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江户时代，也就是德川家两个半世纪（1603—1868）的统治期内，日本存在着数百个被称为藩的封建领地，它们都听命于德川将军。将军是德川家的首脑，他的军事政权被称为德川幕府、江户幕府，或简称幕府。每个藩由一位封建领主（大名，或称藩主）统治。各藩的地位大不相同，地位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稻米产量以及藩主和德川家的关系。稻米产量以石计算。德川家的石高（米谷的收获量，用来表示大名的势力）大约占日本总石高的1/4 ，各藩主支配着其余3/4中的绝大部分，还有很小一部分属于天皇和公卿。

据胜海舟所述，到了第十五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统治时，幕府收入约为400万石。幕府之下，只有16个藩的石高超过30万。排在第一位的是石高超过百万的金泽藩（亦称加贺藩），萨摩藩紧随其后，再往后由高到低分别是仙台藩、尾张藩、纪州藩、熊本藩、福冈藩、广岛藩、长州藩、佐贺藩、水户藩、彦根藩、鸟取藩、津藩、福井藩和冈山藩。这些雄藩中的大多数都在明治维新，即现代日本诞生前夕复兴皇权、恢复天皇地位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德川统治期间，藩（及藩主）的数量变动不大，从未低于250个。各藩主的武士家臣负责处理各藩政务。作为回报，他们可以领取以石为单位的俸禄。农民要种植水稻、生产大米，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仅次于武士。在农民之下的是工匠，地位最底的是商人。

1600年，德川家的家督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击败了自己的敌人，成为实力最强的大名。1603年，家康被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在江户建立幕府。1590年，当家康第一次来到江户时，江户还只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庄；1661年，江户人口约30万；1721年，其人口达到130万左右，包括50万名武士。而当时伦敦的人口还不到70万，巴黎人口不足50万。根据海舟的说法，截至1868年幕府统治结束时，江户人口不少于一百六七十万。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驻日公使馆先后担任翻译和外交官的萨道义这样描述江户：

［江户是］远东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虽然它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共建筑，但它位于海边，城中散落着许多供大名游乐的精美庭园，城下是宽阔的护城河，城四周环绕着石墙，城内的街道两旁，成行的松树投下浓浓的绿意，田园风光无处不在，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这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江户占地面积广阔，主要是因为城中巨大的天守和许许多多达官显贵［大名］的宅邸，它们被用碎石铺成的宽阔街道连接。

立于日本社会顶点的是天皇。但是，诚如海舟所言，朝廷自12世纪以后就再也没有掌握过实权。在家康及其子孙统治日本的两个半世纪中，天皇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居住在京都御所。家康将尾张、纪伊和水户三个大藩赐给他最喜欢的三个儿子，这三家通常被称为御三家（即德川家的三个分家），地位高于其他藩。御三家之下是御三卿，这三个藩由第八代、第九代将军的儿子们创立。御三卿包括一桥家、田安家和清水家，其家督和其他大名不同，没有独立的居城，而是住在江户，封地也由幕府代为管理。家康曾明确规定，如果未来的将军未能诞下子嗣，他的继承人将会从御三家中选出，不过后来御三卿也可以提供将军继承人。

御三家和御三卿之下是二十个御家门（也称家门），他们是德川将军家的分家。御家门之下是谱代大名，他们是第一代将军的家臣，在关原之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幕府中最重要的职位通常由谱代大名担任。而在关原之战中被家康打败或者至少没有帮助家康的大名的后代，则成了外样大名，他们在德川家统治的265年间一直臣服于幕府。土佐的山内家、萨摩的岛津家、长州的毛利家是实力最强的外样大名。他们的许多武士家臣将在接下来的尊王倒幕革命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庆应二年（1866年），日本共有266位大名，包括145名谱代大名、98名外样大名，以及23名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亲藩大名。

德川家的统治

除了这个高度结构化的等级制度，幕府还通过一套行政系统控制着日本的每一个人，包括天皇、京都的公卿、全日本诸藩大名及其武士家臣。

确立于1635年的参勤交代制度对控制大名尤其有效。根据这个制度，所有封建领主每隔一年必须在江户居住一年。由于大名们都被迫在将军的都城度过一生中的一半时间，他们自然不得不在江户保留自己的藩邸。领主不在江户时，他的妻子和继承人就必须待在江户的藩邸（实际相当于人质），幕府利用他们确保各藩不会叛变。不仅如此，参勤交代制度还极大地加重了大名们的经济负担（因为他们要花费大量资金维护藩邸，还要经常往返于本藩和江户之间），从而使幕府的统治更加巩固。某些实力强劲的外样大名的经济负担尤其沉重，因为他们的领地通常远离江户。例如，萨摩藩主的领地位于九州最南端，他从藩厅（藩首府）鹿儿岛出发，沿陆路跋涉1000多千米才能到达江户。

除此之外，幕府为确保自身的权力还颁布了三条法律：大船建造禁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锁国令、禁教令（禁止基督教传播）。三者互相加强。禁止建造远洋船只不仅是为了阻止日本人赴海外旅行，也是为了防止潜在的叛乱者从海外输入大批武器和部队以挑战幕府的权威。通过在17世纪30年代颁布的一系列锁国令，幕府有效阻止了外国人进入日本，而胆敢离开日本者将被处以死刑。

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控制对外贸易、阻止基督教传播。基督教因为被幕府视为对自身绝对统治的威胁，于1615年遭到禁止。严厉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在元治元年（1864年）长州征讨之前，日本在幕府的统治下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的和平。

幕府的最高统治者是将军。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如他无法统治或者能力不足时），大老（相当于摄政）可以代其统治。将军之下是作为其顾问的老中，通常有四五人，从谱代大名中选出。他们负责处理幕府内部所有政务，包括与公家及其他谱代大名相关的事务。老中之下是若年寄，通常有三到五人，他们的职责是管理旗本武士（将军的武士家臣）。老中直接控制着四五名大目付，他们负责监视大名，同时监督幕府各项事务。听命于老中和若年寄的还有十名目付，他们是若年寄的耳目，负责监视旗本武士的一举一动。

处在幕府官僚体系下一级的是管理都市或处理专门事务的奉行。例如，远国奉行负责处理德川家直接统治的江户、京都、长崎和通商条约签订后开港的下田、横滨、函馆等地的政务。管理财政、法律和宗教事务的同样是奉行。签订通商条约之后，幕府又设立了新的奉行，包括外国奉行、学问所奉行、军舰奉行以及后来的陆军奉行和海军奉行等。一个奉行职位的定员通常不少于两人，在任者轮流履行职责。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其中某一个人的权力过大。

统治阶层的革命

明治维新和历史上许多重要革命的区别在于，它是由作为统治阶层的武士发起的。德川幕府治下武士的历史十分有趣。德川家康取得政权后，意识到自己虽然能够“马背上取天下”，但是不能“马背上治天下”。接下来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期里，负责处理政务的武士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收入），而那些致力于习武的人俸禄较低。

在江户文化的鼎盛期和19世纪上半叶的衰退期，许多武士或浪荡于久负盛名的烟花之地，或流连于华丽的歌舞伎剧院。有些人醉心舞蹈和音乐，忽视了剑术和其他武艺的训练。海舟写道，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和平之后：

［旗本武士］安心享用自己的俸禄，以自己的身份为傲；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了一席之地后，他们在奢华的宅邸过着轻松的生活，久而久之便丧失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变得自负、软弱，最终成了无用之徒。

不过，在工业化迅猛发展、技术快速革新的欧洲和美国面前（四处横冲直撞的蒸汽船便是明证），幕府的锁国政策难以为继，日本的和平时代行将结束。到了1818年，大英帝国已经征服了印度的大片土地。1842年，根据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清朝被迫开放五口通商。1844年，清朝又和美法两国签订了类似条约。

这些发生在邻国的事件使受过教育的武士阶层察觉了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企图。1853年，当佩里的战舰闯入江户湾时，西方的野心暴露无遗。日本自此步入近代。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灾难期，社会剧变导致德川幕府倒台，武士的生活方式最终成为历史。

佩里来航后，日本大致存在两派思潮，如果用他们各自的口号加以概括，分别是开国派和尊王攘夷派。主张开国的主要是幕府及其支持者。他们认为，在国家拥有现代化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之前，攘夷只是空谈。因此他们主张日本必须与外国通商，引进外国的技术和思想。

主张尊王攘夷的主要是日本各地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的思想基础是国学和理学，也就是德川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学是由中世的禅宗僧人从中国引入日本的一种思想，主张“君臣有义”，认为社会的和谐应当通过仁慈的君主和服从的臣属之间公正、互惠的关系来维持。

受理学思想支配的日本社会被严格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人都要按照规定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农民的义务是在田间挥洒汗水、生产大米以供养作为统治者的武士阶层，大名和武士控制着自己的家臣，而幕府又控制着大名，这样理学就成了德川幕府统治全国的根本理念。既然每个个体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尽其职，阶层间的流动自然十分罕见。

尊王攘夷派为了使日本生存下去，提出了一种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治观点。他们认为，日本由于内部存在着数百个封建藩国，因此无力应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于是，他们主张，为了日本的存续，各藩必须统一在一位仁慈的君主——天皇之下。天皇是日本的合法统治者，但到那时为止，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他从未作为政治实体存在过。德川幕府违背天皇的意愿向“蛮夷”打开国门后，尊王攘夷派利用天皇强大的宗教象征力量（和“尊王攘夷”的口号）赢得了大部分人，即包括武士、市民和农民在内的天皇的子民的支持。尊王攘夷派因此拒绝承认德川幕府是日本的合法政府，他们认为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应该是居于京都的“天子”，他是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后裔。根据日本古老的史书记载，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即位。

就在尊王攘夷派在京都的天皇周围聚集起来的同时，一群激烈反对幕府开国的公卿控制了朝廷。革命的领导层是来自萨摩、长州和土佐的下级武士。但是，这场革命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天皇和幕府支持者之间的斗争。大多数佐幕派武士同样尊崇天皇，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幕府的坚定支持者。当然，绝大多数尊王攘夷派决意消灭幕府，而幕府的支持者则认为，政权必须掌握在经过长期考验的江户幕府手中。在他们看来，将政权交还给不擅治理的朝廷势必威胁日本的主权，而这样的想法在公卿贵族中间极为普遍，甚至连天皇本人也赞同。与此同时，反德川阵营的武士利用尊王的大义名分占据了道德高地，并成功说服了最强大的二三十个藩起身反抗幕府。这场不可避免的、危险的决战将把现代文明带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