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祖国(译文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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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幼年时代

1910年10月15日我出生于东京,是得到当时离地球最近的哈雷彗星祝福的数百万婴儿中的一个。按照日本年号,这一年是明治四十三年,明治天皇是现代日本的第一个帝王。

1905年我的父母作为传教士来到日本,当时正好是收拾日俄战争残局的《日俄和约》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签订之后。庞大的军费开支已使日本不堪重负,濒于崩溃,但对此一无所知的日本国民还在为赢得了战争却不能得到赔偿而愤愤不平。他们也对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心怀抱怨,日本是出于其对日本的友好而接受调停的。同怨恨日本政府一样,他们也怨恨美国政府。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反美舆论高涨时期,居住在日本的美国人从未感到过任何威胁。

我的父母当时居住的是明治学院校园内的传教士住宅,位于东京芝区(现为港区)。明治学院是日本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私立学校之一,创办于1863年即明治维新之前,由美北长老会的两家传教组织共同管理,美北长老会是类似于荷兰加尔文教派的美国归正宗教派,我的父母都隶属于长老会。校园内的传教士住宅共有五幢,其中三幢在校内一角,中间的那幢是典型的明治时期的西方风格建筑,朝向很好,但显得有些破旧,我就出生在那幢房子里。当时日本的住宅无中央供暖设施,冬天冷得冻人,我们穿着厚厚的内衣,再套上好几件毛衣,靠着烧煤的火炉边取暖。与每日都泡澡暖身的日本人不同,我们家还是保持周六晚上入浴这种美国的生活方式。每周六的入浴是非常舒适的,日本式的木制浴桶很深,使用内置的木炭炉加热。不过,万一美国来的客人不了解情况,拔去浴桶的塞子,待水流出,木炭火就可能会引起火灾。

在我的孩提时代,明治学院的校园是非常美丽的。外国人的住宅与日本校长居住的日式住宅周围都有美丽的庭院,宽阔的校园树木环抱,满眼绿茵。在小孩子的眼里,如同置身于森林一般。今天的明治学院大学没有留下任何当年的陈影旧迹。古朴、美丽的校舍已被工厂似的高层建筑所取代,平均一百个学生才有一棵树。时光荏苒,物换星移,一切皆已面目全非,为了保留这些记忆深处的美好景象,我再也不想故地重游。

我在家里的男孩中排行老二。哥哥大我三岁半,他有一个男子汉的名字,罗伯特·卡尔,而我叫埃德温。我很讨厌这个有些娘娘腔的名字,所以常常自称埃迪或埃德。我的中间名字O是母亲的姓奥尔德法特(Oldfather)的第一个字母,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但在一个少年看来,却成了难堪、说不出口的名字。

1914年秋天,妹妹费丽希亚出生。不幸的是,妹妹出生就双耳失聪,因为母亲在怀孕期间患了风疹,当时还不知道其中的因果关系。费丽希亚从小就在美国聋哑学校上学,在家里,我的年纪与她相差最小,我们的关系很好,两人之间也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容易沟通。

在谈到我的家庭时,两个长年在我们家中的女佣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女佣在日语里写作“女中”。在今天,这个称谓已成蔑称,现在称作家政服务。在我们家,女佣的地位是和我们平等的,我们称呼她们“春姐”“菊姐”,这种称呼即使在当时也带有几分古风。她们两人都是基督教徒家庭的女孩,前者与我现在的妻子同名。不久,菊姐结婚了,接替她来我家的是她的姐姐清姐。我不知她们的姓氏,在担任大使赴日之后不久,有家报纸寻找到了寡居的菊姐,带她来访大使馆并在媒体上作了报道。四十年的风霜岁月,各自经历迥异,此次相见,彼此形同陌路,令人唏嘘不已。

清姐是个聪明机灵的姑娘,我的父母在美国平等精神的驱使下把她送进女子学校学习。当时能把女孩送入女子学校学习的日本家庭都是上流或中流阶层。在阶层意识还很强烈的社会里,清姐在学校里受到同学的欺侮,被另眼相待,吃了不少苦,后来精神完全崩溃。这种事在当今平等的日本社会是匪夷所思的。

在我的幼年时期,春姐和菊姐对我的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英语摇篮曲的印象,我能清晰记起的就是她们唱给我听的那首摇篮曲,开头的一句是“睡吧,小宝宝”。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绑在她们身上在厨房里度过的,似乎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双语生活。对于一个幼小的孩子来说,说日语就如说英语一样是很自然的,尽管我所说的只能算是厨房日语。不过每次随父母回美国休假,这点厨房日语就会忘掉大部分,在入学前,我掌握的日语依然是儿时记住的那点东西。

从女佣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日语,桃太郎的故事,即一个从桃子里出生的男孩带着他信赖的猴子、狗以及野鸡去征服魔鬼的故事,如同《小红帽》一样熟悉。还有浦岛太郎(1)以及其他的故事,浦岛太郎探访海龙王宫的故事相当于日本版的《李伯大梦》。在早期只点煤气灯的时代,在我们家昏暗房间的一角,住着的不是西方的哥布林,而是日本的妖怪。哥哥和我常常骑在木马上模仿美国牛仔和印第安人,但日本的游戏也完全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女佣们以她们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这种影响是很难说清楚的。见到一个人,不是考虑对此人的印象如何,而是会先想到对方对自己的印象如何。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方式也许就源自她们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正是从春姐那里我接触到了武士的价值观。春姐是土佐藩的一个武士的女儿。土佐藩在明治维新以及后来19世纪在民主改革基础上兴起的民众运动中涌现出很多领袖人物,发挥了巨大作用。她的家庭同大多数武士家庭一样,没有赶上从封建主义向明治时代更为平等的制度转变的时期。春姐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像我一样只认识假名,她是迫不得已才当了女佣。但她们都保留着武士的豪爽、诚实、忠诚和坚强的意志。春姐似乎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往往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都会表现出她的艺术天赋和才能。烤制一只馅饼,她也会在馅饼上配上一朵用饼馅做成的美丽小花,至于厨艺就更不用说了。春姐以专业水平把厨房打理得井井有条。我很庆幸,在我身旁有这样一位意志与勇气丝毫不逊于我母亲的女性,对于她的奉献我始终心存感激。

女佣在我生活中的存在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这一时期,我几乎没有与年龄相仿的日本孩子接触过。在当时的日本,西方人的存在要远比现在引人注目。日本人似乎把我们所有人都看成红毛碧眼的外星人。红毛的意思就是同动物类似,至于碧眼,至今还有一句话叫“蓝眼睛看日本”,这是一句用于表现西方人看日本的常用语。今天在东京,西方人漫步街头,没有谁会回头张望,而在我的幼年时代,就连大人们都会瞪着大眼盯住我们看个不够。淘气的男孩还会跟随在后面边走边叫,“外国人、猫人”。我问过日本人,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大概在孩子们看来,西方人用英语说话就如同猫叫似的。很多日本孩子还对着我们叫“Good Bye”来嘲弄,但这种嘲弄在战后变成了“Hello”。我想这种变化是带有心理上的深层意义的。

在阶层意识还相当浓厚的时期,父母是不让我同周围的日本孩童一起玩耍的,而父母的日本同事的孩子都离得很远,散住在东京各处,我所能接触的年龄相仿的日本孩子只能是一些去英语学校学习英语会话的孩子。有一个是我们在轻井泽一起打过网球的上流阶层的孩子,还有一个曾跟我学了一阵子英语会话。当时我教英语会话时才十二岁,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外语教师。对会话中谈什么内容,我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有时朝整个房间扫视一下,看到屋角有一个很大的玻璃盒,里面放置了一只鹤的剥制标本,于是就会说到鹤的颜色。毋庸赘言,这样的授课不会建立起友情,本身也无法持续长久。

因为没有年龄相仿的日本孩子,我只能与同为传教士的孩子一起玩。我的父母来日时,日本开国后的第一次传教高潮已经消退,第二次传教热则刚刚开始,所以家里有年龄合适的孩子当作玩耍伙伴的传教士还很少。明治学院只有一个孩子,就是比我年长的吉米·兰迪斯。吉米的父亲是个头脑敏捷、性格有些怪异的学者,他在德国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同一位温柔、贤惠的女性结了婚。吉米有点像他的父亲,是个聪明但鲁莽的孩子。我的哥哥有次被他抓住双脚,倒吊在井中,哥哥又哭又叫。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两家的争吵。吉米还同日本孩子吵架,互扔石子,惹出不少麻烦。吉米长大成人后,才华和性格上的缺陷愈加发展,在历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之后,因逃税遭到起诉。后来吉米跌入自家泳池溺亡,很可能是自杀。

不知是不是因为吉米的关系,虽然我作了很多努力,但邻居的日本小孩都不同我一起玩,我交往的人只有哥哥。很多场合,除了我们兄弟俩以外,周围没有西方人的孩子,哥哥是我童年时期最重要的伙伴。当然,他年龄比我大,利用这一点,他常常对我态度很凶。哥哥是长子,长得英俊,性格又讨人喜爱,在他面前,我是相形见绌的。女佣们都叫他“少爷”,而为我还发明了一个称呼,叫“小少爷”。我们常常就两个人玩,一起度过漫长的周末。那时我们想出了一种复杂的打仗游戏。游戏时,我们占用了二楼的全部房间,感觉似乎是动员好几千人的士兵,打了整整一天的仗。战斗摹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军队的行动类似18世纪或中世纪的攻城,我们的将军是一个铜制小象和瓦格纳的胸像,各自有分明的个性和声望。最后战争无法分出胜负时,总是以扔骰子决定。

除了哥哥之外,我偶尔也会结识一些朋友,但在日本度过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很孤独的,我把这漫长的孤独时光都花在了读书上。在我们家的书架上有一套英国出版的《少年阅读丛书》,我记不清这套书是谁送的,书目是按照适于阅读年龄分开来的,内容大多为英国的学校生活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部战线的故事,也夹杂有美国西部及澳大利亚的冒险、布尔战争(2)的故事、印度东北部国境的殖民战争。一旦读厌了,我就看看《国家地理杂志》。但我的读书欲并不仅止于此。在我父母的藏书中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每一部作品都是一册红色皮面的小书,我在十三岁那年,就把这套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不过现在我怎么也想不起从那些书里获得了什么。

“小少爷”(站立者)与家人们、春姐(左)、菊姐(中)、清姐(右)

奥伯林大学入学时留影

坐在人力车上的幼年赖肖尔,拉车者是哥哥罗伯特和小伙伴们

与父亲、哥哥在明治学院里,后站立者为日本学生


(1)浦岛太郎的传说流传在日本各地,丹后国(今京都府北部)的渔民浦岛太郎某日钓得一只乌龟后将其放生。翌日在海边遇到一只载着美女的小船,美女请求浦岛太郎送其回家,到了一看,竟然是龙宫。浦岛太郎与美女结为夫妇,在美轮美奂的龙宫居住了三年。后浦岛太郎思乡心切,请求还乡。临别之际,美女告诉浦岛太郎自己就是他放生的那只乌龟,同时还送给他一个盒子作为纪念品,嘱其千万不要打开。浦岛太郎回到故乡,发现故乡已发生沧桑巨变,才知道世间已经过去了七百年。无意之中浦岛太郎打开了盒子,一股青烟从中冒出,浦岛太郎瞬间变成老翁。后来浦岛太郎化身为鹤,在蓬莱山与神龟相会,现身成浦岛名神。浦岛太郎的故事流传很广,成为出现在各种作品中的文学形象,并被创作成能、狂言、净琉璃等艺术形式,人们耳熟能详,家喻户晓。——译者

(2)布尔战争(Boer War),19世纪后期英国人与布尔人之间为争夺南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战争。布尔人系指居住在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