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追寻

一位女性曾向我诉说她为何和长期交往的男友分手，并描述了一段反复出现的典型对话。她和同居男友达成了共识：在不伤害彼此的前提下，他们可以尽享自由。当她男友开始出轨时，她抗议了，他则被她的抗议激怒了。他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女：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你明知道会伤害我。

男：你凭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女：但你这么做让我很难受。

男：你这是在控制我。

表面上看，这就是一个不同的意志相互碰撞的例子：男方的愿望与女方的产生了矛盾。但从根本上说，这个例子反映的是前文描述的关注点的差异。男方的论点体现的核心问题是他的独立性，他行动的自由，而对女方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在他们这种依存的关系中，他的所作所为带给她的感受。男方将她对他们这种依存关系的坚持解读为“控制”：她在利用自己的感受控制他的行为。

问题不在于女性不重视自由，也不在于男性不重视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在于，处于情感关系中时，男性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求更需要解决，而相互依存和人际关系对许多女性来说更可能是重点。他们的区别在于焦点和程度。

在一项对两性如何评价其离婚经历的研究中，凯瑟琳·科勒·里斯曼（Catherine Kohler Riessman）发现，两性都认为自由是离婚的好处之一。但是，“自由”这个词对于他们来说却有着不同的意味。当女性表示她们通过离婚获得了自由时，她们的意思是她们变得“独立和自主”。她们不再需要担心丈夫会对她们的行为做出怎样的反应，不必再“积极回应一个不满的配偶”，这让她们如释重负。当男性提及离婚带来的自由时，他们指的是从责任中解放——一种受到“更少束缚”，不再“感到透不过气”，以及背负“更少责任”的解脱感。

里斯曼的研究结论描绘了男女对感情关系各具特性的处理方式给他们造成的不同负担。女性的负担是内在驱动的：对丈夫会如何回应她们以及她们怎样回应丈夫的持续关注。男性的则是外部强加的：养家者角色带来的义务，以及自己行为受到他人限制的束缚感。离婚为两性卸下了这些负担。在里斯曼采访的男性眼中，独立并非是离婚带来的好处，正如一位男性所说：“我一直都感到很独立，只是现在这种感觉更强了。”

《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进行过一项小型调查，问六位大学教授他们为何选择了教学事业。这六位受访者中有四位男性，两位女性。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两位女性都提到了教书育人。一位表示：“我一直想教书。”另一位说：“我在本科时就立志成为一名大学教师……我认识到教书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四位男性的回答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与女性的回答迥异。他们都表示，独立性是他们的主要动机。以下摘自他们每个人的回应。

我选择进入学术界而不是去公司，是因为我可以自主选择做什么研究。这样我会有更强的独立性。

我想教书，而且我喜欢这份自己决定研究目标的自由。

我选择搞学术，因为学术界相对自由，这个优点让我可以不在意收入不高的缺点。另外，我也可以研究我想研究的内容，而不是受到上司的制约。

我有一个想研究的项目……我宁可余生拿着3万薪水做基础研究，也不愿意拿着10万做计算机图形学工作。

虽然有一位男性也提到了教学，但是没有一位女性表示追求自己的研究兴趣是她选择教书的主要原因。这不意味着女性对研究本身没有兴趣，只是说明了独立性、不受他人控制对她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在解释她们被教学工作的什么方面所吸引时，这两位女性都关注教师对学生起到积极影响的能力。没错，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反映了一种权力；教学行为蕴含着一种不对等的人际关系，其中教师处于更高的地位等级。但在谈论她们的职业时，女性把重点放在了她们与学生的关系上，而男性则关注能否摆脱他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