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确辨析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矛盾的性质

实际上，国共两党之间矛盾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历史作用的评价，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的认识，涉及对抗日战争性质的正确判定。宋汝香认为：蒋介石国民党的两面性决定了国共矛盾的两重性——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又有一定程度的敌我矛盾性质。所持理由如下[1]：

（一）国共之间统一的方面是主要的，对立的方面是次要的。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要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这不仅侵犯了中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侵犯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抗日就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也是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从这一角度看，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正是在这种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国共第二次合作才得以实现。国共之间在抗日的目的和抗日的路线上、在民主和民生问题上存在原则分歧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但是这种分歧和对立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居于次要地位。因此，我们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之间统一的方面是主要的，对立的方面是次要的，国共之间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

（二）蒋介石国民党的进步性一面是主要的，反动性一面是次要的。

亲英美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方面抗日，一方面又消极、妥协；一方面联共，一方面又反共。就其联共抗日的一面来说，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因而具有进步性；就其对日妥协和反共的一面来说，这是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因而具有反动性。对这些论断，史学界是没有分歧的。问题在于，在蒋介石集团的两面性中何者为主？这是判定国共矛盾性质的关键。

我们认为，在蒋介石国民党的两面性中，进步性一面是主要的，反动性一面是次要的。这是因为：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是用于抗日的，而不是用于“剿共”内战。在武汉失守、日本停止了战略进攻后，由于日本的诱降、英美的劝降，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倾向的确是大大增长了，它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能否说从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蒋介石国民党就把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反人民了呢？可否说反动的一面就成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方面了呢？不能。因为虽然国民党在其五届五中全会后抗日是消极了，但它并未投降；虽然它积极反共，但并未全面“剿共”，它的主要军事力量仍然用于抗日。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与日军进行了18次大的会战，抵抗了敌人的进攻，牵制了40%左右的侵华日军，保卫了我国的广大领土，基本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战线和敌我相持的态势，对敌后战场也是有力的支持。在1944年以后的作战中，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失败，但它仍然坚持了抗战，没有投降。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共毙伤日军80多万人，每年平均抗击40%左右的侵华日军，保卫了五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2亿人口。第二，对国民党的反共也应作恰如其分的估计。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不久颁布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规定：为实现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要取消共产党的“特殊化之行为与组织”（即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打击共党破坏抗日”的行为（即共产党坚持抗日、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行为），在此基础上“领导共党参加抗日”；在策略上，“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用民众力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从上述内容看，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既联共又反共。其反共的主要内容和手段是对共产党实行限制、溶化和防范，还不是要分裂国共合作，更不是要发动全面“剿共”内战。这正如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的：“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日的因素。”[2]正是在既联共又限共、防共、溶共、反共这样一打一拉的方针指导下，蒋介石国民党一方面加紧了反共活动，调派几十万军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在敌后制造反共磨擦事件，以至于围歼新四军军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破裂国共合作，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内战，仍然以联共抗日作为其政策的重点。即使发展到皖南事变那种地步，联共仍然是国民党的主要方面，因为国共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放弃以联共抗日为主的方针，一是因为日蒋矛盾没有解决，不可能同时既抗日又剿共；二是国际的压力，不仅美国不愿意蒋发动内战、放松抗日，还有苏联援华的力量及态度。这些因素使蒋不能不慎重考虑。

判定抗日战争时期一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是人民还是敌人，要看它是否抗日。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3]既然蒋介石国民党的主要方面是联共抗日，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起了促进作用，那么它就属于人民的范畴，它同共产党的矛盾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

（三）从国共关系的某个局部看有时表现为敌我矛盾，但从国共关系的全局看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

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具有反动性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国共在某一地区的矛盾就可能激化，由根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例如：皖南事变中的国共矛盾就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了，因为就这个局部看，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如果不认识国共之间这种局部关系中的敌我矛盾，共产党就会在国民党军事进攻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不敢坚决反击，不敢消灭来犯之敌，而犯右倾错误。

当国共关系的某个局部形成敌我矛盾时，从国共关系的全局来看，双方的矛盾仍然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因为：即使在发动反共高潮时，国民党并未挑起全国规模的内战，并未把主要军事力量用于反共，还不愿意破裂国共合作，对共产党“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4]蒋介石如果发动全面“剿共”内战，将帮助日本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将使广大人民进一步摆脱蒋介石国民党的影响而拥护共产党，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是不利的，蒋介石是不会这样干的。事实也是如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因反共高潮而破裂，而是沿着曲折的道路继续保持下去。

（四）蒋介石国民党是一个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朋友，国共之间的矛盾带有一定程度的敌我矛盾性质。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及其代表的中国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朋友，但是这个朋友既不同于农民、小资产阶级（这是可靠的朋友），也不同于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动摇的朋友），它是一个对共产党怀有敌意的朋友。这是由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性的一面决定的：第一，它抗日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中华民族，而是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私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它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这决定了它必然要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对日妥协政策。第二，它在联共的同时，始终都在反共，并企图灭共。它对共产党实际上采取了欲灭先联的策略。在西安事变前，它决心以武力灭共；在西安事变后，蒋日矛盾更加尖锐，为了对付日本，它只好采取联共策略，但它联共的目的是利用共产党，并借日本之刀杀共产党。后来，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壮大了。这时，它就用限共、溶共、防共的办法来灭共，但由于共产党实行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加上有利的国际条件，蒋介石集团的灭共阴谋终未得逞，使它不得不维持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第三，它反对实行民主改革，镇压人民民主运动，实行法西斯一党专政。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关押了大批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和其他民主战士。它反对改善民生，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反动性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及人民民主力量。从这一角度看，国共关系中还有双方根本利益不一致的方面，这就决定了国共矛盾带有一定程度的敌我矛盾性质，进而又决定了国民党始终不能成为共产党及人民群众的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它与中国人民的矛盾的两重性，是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基本依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面对抗日时期极端复杂的政治局面，准确地把握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两面性，因而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纠正了只见国民党的进步性而否认其反动性的右倾机会主义，克服了只见国民党的反动性而否认其进步性的“左”倾思想，坚定、灵活地实行了正确的策略，既保持了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又同它反动的一面作了坚决斗争，保持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果，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条件。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卓越的斗争艺术。

注释：

[1]宋汝香：《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矛盾的性质》，载《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

[2]《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08页，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5页，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1页，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