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不同
即使在同一个街区、同一栋楼或是同一个屋檐下长大,男孩和女孩成长中接收到的言语信息仍是不同的。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说话,也期待和接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答。最重要的是,孩子们不仅会从家长那里,也会从同龄人那里学到如何说话和交流。毕竟,即使父母有外国或地方口音,孩子也不会和父母一样,而是会学会他们成长的地区的口音。人类学家丹尼尔·马尔茨(Daniel Maltz)和露丝·博克尔(Ruth Borker)进行过一系列研究,他们总结认为,男孩和女孩会用不同的方式对朋友说话。虽然男孩和女孩经常一起玩耍,但他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身处于自己的同性群体中。而且,虽然他们进行的一些活动是相似的,但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是不同的,他们在游戏中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构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男孩们倾向于在户外玩耍,组成有等级结构的大群体。他们的队伍里会有一个首领,他会指挥别人做什么、怎么做,并抗拒做其他男孩提议的事。这种较高的地位是通过发号施令并让其他人遵守的方式获得的。男孩们获得地位的另一条途径是成为同伴的焦点,具体方法有讲故事或笑话,转移话题或挑战其他人讲的故事或笑话。男孩们的游戏总是有赢家和输家,以及精心制定的规则体系,那些规则也常是男孩们争论的对象。最后,我们还常常会听到男孩们吹嘘他们的技能,争论谁在某件事上最强。
另一方面,女孩们会组成小群体或结对玩耍。一个女孩的社交生活的中心是她最好的朋友。在女孩的群体中,亲密关系是关键,她们的“地位等级”是通过比较亲近程度决定的。在她们最常玩的游戏,比如跳绳和跳房子中,大家轮流参与,每个人都有机会。她们的许多活动(例如过家家)是不会分出输赢的。虽然有些女孩肯定比其他人更擅长某些游戏,但是我们并不鼓励女孩们为此自夸,或表现出自认为比其他人优秀的姿态。女孩们不会发号施令,更倾向于用建议的方式表达她们的偏好,而建议是很容易被他人接受的。当男孩们说“给我那个”和“出去”时,女孩们会说“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吧”,或是“做那个怎么样”,除此之外的表达方式都会被指责为“专横跋扈”。她们不争夺焦点位置——她们不想要——所以她们就不会直接挑战彼此。而且在很多时候,她们只会坐在一起,开始聊天。女孩们不习惯于用明显的方式谋取地位;她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得到他人的好感。
研究者们已经在3岁的幼儿群体中观察到沟通方式的这种性别差异。艾米·谢尔顿(Amy Sheldon)用视频记录下3~4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日间托儿所三人一组玩耍的情景。她比较了两个三人组,一组是男孩,一组是女孩。两组幼儿都陷入了抢夺同一个玩具——一根塑料酸黄瓜的争斗中。虽然两组幼儿都在争抢同样的东西,但他们协调矛盾的方式却是不同的。除了阐明了我刚才所写的一些模式之外,谢尔顿的研究也展现了这些推动力的复杂性。
在托儿所的厨房区域玩耍时,一个名叫苏的小女孩想要玛丽手上的酸黄瓜,于是她表示,玛丽应当交出它,因为丽莎(第三个女孩)想要它。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该如何满足(苏编造出的)丽莎的需求。玛丽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是遭到苏的抗议。
玛丽:我把它切成两半。一半给丽莎,一半给我。
苏:但是丽莎想要整根酸黄瓜!
玛丽想到了另一个具有创造性的妥协方法,但还是遭到了苏的拒绝。
玛丽:好吧,这是整半酸黄瓜。
苏:不,这不是。
玛丽:是的,它是,是整半的。
苏:我会给她整半。我会给她整根。我给了她整根。
此时,丽莎退出了与苏的联盟,苏自我满足地说:“我假装给了你一根酸黄瓜。”
另一方面,谢尔顿也记录下了三个男孩在相同的厨房区域玩耍的情形,他们也因这根酸黄瓜发生了争斗。当尼克看到凯文拿着它时,他就以自己的名义索要起来。
尼克:[尖叫]凯文,但是,呃,我要切!我想切它!它是我的!
和苏一样,尼克为得到酸黄瓜,也把第三个孩子拉了进来。
尼克:[向乔抱怨]凯文不让我切酸黄瓜。
乔:哦,我知道了!我可以从他手上抢来还给你。好主意!
男孩们争执的时间比女孩们多出了两倍半。局势随后发展成了尼克和乔针对凯文。
在比较男孩和女孩的玩具之争时,谢尔顿指出,女孩们会通过妥协和回避缓解矛盾,维持和谐。男孩之间的矛盾则持续更久,他们更坚持自己的主张,会诉诸规则,并会威胁使用武力。但说这些幼儿更多地运用了某一种策略,不等于说他们完全不会运用另一种。例如,男孩们确实会尝试妥协,女孩们也试过诉诸武力。和男孩们一样,女孩们也在为游戏的掌控权争斗。苏在不小心说错成“我会给她整半”后迅速纠正为“我会给她整根”的行为,体现了对她来说更重要的并非真是自己那份的大小,而是谁来提供它。
在阅读谢尔顿的研究时我注意到,虽然尼克和苏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都试图将第三个孩子拉进来,但他们和第三个孩子组成的阵营及其作用方式从根本上说是不同的。苏要求玛丽去满足另一个人的需求;她没有说自己想要那根酸黄瓜,而是声称丽莎想要。尼克则坚定地表现出自己对酸黄瓜的渴望,当他自己无法得到它时,他就要求乔帮他拿到。于是,乔试图通过武力夺取酸黄瓜。在这两种情境里,孩子们都制造了复杂的关系线。
乔的暴力战术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在颇具骑士精神地为尼克出头。通过用抱怨的语气提出请求,尼克将自己置于一个等级结构的下层,被定位为需要保护者。当苏请求玛丽把酸黄瓜给她时,她是想要占据食物供应者的上层地位。她争取的不是拥有酸黄瓜的权利,而是供应食物的权利。(这让我想到那些说自己留在学术界的目的是教书育人的女教授。)但是为了实现目标,苏依靠的是玛丽想要满足他人需求的愿望。
这项研究表明,男孩和女孩都希望得到自己理想中的结果,但倾向于为此采取不同的方式。虽然社会规范鼓励男孩公开竞争,女孩公开合作,但不同的情境和活动会导致不同的行事方式。玛乔丽·哈内斯·古德温(Marjorie Harness Goodwin)对参与两种任务导向型活动的男孩和女孩进行了比对:男孩们正在制作弹弓,为一场争斗做准备,女孩们则在制作戒指。古德温发现,男孩组内是分等级的:领头的男孩告诉剩下的人做什么和怎么做。女孩组内却是人人平等的:每个人都提出意见,并乐于接受他人的意见。但是,在观察女孩们进行另一种活动——过家家时,古德温发现她们也采用了等级结构:扮演母亲的女孩会向扮演孩子的女孩发布命令,扮演孩子的女孩也会反过来向游戏中的母亲寻求许可。除此之外,扮演母亲的女孩也担当了游戏管理人的角色。这项研究揭示,女孩们也懂得如何发号施令,如何在一个分等级的结构里活动,但当她们与同龄人一起进行任务型活动时,她们认为这种行为模式是不合适的。她们确信这种模式适用于亲子关系,在游戏的形式下,她们也愿意实践这种模式。
这些游戏世界让我们看到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在人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的期待。男孩们的游戏阐释了为何男性会时刻警惕那些让他们感到有人在贬低或命令他们的迹象。在男孩的等级世界中,最重要的硬通货是地位等级,得到并维持地位等级的方式是发号施令,让他人遵从。身处低位的男孩会被呼来喝去。所以,男孩们会通过观察谁在施令、谁在听令来监控他们的关系,寻找地位上的微妙变动。
然而这类动力却不能推动女孩们的游戏。女孩群体中的硬通货是亲密关系。女孩们监控着她们的友谊,寻找同盟关系中的微妙变化,她们希望和受欢迎的女孩成为朋友。受欢迎程度是一种地位等级,但它建立在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上,也把受欢迎的女孩放在一条关系纽带上。唐娜·埃德尔(Donna Eder)在一所初中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了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受欢迎的女孩几乎一定会遭到讨厌。许多女孩想成为她们的朋友,但因为女孩发展友谊的必需元素是亲密关系而非大规模的群体活动,她们必然不会与所有人发展关系。所以,一个受欢迎的女孩必须拒绝大部分向她示好的女孩,结果就会导致她被贴上“目中无人”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