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

西元六十四年的一个夜晚，东汉明帝在洛阳城的寝宫，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名身材巨大的金人，头上顶著白光，在皇宫里飞翔穿梭。

那时的人们若是晚上做了奇怪的梦，第二天都会找人来释梦或者圆梦，皇帝的梦尤其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明帝第二天早朝时，将自己的梦作为大臣们议论的主题。博学的大臣傅毅上奏说：“臣听说西方有神，名字叫佛，就像陛下梦见的那个样子。”明帝听了之后非常高兴。

为了圆梦，他派遣大臣蔡惜、秦景、王遵等十八个人一同前往西域寻找，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了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于是他们邀请两位高僧到中国，高僧们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用白马驮载著佛经返回。佛像于永平十年（西元六十七年）到达京城洛阳——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助经”。

汉明帝最终寻到了西方佛的踪影，圆了自己的梦，异常兴奋。他先安排两高僧暂时住到原本专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下令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一点五公里远的御道之北，专门修造了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载的佛经，就将僧院命名成白马寺。　　　

其实，“寺”本是中国古代官署的通称，因为这两位高僧初来中国时住在鸿胪寺，僧院也就跟著称作寺；没想到的是，这一借称后来竟成了中国僧院的泛称，而原本的官署反而不再称为寺了。

这些是关于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较早文献记载；但更早的时候，佛教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传入中国的呢？至今仍旧是一个尚无定论的历史之谜。

佛教图像的来历

据史籍记载和关于遗迹的研究，人们一直认为源于印度的佛教图像，是沿著西域的古丝绸之路，由万里流沙的亚洲大陆腹地一程又一程被骆驼驮到中原。

新疆是西域古丝绸之路必经的地方，出土了很多佛教的古文物，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一九五九年，在新疆民丰县北尼雅遗址旁边的一座墓。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在里面发现了两块白地蓝色蜡缬的棉布，其中一块的左下角上，印著一个长宽均为三十二公分的方框，内有一个半身菩萨像。在菩萨的头后面有光，其身体的后面也有背光，上身赤裸，手里拿著花束。

新疆种植棉花远远早于中原，那么这块棉布，即使不是鄯善本地所织出，也应当是西域某地制造出来的，因此上面的菩萨像表现了那一带当时的艺术风格，毋庸置疑。

与中原东汉的佛教图像相较，可知这个菩萨像具有浓厚的希腊犍陀罗风格。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还曾留下了其它不少造像的遗迹，第一，西元三世纪开凿在新疆拜城克孜尔的千佛洞。只可惜，这里的塑像已经随著岁月的流逝而湮灭一空了，但然就保存下来了许多精美的壁画；第二，就是西元三六六年开始筑造的敦煌莫高窟，里面的佛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又被较完好的保存，堪称是中国石窟艺术中最古老的“母窟”。佛教，就是在这场由西向东的“接力赛”中，渐渐渗透到中国。

孔望山摩崖造像

在中国最东边，临近黄海岸边，有一座摩崖石刻，能够质疑上面看似准确的观点，就是孔望山摩崖造像。它凿刻于东汉时期，比敦煌莫高窟要早两百年。在这里留下的这些图像中，有很多可以明确辨认与佛教相关，如有坐佛、立佛、佛涅檠图、舍身饲虎本生故事图等等。这当中最为生动的当属“佛涅类图”，当时的工匠利用了几块相连的青灰色断崖，在它们陡立的断面上，细心雕刻出了密集的人群头像，他们应该是在悲悼佛灭而恸哭的弟子。还有用肉红色石头雕刻出来的释迦牟尼侧卧像。一幅幅生动的佛教故事便留在了石崖上，使我们联想到释迦牟尼教化众生，化缘既尽，用一天一夜在婆罗树下讲完《大涅檠经》，然后右手支颐，安然寂灭。

当然，孔望山摩崖造像的主角其实并非佛祖，而是中国传统的神仙——西王母和道士。这恰好反映了佛教在最初传入中国时一种很尴尬的地位。在佛教传入初期，中国对它的认识不深，经常是从神的角度理解教义；再加上佛教的传播者为使佛教得以在中国流传，传教时会有意顺应中国原本的神仙思想，因此汉代人把佛和天界的神，一起当成保佑自己灵魂能够升天的对象，一起顶礼膜拜。当时的佛教还是处在早期的道教、神仙思想的附属品地位，所以孔望山造像中，释迦牟尼像也只能是西王母和道士像的小小陪衬。

一千八百多年后，一直静默的的孔望山摩崖佛教内容最终被解读了，另外一个更大的历史谜团却留给了历史学家：既然佛教是透过西域古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那佛教图像为什么越过西域、河西走廊和中原，首先在中国最东部的天涯海角显现法身呢？又为什么恰恰是孔望山呢？……人们不得不再次翻检历史，才发现：孔望山所在的地方是汉代临朐县的一个国际港口。由孔望山沿东南沿海航行，就进入了印度洋，这可以说是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佛，可能就是如此凌波踏浪，一路远航，在风的推动之下，比那些需要去穿越流沙的陆地上传播者提前登上中国。

早期佛教如何来到中国

当人们把较的目光投在西北和东南时，也有学者在中国的西南境发现了佛教初传入时留下的痕迹，这就又形成一种看法——早期的佛教是透过西南丝绸之路传进中国。

四川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崖墓是四川这一地区所独有的墓葬形式，在崖墓里出土过很多反映佛教的画像。比如四川乐山城郊的汉大型麻浩崖墓里，其中间一后室门额的位置上，有用浅浮雕技法刻出的一尊坐佛像。该佛像高有三十七公分，头带光，跏趺坐，手施无畏印。佛像高居在门上，几乎接近房顶，处在受供奉的位置上，它的形态是模仿外来佛像。

摇钱树是汉代四川崖墓特有的随葬物，学者把它看做是社树。社神象征土地神，用摇钱树随葬，说明墓主如同拥有私有财物那样子来控制社神。也有学者认为，摇钱树在汉代是与道教崇拜有关的一种特殊器物，把佛像铸在摇钱树上，有用财富来娱佛的意思，此做法到今天还椅子流行在云南一带的寺庙佛事活动中。虽众说纷纭，但是汉代的摇钱树以及陶座本身是象征受礼拜、受供奉的神物，这一观点一致。随著佛教从西南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摇钱树上就相应出现了教的图像，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把佛当做来供奉的对象之一了。

佛教传到中国，到底是在陆上穿越了流沙，还是乘著海风，还是翻越了西南的重重山岭，到今还是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相信随著越来越多的史料被解读，越来越多的史迹被发现，最终这个问题也会得出满意的结论。

点击谜团——古代定居中国的犹太人是否完全被同化了

诚如法国汉学家沙畹（Chavannes）所说，所谓周代或汉代即有犹太人定居中国之说，只是揣测之词，要不就是牵强附会，要不便是出于宗教情绪，并无确切历史资料为凭。研究中、西宗教的中国学者，也认为犹太人在唐代入中国，大多数为了贸易，不见得是到来长期定居。

不过，明弘治二年（西元一四八九年）开封的《重建清真寺记》碑刻，历数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敬天礼拜”的纲领、尊孔与尊重中国文化，以及犹太人何时进入中国及开封等事项，却是较正史（《元史》）记载为早，并且为一般学者承认是犹太人何时到中国定居的可靠资料。弘治碑比对后来的正德碑、康熙二年碑所载犹太人人中国的年代虽不一致，但弘治碑较为早出，似更可信。弘治碑铭刻中有云：“噫！教道相传，授受有自来矣。出自天竺，奉命而来。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石、张、黄、聂……七十姓等，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

既然有“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等字句，并且由皇帝说出，自然是有大批犹太移民前来定居。宋代汴梁（今天开封），是当时世界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人口约一百万。犹太人向宋帝进贡西洋布，似可证明是初次到中国来经商。西洋布就是棉布，产于十四世纪，中国人尚未种棉，因此犹太人进贡棉布，也从侧面证明了弘治碑所记，犹太人于宋代定居开封并非无稽之谈。当然，个别犹太人入中国，也许在汉朝张骞打通“丝绸之路”之后，就曾有发生。

开封犹太人虽则采取移民“客随主便”的现实态度，他们仍可信奉犹太教，而由弘治碑“夫一赐乐业立教祖师阿无罗汉，乃盘古阿耽十九代孙也。自开辟天地，祖师相传授受，不塑于形象，不谄于鬼神，不信于邪术”等语看来，他们的确很熟悉圣经《旧约》；还有，这些人虽然定居开封，敬天礼拜的时候也始终奉行祖先遗下的“礼法”，例女口鞠躬、静默、鸣赞，礼拜时脱鞋、戴蓝帽、女人不戴头巾，面向西方圣地耶路撒冷等。至于开封犹太教清真寺所藏经籍，例如《五经》不依希伯莱文分为五十四卷，而仿波斯将其中二卷合为一卷，仅五十三卷，则似乎表明犹太进入中国前，辗转亦受其他文化或多或少的影响。也许流浪的犹太人已失国土，却还互相传授著宗教信仰，到任何可以容纳他们的地方定居。

不过，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因为犹太人很早就具备成文及颇完整的宗教典籍，所以即使犹太人居于异乡，也不像别的群体那样，一旦进入别的宗教信仰地域，日久就丧失原有的宗教信仰。康德认为古今的犹太人即使在习俗、仪式不同的社会，仍然可以保持固有信仰。但以开封犹太人为例，康德总结出来的规律却不算完全准确。无疑，定居开封的犹太人既有经籍，复造寺院，更奉行祖宗礼法，可是他们采取了不是坚持而是权宜的方法，固有信仰好像作了部分修改。弘治碑说：一赐乐业教与儒教大同小异，而且“受君之恩，食君之禄，唯尽礼拜告天之诚，报国忠君之意”，似有别于原始犹太教信仰。至于开封的犹太人在宋室南迁之后仍以宋朝正朔为建寺的纪年，以及使用一些佛教、道教的辞句，诸如无相、净业、古刹、道一天真、幽玄、至妙等，也在在表示犹太人到开封来定居后不久，便开始被中国文化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