投资的误配和失败，农民工权益保护，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乃至社会公平正义的丧失，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聚焦政策制定，关注政策实施的结果。

开篇蔡昉的文章为探讨增长动力转换提供了所需的思路。他认为，虽然人口红利消失，工资上涨，成本提高，边际资本报酬进而投资回报下降，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早已越来越捉襟见肘，难以为继。然而，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模式，就需寻找新的源泉。在蔡昉看来，中国的劳动人口绝对值依然巨大，是不应忽视的源泉，城市化过程中有效率的政策，万万不能行错了方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劳动生产率提高，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相应地，政策如何对待农民工，是友好型的还是排斥性的，归根结底决定劳动力流动是从农村到城市正向的，还是从城市到农村反向的。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看作一个改进生产率的过程，这一“库兹涅茨过程”是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再配置过程。如果劳动力流动逆转为反向的，即形成逆库兹涅茨过程，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转换增长动力的任务就会落空。很显然，无论是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需要，还是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驱动的要求出发，我们都不应该听任农民工返乡情况持续发生，而要营造制定外来劳动力友好型的政策环境，增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正义，这才是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需要。

刘守英和曹亚鹏的文章结合近期大城市针对进城农民的专项治理行动，讨论中国农民的城市权利问题。他们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关闭城门与绑民于土，1978年后至80年代末的城门未开与乡土筑城，以及90年代以来的撞城入城与城市过客——揭示了这一关系背后根本性的历史和制度根源。他们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乡村的关系、农民与城市的联结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在这一阶段，农民的城市权利是关系中国转型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权利安排，能否妥善解决好农民的入城平权问题，关系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改变将农民工视为城市“过客”的政策惯性，推动城市权利向农民开放，以包容、公平推动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社会。

“前沿”栏目是两篇关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文章。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尔丹等人的《反思金融稳定》一文旨在反思金融稳定及其实现政策。文章依据新的研究和证据，围绕危机后的监管改革措施及其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和银行风险市场指标的影响，对某些重要的议题展开了细致全面的讨论，其中包括：监管标准的校准，强化监管的成本收益权衡；金融监管的整体系统，以及监管空白与重叠、简化与复杂、自由裁量与严守规则的平衡；改革对金融体系中激励的影响，尤其是规避监管的激励；宏观审慎监管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方面的角色变化等。美国巴德学院克莱格尔教授的文章《明斯基和动态宏观审慎监管》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推出的监管改革没有充分考虑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导致当前的金融监管路径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作者阐释了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和明斯基的监管建议。他认为，相比于当前的金融监管路径，明斯基提出的金融监管路径有两大特征：一是为监管建议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有必要结合经济形势、金融机构的持续变化以及可能的货币政策措施，评估监管效果。这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城市化专题”栏目为读者提供了六篇与城市化相关的文章。著名经济地理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迈克尔·斯托珀尔的文章《大都市治理》为我们理解城市治理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文章认为，大都市治理问题有两个主要方面和根源：一是城市土地关系，这导致了强大的相互依赖和城市属性在治理辖区内的捆绑；二是政治地理分割，它导致了与偏好或效率不一定对应的委托代理碎片化现象，也就是说，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或时期，我们既没有办法为满足不同需求或解决不同难题，将每个治理问题和公共品问题分解成与其地理范围相一致，而且具有恰到好处的层级，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形成完美的组合；也没有办法让这些不同需求与地理范围和选区相互匹配。因此，大都市治理的碎片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为什么城市治理的改善通常会采取随意修补的方式，而且从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来看，无论就效率、满意度还是公正而言，城市治理也不存在最优解决方案。但是，作者基于阿玛蒂亚·森的社会选择理论，认为即便城市治理修补式的完善也可以服务于社会选择过程，为此，他就改善城市治理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同时，他也在文末特意引用阿玛蒂亚·森的话，提醒我们，在改善社会选择程序追求正义的过程中，完美才是善的敌人。

研究城市社会学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的《开放城市》一文简要介绍了封闭城市与开放城市之间的重大区别。封闭城市意味着过度确定化、均衡、统合和线性。开放城市意味着不定型、反常规、矛盾和非线性。封闭城市充满了“边界”和“墙”，开放城市拥有更多的“边境”和“膜”。封闭城市能够自上而下地设计和运行，是属于管理者的城市。开放城市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空间，属于民众。因此，为了合理地规划现代城市，必须挑战关于城市生活的一些不假思索地接受的假设和一些推崇封闭性的假设；必须拥抱关于城市生活的一些不那么中规中矩而是更加别出心裁的理念，一些能激发视觉与社会差异、创造开放性的理念。他提出了合理规划开放城市的三种方式：在城市的不同部分之间建立模糊的边缘；设计非定型建筑；为不确定的发展叙事做出规划。

伦敦国王学院爱德西奥·费尔南德斯教授的文章讨论了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对城市政治所做的贡献和他率先提出的“城市权利”概念，分析了法律秩序在决定巴西城市发展的排他性模式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重新定义的法律秩序在城市改革、社会—空间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着重说明了巴西如何通过2001年的《城市法令》构建城市权利，以此来统领巴西的城市开发与管理。城市权利包括两项基本内容：居住权，即所有城市居民充分参与城市生活的权利，享受其城市的各种服务和优势；参与权，即直接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

伊利诺伊大学张玥副教授的文章，通过实地走访、案例研究、历史比较分析和过程追踪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孟买贫民窟的生长、持续和治理进行了研究。从文中可以看到，孟买贫民窟的形成是租金管制和土地开发政策的一个非有意而为之的结果。由于发挥着提供低成本住房、产生经济机会和获取选票等多种功能，使其存在有着很高的可信度，因而得以长盛不衰。面对贫民窟带来的各种问题，印度政府也采取了诸多改造措施，从过去限制性的政府管制和拆除转向了现在宽容、升级改造和通过市场驱动的做法，但是由于现行改造方案没有考虑贫民窟存在的可信度，所以面临许多困难，导致象征性的正规化。作者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面临着许多更大的问题，如创造就业机会、收入平等以及获得教育和福利的机会等，单从住房政策的角度难以解决，必须将之纳入更大的城市政策议程。

清华大学田莉教授和同济大学姚之浩博士的文章主要考察城市外来人口的居住权以及相应的住房问题，尤其是城中村改造问题。他们指出，在城市公共住房体系缺位且排斥外来人口的情况下，城中村可以为流动人口提供成本低廉、便于就业的栖居空间。而国际经验表明，对城中村实施推土机式和“贵族式”的改造，将原住民安置到新的住区，难以满足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需求，相反，将城中村合法化、改造升级非正规社区，更有利于解决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两位作者根据国内部分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案例，提出了将城中村改造成公共住房的建议，并给出了相应的规划策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卓贤等人的文章《从城镇化到都市圈化》，利用街道人口和地理信息数据，比较了北京、上海、东京和纽约内部的人口空间结构。他们的研究发现，北京和上海人口分布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的时空失衡特征，即中心城区拥挤效应较高，居间和外围区域集聚效应不足，昼夜人口差异大，在整体人口密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产生较为严重的城市病。基于一个“公共资源隐性补贴”的土地竞租框架，他们认为土地、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是超大城市功能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新型城镇化应从单中心城市化转向多中心都市圈化，关键要以公共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来引导产业和人口疏解，通过公共服务网、轨道交通网和信息通信网将地理邻近的大中小城市（镇）整合为高效的城市网络，以“大城”辐射“小市”，以“小市”疏解“大城”。

银监会审慎监管部王胜邦的文章，主要讨论美国当前的银行业改革。文章梳理并解读了银行业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重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解决内在结构性缺陷；重新校准审慎监管标准，更加符合不同银行的实际；增强银行信贷的可获得性，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市场流动性，促进金融市场繁荣；降低中小银行监管成本，促进社区发展；引领国际银行监管改革，维护美国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作者也指出，美国银行业改革方案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争议，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监管约束与经济增长、监管制度的复杂性与有效性、经济考量和政治因素。

在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匈牙利的雅诺什·科尔奈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国外经济学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的《短缺经济学》一书洛阳纸贵，风靡一时，他提出来的软预算约束、父爱主义、投资饥渴症等概念曾是中国经济学者最爱引用的分析工具。2018年2月21—22日，值科尔奈90岁生日之际，国际经济学界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一场“科尔奈为什么重要”的研讨会。科尔奈的中国学生许成钢、钱颖一、王一江、白重恩、李稻葵，以及《比较》编辑室都将赴匈参会。借此之际，我们在“改革回忆”栏目特邀《短缺经济学》译者之一的戴国庆老师，回忆了《短缺经济学》翻译出版过程，以及当时国内各界对此书的反应。也谨以此拉开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序幕。

“新书架”栏目是孙国峰为《比较》编辑室刚刚出版的新书《欧元的思想之争》所写的书评。文章从欧元的源起、危机和前景，货币创造和金融风险的来源、内外部平衡与治理体系设计三个方面，对书中的内容展开评论，由此也使作者深入思考内部平衡中的规则与自由裁量权的协调，外部平衡中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以及治理架构中财政体制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