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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民族之魂

柏拉图在意大利

那不勒斯共和国的陷落只是1799年法国在意统治权崩塌过程的一部分。1799年春，奥地利与俄国军队迅速占领意大利北部。米兰与都灵相继于4月、5月被攻占；法军在年初匆忙入侵托斯卡纳，却不得不在夏季撤离；罗马共和国曾顽强坚持了一段时间，也在9月崩溃。联合部队在人民起义的帮助下势不可挡。皮埃蒙特一支名为“基督教民众”（Massa cristiana）的农民军团在乡间烧杀抢掠，屠杀法国支持者，高呼“国王万岁！皇帝万岁！耶稣与圣母万岁！”托斯卡纳也出现了一支相似的武装团伙，领导者曾任龙骑兵长官，他带领自己的妻子、妻子的情人、一位英国外交官，在众多神职人员的支持下称霸乡间，大喊“圣母万岁！”

相比之下，反对法国统治、希望建立统一共和国的意大利爱国者们没能掀起波澜。受1797年至1798年事件的影响，部分雅各宾派将统一视为最佳或者唯一能够确保意大利免受外国控制的方法。一个名为“光线会”（Society of Rays）的秘密组织在意大利北部成立，博洛尼亚、摩德纳、雷焦和米兰皆设有分部。该组织希望在半岛“重新散播”统一与抵抗法国入侵的信息，但缺乏有效协作，其领导人也在共和制与联邦制之间摇摆不定。 1799年，意大利爱国者们又几次向巴黎政府请愿，望其实施意大利统一的政策，以对南部法军形成有力支持，但法国政府不为所动。

面对爱国主义的黯淡前景，曾在1796年心怀热望的编舞师加斯帕罗·安焦利尼等人备感愤怒。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解体后，奥地利方面逮捕了安焦利尼，就其宅邸外的“自由之树”进行责问（这棵树在1798年被农民砍倒并被焚毁）。遭到监禁后，他被驱逐至达尔马提亚。安焦利尼刑满被释放回到伦巴第时早已心灰意冷。1803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写下一部激情澎湃的回忆录，抒发对意大利人未能阻止法军侵略与半岛分裂的深深痛惜。“既往的一切都怪我们不懂如何共同行事，我们缺少民族之魂……啊，意大利！啊，意大利！你究竟沦落到了何种卑贱地步？……意大利，你何时醒来？……你曾居欧洲之巅，如今却跌入谷底，任何国家都能将你制服……意大利唯有重燃战斗精神，才能复仇反击，让敌人在耻辱中退败。”

同一时期，一位名叫温琴佐·科科（Vincenzo Cuoco）的年轻作家也因意大利的局势而痛苦不堪。1770年，科科生于意大利南部莫利塞（Molise）的守旧中产家庭，长大后到那不勒斯攻读法律。他没有完成学业，历史与哲学才是他内心的归属。他很快融入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圈，结交了马里奥·帕加诺（Mario Pagano）、温琴佐·鲁索（Vincenzo Russo）等人——他们都因支持那不勒斯共和国而在1799年遭到处决。国王斐迪南四世归来后，科科与那不勒斯共和国虽无太多关联，却也被没收财产，驱逐出境。流亡期间他反思那不勒斯的悲剧，在1801年出版了《1799年那不勒斯革命的历史研究》（Historical Essay on the Neapolitan Revolution）一书，影响极为深远。

科科认为，那不勒斯革命的致命缺陷在于领导群体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巨大裂痕。过去几十年里，那不勒斯的文化独特性全然丧失，政府与宫廷里随处可见外国人的身影——约翰·阿克顿以及女王的密友艾玛·汉密尔顿——知识分子们热切地炫耀着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最新思想。“我们一会儿是法国人，一会儿又成了德意志人、英格兰人。我们什么也不是了。” 1799年的革命是一场从法国移植到那不勒斯土壤中的“被动革命”，依托着法国的宪法与法国的思想。可想而知，这对大部分那不勒斯平民而言毫无意义：

科科或许曾经受到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的影响，但18世纪初那不勒斯的伟大哲学家詹巴蒂斯塔·维科（Giambattista Vico）无疑是他的真正向导。维科详细阐释了民族衰落与振兴的循环发展，并提出民族与个体一样，都有着独特的性格，被历史事件塑造，又在语言与文化中表现出来。当科科与其他19世纪初的爱国者试图打造现实中的意大利民族时（假设它曾经存在，而大部分人已将其存在视作理所当然），他们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历史塑造的民族性格能否以及如何改变。科科在书中提出，如果领导人能够更关注大众的需求，1799年革命本有可能成功。例如，那不勒斯共和国可以设立各地区代表机构，并更多地关注税收、土地等基本民生问题。但他同时感到民众难以改变，他们缺乏必要的公民素质，比如“对祖国与军人美德的爱”。

科科虽以“那不勒斯民族”为主题，却也随意使用“意大利民族”的概念。1800年6月，拿破仑在马伦戈战役中击败奥地利，米兰重新落入法国手中，科科随之在米兰定居，他对“意大利民族”的兴趣也日益浓厚。（讽刺的是）科科改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与其他来自南部的流亡者在伦巴第完全被当作外国人看待。1803年，他创办《意大利报》（Il Giornale Italiano），以培育民族之魂、为意大利人树立统一与独立的理想为宗旨。他主张，意大利人要以曾经的辉煌为荣，他们应学着了解自己的国家，不再崇洋媚外。国家应承担起教育的义务，在强烈宗教氛围的协助下（宗教观念已近乎人民的本能）创造公民，灌输民族尊严以及为荣耀奋斗的精神。国家还必须进行军事教育：科科与马基雅弗利一样，认为军事力量是政治生命力的基石。

科科是第一位明确将教育摆在民族问题首位的意大利作家，他指出，问题的关键是怎样将几个世纪以来被外国统治者削弱的流浪者与农民改造得爱国、独立、统一又守纪。这个民族问题的视角在此后几十年里掀起了巨大波澜。意大利民族理想最重要的践行者朱塞佩·马志尼也将教育意大利人视为上帝赋予的使命，这并非巧合。年轻时，马志尼曾将科科在《意大利报》上发表的文章抄写下来，并勤奋地加以批注。 但是，假如意大利人真的需要通过教育改造民族性，那什么才是理想中的教育成果呢？意大利人又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民族呢？

这一时期的部分爱国者将罗马共和国视为意大利国家的范本，其中包括戏剧家阿尔菲耶里。然而，这个模糊的范本自身也问题重重。阿尔菲耶里钦佩古罗马人的原始力量、英雄气概以及无私精神——他们可以将手伸进火盆，可以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因叛国被处死而不为所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书写自传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已跨越曾经放纵的青年时代，并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坚定独立、受责任驱动的“全新的人”）——但很难将其当作范例推而广之。毕竟，阿尔菲耶里既已谴责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又怎能鼓励意大利效仿那曾经征服四海（包括高卢）的祖先呢？

除了爱国精神与军事实力，罗马人还在许多方面吸引着科科，但富有哲思的性情促使他渴望为意大利找寻一个暴虐程度较低的范本。于是，他将目标锁定于一个更古老的神秘文明，在他眼中，该文明比后来的古罗马与古希腊更为高明。科科在一本深奥而杂糅（但相当成功）的小说里中首次提及这一古老起源，小说名为《柏拉图在意大利》（Plato in Italy）。故事中，哲学家柏拉图与一位叫作克里奥布卢斯（Cleobolus）的同伴从希腊前往意大利，与当地一位智者交谈。他们从谈话中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伊特鲁里亚”（Etruscan）。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法律、农业、战争与贸易上都颇有建树”，但后期因道德堕落，遭外国入侵者而倾覆，失去了独立与统一：

这部小说出版于1804年至1806年间，法国当时正再次收紧对半岛的控制权，科科希望此书能为当下的意大利提供一条出路，对其影响力抱有极高期待。他曾对拿破仑的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Eugène de Beauharnais）说，以文字宣扬意大利曾经的辉煌能“提高意大利人的公共道德水平，激发他们心中的统一之魂、爱国之情与参军热忱，这些都是他们目前缺乏的”。 他的雄心或许充满夸大的成分，但正是这份雄心在几十年里激励着许多意大利爱国者。公民道德的缺失让他们备感痛惜，于是迫切地寻求民族复兴。举例而言，皮埃蒙特神父温琴佐·焦贝尔蒂在1843年出版了畅销书《论意大利道德与文明的至高性》（On the Moral and Civil Primacy of the Italians），他也同科科一样，为激发民族主义情感而宣扬意大利曾经的文化昌盛（以及先于罗马的意大利民族之源）。

在科科看来，意大利的原初文明并非虚构的神话。1710年，詹巴蒂斯塔·维科通过拉丁文语言学研究，论证了意大利曾在古希腊以前建立起高度复杂的社会。1723年至1724年，一部讲述“伊特鲁里亚”历史的鸿篇巨制出版，此时作者已经去世，他名叫托马斯·登普斯特（Thomas Dempster），是一个苏格兰古怪探险家，曾在比萨任法律教授。在本书的激励下，一个名副其实的“伊特鲁里亚学”产业很快出现了。1726年，科尔托纳（Cortona）建立了一个专门传播伊特鲁里亚相关知识的学会。通过考古发现的精美的彩绘墓室、雕塑以及其他意大利中部的壮观艺术品激励着马里奥·瓜尔纳奇（Mario Guarnacci，1767年《古意大利》的作者，他曾将伊特鲁里亚工艺品以及5 000本藏书遗赠给沃尔泰拉城（Volterra），创建了欧洲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等学者，他们宣称伊特鲁里亚不仅是罗马文明的源头，更是世界文明的起点。

普罗克汝斯特斯之床：拿破仑统治

1800年法军在亚平宁半岛重掌领导权以来，自由统一的古意大利文明被罗马颠覆的叙事引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共鸣。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日政变，建立执政府后，于1800年春第二次入侵意大利，开启了新一轮立宪实验，过去的国界又一次被任意设计的新边界线取代。伦巴第和艾米利亚（Emilia）又一次成为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的领土，1801年威尼托的部分地区也被划进来，随后是摩德纳、罗马涅和马尔凯。1802年，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被重塑为意大利共和国，又在1805年被改为意大利王国。皮埃蒙特先是在1801年被划定为“法国军管区”，翌年则被法国吞并（撒丁岛仍在萨伏依王朝的统治下，受英国舰队保护）。托斯卡纳由一位波旁家族成员统治，成为伊特鲁里亚王国（1807年被法国吞并）。1805年，曾经的卢卡共和国作为公国被赠予拿破仑的妹妹埃莉萨（Elisa）。意大利南部在1806年被攻陷，先后成为拿破仑的兄长约瑟夫和妹夫若阿基姆·缪拉（Joachim Murat）统领下的王国。教皇国于1809年被吞并，教皇庇护七世被押解至法国。

意大利爱国者们主要将希望寄托于奇萨尔皮尼共和国，1800年以来，米兰再度成为探讨独立国家议题的中心。人们曾讨论在整个意大利实行联邦制（拿破仑的外交部长塔列朗倾向于这个提议），或南北分离，建立北部意大利王国。但拿破仑无暇细思。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广受尊敬的拿破仑的副官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瑞（Francesco Melzi d’Eril）伯爵接受了巴黎的限制条例，但心怀爱国主义志向。他希望共和国经高效治理并培养出一支优秀军队后，成为意大利民族的天然核心，向外辐射爱国品德而逐渐将半岛的其他地域吸纳进来。“我们现在还不是一国之民；但我们必须凝聚成一个民族，从统一中汲取力量，以智慧换取幸福，以真正的民族情感赢得独立。”

在1796年至1797年间，拿破仑对意大利统一的言论非常抵触——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更符合他的口味——但从政治上看，适当保留人们的爱国主义希冀才是上策。他为奇萨尔皮尼共和国起草宪法，赋予了总统近乎绝对的权力（除了第二条规定主权属于“全体公民”），而后在1801年邀请441位知名人士前往里昂召开协商会议，通过宪法草案，确保自己当选总统。很显然，许多代表感到共和国的独立事业受到了侮辱。为表安抚，拿破仑在1月26日召开了最后一场全体大会，在将军与官员的众星捧月中发表演讲，陈述未来的计划，证明自己就职总统的正当性。然而，每当他道出“奇萨尔皮尼”一词时，总会有代表高呼“意大利”。当他要求通读最终版宪法时，“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的呼喊声已此起彼伏。拿破仑屈从了，在代表们热烈的欢呼声中，奇萨尔皮尼更名为意大利共和国。

而从政治上看，这场胜利微不足道。弗朗切斯科·梅尔齐·戴瑞被指派为副总统，之后三年中，他设法为共和国争取到部分自治权（尽管拿破仑几乎要求他每日报告），建立起一个相对高效、保守的政府，维持法律与秩序、健全的公共金融体系、理性的财政及行政管理，同时支持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在关键问题上，拿破仑说一不二。于是，戴瑞试图在共和国推行意大利独特刑事及民事法典的计划失败了：拿破仑坚决要求遵照法国法典。同样，戴瑞亦未能扩展共和国的疆域，尽管卢卡、帕尔马和利古里亚已表现出合并的意愿。拿破仑也不允许共和国单独设立外交代表，其全部外交政策皆由巴黎决定。

1805年，意大利共和国变为意大利王国，随着新总督欧仁·德·博阿尔内上任，国内政策自由度再次降低。部分原因在于，战争需求的增长要求意大利对法国百依百顺，在经济与人力方面提供全力支持。另一方面，拿破仑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抑制对意大利的偏见，在当时的法国人中间，这种偏见极为寻常。“你把意大利人当孩子看真是大错特错，”1805年7月他对欧仁说，“他们身上有邪恶。别让他们忘了，我才是主人，我可以为所欲为。所有民族都需要被灌输这个意识，尤其是意大利人，因为他们只会听命于主人。他们唯有惧怕你才会尊重你，而唯有当他们意识到，你已看穿他们虚伪狡诈的本质，他们才会惧怕你。” 欧仁将这番话牢记在心，明白一旦米兰起事，“你必须请命消灭他们”。

拿破仑深知庄严场景能带来尊崇与敬仰，希望在米兰举行盛大加冕仪式。倒霉的梅尔齐·戴瑞被命令率代表团献上王冠。梅尔齐最初犹豫不决，但后来还是同意了，他寄希望于使伦巴第成为独立君主国以缓和对意大利自主性的沉重打击。但这注定是一场徒劳。1805年4月，拿破仑从枫丹白露出发，穿过塞尼山口（Mont Cénis Pass）来到伦巴第平原。他在马伦戈驻足，追忆往昔战役，下令建立纪念碑缅怀烈士。5月9日，他在狂热的恭迎中抵达米兰。其后三周，无数大臣、议员、将军、法官、高级神职人员、作家与科学家慕名而来，惊叹于他亲切和蔼的作风，以及对细节的高度领悟与把握。5月23日，一场盛大华丽的仪式在大教堂举行，拿破仑被授予意大利国王的头衔，头戴伦巴第铁王冠（曾在中世纪的国王加冕仪式上使用，实际上是嵌有细铁条的黄金王冠，据说铁条是由耶稣十字架受难时使用的铁钉熔制的），遵照古老的伦巴第仪式宣布：“上帝赐予我王冠。谁触到王冠，谁就会遭殃。”据称，人民爆发出无尽的热情。

仅存的自治彻底流产，梅尔齐·戴瑞在幻灭中痛苦万分，但如他一样志存高远的爱国者不过是少数。拿破仑政权承诺增加就业机会，将此前封建地主及教会所有的土地公开出售，大部分中产阶级对此心满意足，宣誓效忠。传统贵族对新秩序不满，失落地退避在各自的庄园，司汤达《帕尔马修道院》中的马尔凯塞·德尔·唐戈（他总是阴郁地重复，“思想是意大利毁灭的源头”）便是一个典型例子。 但总的来说，他们采取了默许而非公开敌视的态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受到拿破仑与欧仁的殷勤拉拢，并在他们的鼓动下歌颂帝国。在波拿巴家族的热情资助下，安东尼奥·卡诺瓦（Antonio Canova）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建筑师（画家大卫曾提到，若要给他写信，地址须写“安东尼奥·卡诺瓦，欧洲”）， 加斯帕雷·斯蓬蒂尼（Gaspare Spontini）的歌剧也在巴黎大获成功，其中包括《贞洁的修女》（La Vestale）。乌戈·福斯科洛的密友温琴佐·蒙蒂（Vincenzo Monti）是一位诗人，他在拿破仑当政时期荣膺桂冠诗人，事业取得巨大成功。

拿破仑热衷于整齐划一，相信意大利可以照搬法国的管理制度。在法国的统治下，整个意大利大陆地区（西西里岛和撒丁岛从未落入他的掌控）实行着近乎相同的行政体制与章程。各地划分出行省（department/province），由政府委派省长（prefect，南方称intendant），其下设区（district）与市镇（commune），同样由中央指定长官。社会中“备受尊敬”的人物组成协商委员会，但影响力仅限于协商：选举民主制是拿破仑避之不及的。司法制度被重塑为三个等级，财政体系进行了合理化改革（直接税收被分为四类），内部关税壁垒被移除，度量衡与货币得到了标准化。法国刑法、民法以及商法典被引入意大利，封建领地与特权的残余（在意大利南部影响甚大）被废除。政府与教会的关系则沿袭1801年法国与教皇达成的政教协定。

如此统一的管理模式深受理性市民的欣赏，其成果也往往十分显著。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有一样设施的引进最能体现新行政秩序的进步之光，那就是路灯。“夜幕降临［那不勒斯］之后，那曾包庇着窃贼与淫魔的黑暗，如今被1 920盏明灯点亮。”历史学家彼得罗·科莱塔这样回忆道，而他正是新秩序的热情拥护者。 但在意大利许多地方，新法律根本无法实施：部分社会群体自我隔绝程度太深，高昂的沟通成本阻碍了法律的执行。同时，许多民众也抗拒改变，这其中有保守主义成分，也有对该体系实行高税收、义务兵役与关闭修道院的反感。科莱塔满怀愤怒地提到，“人民”拒绝使用公制单位，“依然沿用古老而野蛮的重量、长度单位，数不清有多少种标准”。政府在管控赌博与卖淫时也遇到了相似的反抗。

唤醒民族记忆

尽管年轻的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在1797年《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后，戏剧般地宣告要持刀刺穿拿破仑的心脏，但他最终选择了原谅。1799年，他与法军并肩作战，在热那亚遭遇围攻时负伤。奥地利取得胜利后他逃离意大利，又在马真塔战役后回到米兰。1801年，在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的请求下，他从军事任务与热烈的风流韵事中抽身，写信吁请拿破仑尊重意大利的独立与自由。在《为里昂议会向波拿巴致辞》（Oration to Bonaparte for the Congress of Lyon）中，他引述了科科的核心思想：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应符合其民族文化与特性。“任何不以人民的天然本性、艺术、力量与习俗为基础的宪法都是无用而危险的。”他希望拿破仑创建一个行政体系健全、经济繁荣发展的共和国，但它必须属于意大利：“我与全体人民一同，认为我们的自由是：不接受任何不是意大利人的长官（波拿巴除外）……在民族独立被铁链束缚之处……没有自由。”

然而，这民族究竟是什么，何人归属其中，他（和科科一样）不愿详谈。尽管如此，几年后他随拿破仑军队驻守法国北部阴云笼罩的海岸，翻译劳伦斯·斯特恩的《感伤旅行》（Sentimental Journey），还有了自己的孩子（母亲是一位英格兰女子）。这些人生经历让他对想象中的意大利共同体更加依恋，其最著名的作品《墓地哀思》（On Tombs）中将这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长诗的写作契机为一项施加于意大利的法国法令：出于卫生考量禁止在教堂中埋葬尸体。福斯科洛认为禁令威胁着生者与死者——尤其是光荣的逝者——之间的联系，而这份联系对社会的精神健康至关重要。诗中，他回顾起在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瞻仰马基雅弗利、米开朗琪罗与伽利略之墓对自己（以及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的想象世界带来的冲击，光辉历史的回忆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成就了“崇高的事业”。他想，如果雅典人没有对他们的英雄怀抱狂热的崇敬，为其竖起神圣的纪念碑，马拉松的希腊人还能否获得抵抗波斯人的“勇气与愤怒”？

福斯科洛天生容易消化不良，但同胞们胆怯的匍匐姿态才是最让他愤怒的。正如他在《雅各布·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中所写：“［意大利］，你的儿子们都去哪儿了？除了和谐一致中诞生的力量，你什么都不缺……可怜啊！我们总是在回忆祖先的自由与伟大，他们创造的辉煌是那么伟大，时刻映衬出我们如今遭受奴役的悲惨。” 福斯科洛希望意大利人可以在缅怀“意大利辉煌”的创造者，比如葬在圣十字教堂的光荣先辈们时，坚定自己反抗法国统治者的决心。可悲的是，自从外国侵略者们攻破“防守薄弱的阿尔卑斯山区”，剥夺了意大利人的“武装、遗产、祖国与祭坛，只有记忆无法抹去”，这些曾经的“辉煌”，便是意大利仅剩的所有了。现在要靠“坚强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指福斯科洛本人这样自封的先知诗人）扛起拯救民族的大旗了，“当意大利再一次闪耀着光荣的希望”，知识分子们会在伟人们的墓前“引领”意大利人行动起来。

“意大利辉煌”大多指文艺上的成就：在颂歌中，福斯科洛提到了但丁、彼特拉克、帕里尼、阿尔菲耶里和马基雅弗利。这并不值得惊讶，因为长期以来，意大利语始终是意大利民族性的基石。而又正是由于民族问题与文学传统的密切联系，从阿尔菲耶里到福斯科洛等众多文人怀抱一种守卫民族良知的特权。但福斯科洛的激情不限于此，他尤其热切地向同胞讲述昔日的军事辉煌——意大利战斗精神的衰退是他最深的焦虑。写成《墓地哀思》一年后，他斥巨资再版了17世纪伟大的摩德纳元帅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的著作——该元帅是那个时代公认的卓越军事理论家。福斯科洛说，他的目的“不只在文学层面”：他希望“伟大同胞的事迹与训诫能够激发出意大利人的战士之魂……”

1809年1月22日，福斯科洛被推选为帕维亚大学修辞学系主任，促成此事的部分原因正是蒙特库科利著作的出版。就职演说当天，台下挤满了满怀仰慕的学生、学术人员与政要。这是个正式的职务，而福斯科洛为彰显自己身为意大利爱国者的独立精神，拒绝按惯例称颂拿破仑（这并没有妨碍演讲稿被迅速出版）。他演讲的主题是“文学的起源与使命”。他旁征博引古希腊文化中的事迹，时不时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表示肯定，他用措辞讲究的意大利语宣称文学承载着文明的使命。福斯科洛相信文学最基本的目的是保护社会的价值体系与传统，“给那些有助于社会和谐的观点增添光芒”。他还激烈地谴责可能“侵蚀社会纽带”，可能将社会置于派系斗争、混乱与外国侵略威胁中的任何理念。

话题转向意大利，福斯科洛越发慷慨激昂。如今的古典文化研究由外国学者主导，这令他深感痛惜。他严厉斥责意大利学者故步自封的傲慢，说他们跟不上马基雅弗利和伽利略的脚步，将思想装进华丽的外衣，与大众隔绝。他谴责受教育阶层的道德缺失，认为他们不具备以爱国主义与公共美德为基础的市民道德。毕竟，还有哪个国家拥有如此值得自豪的丰富历史经验？但又有谁继承了李维与马基雅弗利的遗产？

福斯科洛最关心的是中产阶级（主要为城市居民）的教育问题，他们“幸运地处于愚者和文人（littérateur）之间”。这些人对民族的未来福祉至关重要：他们“有房，有地，有社会地位和继承权。他们一旦拥有了高洁的国民品行，就能够动用手中的资源与能量感染更多的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只是目前，他们还在无知中沉沦。他们被高尚文化的售卖商忽视，只得以报纸、小说和流行诗歌为食，这些贫瘠的养料毫无语言与文学之美，任由他们沦为一切“愚蠢与邪恶”的猎物。只有这些受过教育和有原则的人士放下对普通人的蔑视，把教育大众如何高尚地生活、如何热爱意大利作为自己的使命时，才能将民族从腐朽中拯救出来——这个民族的精神与本质永远不朽：

语毕，人群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与欢呼。然而福斯科洛将知识分子的团结寄希望于民族与民族文学，这终究只是幻想：“意大利”一词虽能唤起充沛的情感，本质上却仍是空洞的言辞。福斯科洛对于大部分同时代作家持鄙夷态度，认定他们皆是拿破仑政权的走狗，这让他逐渐陷入丑恶的斗争，也失去了温琴佐·蒙蒂的友谊。1811年，他创作的悲剧《阿雅斯》（Ajace）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上演，却因敌对者的攻击遭遇惨败，不久即被禁止演出。福斯科洛被迫离开意大利王国。他回到托斯卡纳，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创作出曲高和寡的文字，其中一部使用《圣经》式的拉丁语讽刺米兰社会。他出色地扮演了一位《旧约》中的先知，刻薄而自傲。几年后，这部作品再度吸引了其他投身民族事业的自封传道者。

“美丽的意大利”：儿子与情人

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在1803年10月8日去世后，他的情妇奥尔巴尼女伯爵路易丝决定在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为他修建一座宏伟的纪念碑。负责此项工程的艺术家显然是安东尼奥·卡诺瓦——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应由意大利当时最伟大的雕塑家主持纪念。卡诺瓦当时已被各个欧洲宫廷的委托淹没，但奥尔巴尼女伯爵态度坚决，且有着高明的游说手段。在她的情人——法国画家弗朗索瓦·格扎维埃·法布尔（François Xavier Fabre）的帮助下，路易丝寻得了教皇国国务枢机卿孔萨尔维（Consalvi）的帮助，最终说服卡诺瓦应下了这项任务。

工程进展很慢。卡诺瓦最初的设计是在装饰着守护神的石碑上以浅浮雕展现逝者的肖像，但女伯爵并不满意：她支付了1万斯库多，至少要换来一尊立体的雕塑。然而，卡诺瓦当时正忙于其他重大委托，比如一尊巨型拿破仑裸体雕像“调节者马尔斯”（Mars the Pacifier），因此，一位反高卢作家的纪念碑只能排在后面。即便如此，双方还是在1807年就最终方案达成了一致：一个建在椭圆地基上的双层巨大石棺，以里尔琴、面具、花彩、花环与铭文为装饰，正前方是一位庄严女性的雕像，象征着意大利。女伯爵在托斯卡纳统治者埃莉萨·巴乔基（Elisa Baciocchi）的帮助下清理了许多古老的墓碑，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尼科洛·马基雅弗利的墓旁腾出了一片空地。她还动用强大的私人关系，不顾圣十字教堂教士的反对在基座处刻上自己的名字：此前她与阿尔菲耶里的关系还只是坊间的传闻。

1810年9月，纪念碑在人们的热情欢呼中正式落成。卡诺瓦竭尽所能使成品看起来“庄严而雄伟”，他写道：“为符合……这位伟大诗人强硬而激烈的文字”（据说，他曾为汲取灵感而阅读了阿尔菲耶里的作品，以及福斯科洛的《墓地哀思》）。这是意大利的形象首次在纪念碑上展现，这一点尤其博得了人群的喝彩。那尊高挑优雅的女子像与卡诺瓦此前为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墓设计的戒律像，以及计划施工的弗朗切斯科·佩萨罗（Francesco Pesaro）纪念碑的维纳斯像有几分相似，她头戴雉堞状的冠冕，身着飘逸的高腰古典长裙与披风，悲伤地微低着头，轻拭眼角的泪水。这尊雕像很快被意大利爱国者奉为强有力的标志：意大利母亲在为死去的儿子哭泣，同时，也在为这了无生气、没落的民族而悲恸。当福斯科洛于1812年前往圣十字教堂拜访他“圣洁的伙伴与先导”时，他在狂喜中奔赴阿尔菲耶里的纪念碑：“啊！意大利是多么美丽啊！多么美丽！但是，她却站在墓前。”

将意大利拟人化为头顶雉堞状冠冕的女子——象征其强大的市民自治传统——这一传统始于古罗马而复现于18世纪。在米兰贝尔焦约索宫（Palazzo Belgioioso）的寓言式湿壁画《阿尔伯里克大帝的鼎盛时期》（The Apotheosis of Alberic the Great，1777—1782年）中，画家马丁·诺勒（Martin Knoller）描绘出一名胸脯丰满的亚马孙女战士（预示着法国的自由民主革命，以及象征民族母亲以母乳喂养子女），在她佩戴冠冕的头顶上方，是一杆长矛与一颗明星，指向罗马军团的战旗，上面写着“从外国人手中解放的意大利”。不过，该象征手法在拿破仑时期才真正蓬勃兴盛，旨在将政治转化为世俗的宗教。

在雅各宾派当政的1796—1799年，意大利的拟人形象基本直接从法国复制而来：头戴弗里吉亚帽的年轻女子，往往裸露着胸脯，身穿古希腊或罗马的短袍，手持长矛与古罗马刀斧束棒。1801年，奇萨尔皮尼共和国举办了一场以致敬拿破仑为主题的绘画比赛，优胜作品将于不久后悬挂在米兰的波拿巴广场（该广场的纪念建筑始终没有完成）。这场比赛激发了艺术家对意大利拟人形象的创造活力，参赛作品在布雷拉学院展出，热情的民众蜂拥而至，主办方不得不调遣军队控制人群。朱塞佩·博西（Giuseppe Bossi）的优胜作品尤为令人震撼：当其他艺术家描绘意大利在拿破仑的引领下被动地恢复生机与自由时，博西那富有新古典主义庄重与宏伟格调的画卷展现了一位强健而威严的女性，她身着绿白相间的衣衫与红色紧身褡，头顶的冠冕由城墙与塔楼组成。她骄傲地坐在拿破仑身旁，伸出一只手接过拿破仑递来的橄榄枝与橡树叶（和平与忠实的象征），另一只手紧握着共和国的宪法。

许多意大利的拟人形象在这个时代涌现，部分被制成印刷品获得了广泛传播。其中一幅是意大利著名艺术家安德烈·阿皮亚尼（Andrea Appiani）创作的寓言画，画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象征法国人民）挥舞着大棒披荆斩棘，而智慧女神密涅瓦则将象征意大利共和国的头戴雉堞状冠冕的女子像送给拿破仑，后者正在命令维多利亚关闭雅努斯的大门（和平的标志）。 阿皮亚尼亦将奇萨尔皮尼描绘为不修边幅的女性，戴着同样的头冠，身边环绕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孩童，恳求着拿破仑的帮助。这一系列油画名为《拿破仑的胜利》（Triumphs of Napoleon），收藏于米兰王宫，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艺术宣传品。

高雅艺术并非意大利民族思想与形象仅有的孕育媒介。1796年后，意大利紧随法国革命的脚步，举办了多场民间庆典，意图在百姓间点燃对新政治秩序的热情。节日庆典的主题往往是当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拉韦纳的但丁、费拉拉的阿里奥斯托（Ariosto）。1797年的一天，曼托瓦为维吉尔举办了一场纪念仪式，人们簇拥着这位伟大诗人，以及哥伦布、伽利略、卢梭、彼特拉克等杰出人物的雕像在街道上游行。出于省钱的考虑，同时在城市中的共和派精英看来，也是为了达成一个关键的政治目标（尽管普罗大众不太可能共享他们的喜悦），本来安放在教堂中的圣人雕像被直接抬出来，成了世俗的标志。

许多精心策划的节日庆典在米兰举行。自1805年起，米兰一个大型竞技场开始组织体操比赛、赛马、双轮马车竞技以及模拟海战。在模拟海战中，参与者与观众往往身着古罗马的服饰。而与此同时，在斯福尔扎古堡附近被选定修建波拿巴广场的广阔空地上，“舞台布置”（mises en scène）诞生了。1803年6月26日的庆典尤为奢侈，由阿皮亚尼亲自主导设计。此次盛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纳维利奥大运河（Naviglio Canal）边的意大利共和国巨型雕塑，底座上以浅浮雕刻画着一位挥舞双手欢欣舞蹈的年轻女子，象征法国与意大利共和国的雕像“含情脉脉地彼此拥抱……在最美的树荫下”，身旁是四尊名人塑像，“向世界宣告这最美好的联合”。在波拿巴广场中央，祭坛的烟雾中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柱，柱子的顶端是一尊拿破仑像，柱身鼓起的石面上雕刻着法军穿越圣伯纳德大山口的壮观景象。不远处矗立着两根较小的圆柱，分别象征着法兰西与意大利共和国。

庆典仪式与实物象征皆为爱国主义这一全新市民信仰的传播工具，它们引导着民众的热情，将其凝聚在狂热的民族崇拜中。但在斯塔尔夫人1807年创作的小说《柯丽娜或意大利》（Corinne, or Italy）中，聪慧美丽的神秘主人公柯丽娜是那个时代最重要，或许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意大利文学拟人形象，但这个形象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被令人不安的控诉削弱了，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控诉大多是含蓄，而且几乎是随意的，控诉的对象是那些没能让女主角开心，没能阻止她悲惨早逝的人。这也解释了该小说为何在英国、法国与美国的畅销程度远胜于意大利本土（整个19世纪，《柯丽娜》共发行了40个版本）。 将意大利比作美丽而尊贵的已婚女子或悲伤的母亲，仅仅是在寻求安慰与支持，而毫无批判意味。通过一个觅不到相称伴侣的年轻美女的形象号召人们支持和行动，这有损于意大利的男子气概——尽管自尊受损后，反应或许将更加激烈。

《柯丽娜或意大利》的灵感来自斯塔尔夫人1805年的意大利之行，同行者包括孩子们的家庭教师——赫赫有名的德国学者、莎士比亚作品的德语译者奥古斯都·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以及伟大的瑞士学者西蒙德·德·西斯蒙迪（Simonde de Sismondi）。彼时，西斯蒙迪正在潜心写作意大利中世纪共和史的第一卷，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歌颂了文艺复兴前几个世纪里的原始力量、军事才能与独立的城邦，激励了一代意大利爱国者。斯塔尔夫人出生于一个瑞士新教家庭，成长于大都会巴黎。她的父亲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是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1789年7月，他遭到免职的消息触发了攻占巴士底狱的行动。斯塔尔夫人很早便与一位瑞典贵族成婚，民族认同的相关问题令她兴致盎然。她尤其渴望探清，究竟是哪些制度与环境力量塑造了不同民族的特性。1805年以前，她对意大利的评价很低：她情感与知识的重心从未偏离欧洲北部。然而，西斯蒙迪的影响、在罗马邂逅的炽热爱情，以及对拿破仑的专制与无情（无论对她还是对半岛）的愤怒让她逐渐放下了偏见——至少在出版的文字中是如此。

但私底下，她在旅途中毫无耐心、居高临下的行为可谓北方游客的典型。事实上，她自己也在《柯丽娜》中塑造了轻浮市侩的法国莱弗耶伯爵，讽刺这种作风（“说起民族，我只喜欢英格兰人和法国人……仰慕那些杂草丛生的废墟，根本毫无必要……今天的欧洲，随便哪座纪念碑都比那几根破柱子和发黑的浮雕值钱……”）。 斯塔尔夫人匆匆游览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对大部分纪念建筑与艺术品不屑一顾。施莱格尔希望多走走看看，两人没有一刻停止争吵。当地知识分子令她心生厌烦，不论走到哪里，这些阿谀奉承的文人都以诗歌与散文向她致敬。她宣称，除温琴佐·蒙蒂外，没人值得交谈。罗马之行改变了一切。在那里，这位39岁的沙龙女主人、卢梭与自由爱情的热情拥护者遇到了英俊潇洒的佩德罗·德·索萨·奥尔斯坦（Dom Pedro de Sousa Holstein），意大利在她眼中瞬间变得美丽诱人。这名男子比斯塔尔夫人年轻15岁，后来成为葡萄牙首相。

1805年至1806年，拿破仑加大了对亚平宁半岛的专制统治力度，同一时期，斯塔尔夫人在瑞士与法国写成《柯丽娜》。这样的时代背景，加之西斯蒙迪在她意大利之行中孜孜不倦的引导，最终使小说中带有尖锐的政治寓意（拿破仑立即识破了这种寓意，盛怒之下，他再次禁止斯塔尔夫人进入巴黎）。但从表面上看，这部小说不过讲述了一个过分夸张的浪漫故事。内尔维尔（Nelvil）勋爵是一位年轻英俊又厌世的苏格兰贵族，他在意大利调养身体时遇到了柯丽娜，当时这位生性活泼、情感奔放的诗人正在卡匹托尔广场领受一项荣誉，仪式盛大而庄重。二人沉浸在爱河之中，一起周游意大利，欣赏那美丽的自然风光与艺术瑰宝。但内尔维尔已故的父亲曾希望他迎娶一位端庄娴静的英格兰女子，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不得不返回英格兰。柯丽娜悄悄跟随其后，认为内尔维尔是为了别的女人抛弃了自己，终日郁郁寡欢，失去了姣好的容貌与满腹才情，逐渐走向死亡；但在临死前，她与内尔维尔重逢，他解释自己从未停止爱她，只因误以为是她抛弃了自己才选择离开，他们最终重归于好。

然而，《柯丽娜》也包含大量的理性讨论。故事中的意象与剧情紧紧围绕着民族与民族性，展现在有识之士的对话之中［“民族性”（nationality）这个词语就出自斯塔尔夫人的圈子，《柯丽娜》是欧洲文学中首次使用该词］。 斯塔尔夫人希望以女主角的形象概括意大利的民族之魂（这是完整的意大利，而无涉地区间的分歧，从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到威尼斯，柯丽娜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立即受到各个阶层人士的热情招待）。她的体态与多梅尼基诺（Domenichino）笔下那性感的库迈女祭司（Cumaean Sibyls）相仿（“她头裹印度风情的包头巾，缠绕在乌黑的秀发间……手臂透着炫目的光辉；她高挑的、微微丰腴的身子……让人瞬间体会到青春与幸福的讯息；她的双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性格来看，她善于创造，聪慧而富有艺术气息，感情充沛而毫不做作。柯丽娜是意大利永恒的本质。但这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远非历史的现实，因为真实的意大利已在政治腐朽与分裂中走向道德衰败。卡斯特尔-福特（Castel-Forte）王子是当时意大利标志性的男子气概的典范，他说：

如果柯丽娜是意大利，那么她更多代表着阳光照耀下的意大利南部，慵懒而独有风情。内尔维尔则有着北方人的灵魂，理性而生来活跃，终年寒冷潮湿的雾气又催生出阴郁的内省气质。但作为盎格鲁与苏格兰混血儿，他同样也象征着斯塔尔夫人等人推崇的政治自由与顽强自治精神；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由于意大利共和国近期遭受的镇压而显得尤为关键——便是意大利与自由的联姻是如何达成的。美好的爱情表明意大利能在自由的土壤中茁壮生长（在内尔维尔抛弃她以后，柯丽娜逐渐枯萎而濒临死亡），剧情也暗示着意大利有潜力恢复往日的荣光（这两个原因让西斯蒙迪将柯丽娜视为“一个长久以来被所有人的忘恩负义伤害的民族的崇高抵抗”）。 但是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奴役，意大利男性被认为道德沦丧而且软弱无力，那么又该由谁来复兴意大利呢？

肯定不能是法国人，他们对意大利缺乏爱与同情；大概也不是英国人［开篇几章设定在纳尔逊将军的特拉法尔加海战胜利前后，斯塔尔夫人或许最初对英军抱有期待；部分英格兰自由派怀有浪漫的秉性，他们的确愿意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其中包括威廉·本廷克（William Bentinck）］。柯丽娜曾提到，自己之前的两个情人各有不足，他们一个是“尊贵的德意志贵族”，一个是罗马王子（很可能代表着中世纪的帝国与教皇）：前者空有一番蛮力而智力不足，也不愿在意大利生活；后者“与她品味一致，欣赏她的生活方式”，但缺乏保护她的力量。 如此一来，保护柯丽娜的责任自然而然落到了意大利男人的肩上（“柯丽娜的……双眸渴望着一位男性朋友的守护，无论多么强悍的女子都离不开这种守护）。 然而，他们要如何寻找到履行这项义务所必要的精神力与决心呢？

这个问题将在未来几年里一直困扰着意大利爱国者与外国的观察者。自15世纪末以来，它就已经成为敏锐的历史学者与哲学家们痛心焦虑的问题，西班牙、法国与德意志军队轮番征服半岛，丧国的屈辱让马基雅弗利等学者开始探寻这一切背后的症结，他们不禁要问，这片土地曾在古罗马时期培养出伟大的公民与战士，如今为何如此明显地缺乏公民美德和武德。他们倾向于将一切归咎于天主教。但若是如此，为什么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却高喊着“祖国万岁！”征服了近乎整个欧洲？斯塔尔夫人认为，意大利的溃败是由于专制的政体与外国侵略者的自私贪婪。正如柯丽娜对内尔维尔勋爵所说，当他因意大利男性的软弱与缺乏使命感而轻视他们时（就像斯塔尔夫人本人一样：她在旅行笔记中无情地批判意大利男性的“阴柔气质”）：

由此可见，她将意大利如今的堕落归因于几个世纪遭受的掠夺与分裂。但这一论点的问题在于，如果的确像斯塔尔夫人所说，“政府塑造了民族特性”， 那么腐朽堕落的民族又要从哪里获得挣脱专制暴政的道德基础呢？如果历史的偶然帮助意大利挣脱了枷锁（比如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又有什么可以在体制成功发挥教化作用前，阻止人民的邪恶将刚刚建立起的体制破坏殆尽？

这便是意大利爱国者——尤其是那些对民主深信不疑，信奉代议制政府与“民治、民享”的意大利的人奋力解决的另一难题。如何确保出席议会的代表不会反映出民众那难改的恶习与价值观呢？直到小说结尾，这个念头似乎仍然困扰着斯塔尔夫人。回到英格兰后，故国人民的尊严、秩序与繁荣强烈触动了内尔维尔勋爵，柯丽娜带给他的“诗情画意”最终让步于“对自由与道德的深刻情感”。此时，他对意大利只留下遗憾之情，那里容不下民意，也没有社会，“政治制度与社会状况都只反映出混乱、虚弱与无知”。 当然，小说始终寄希望于品德高尚的少数人，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教育意大利人，以文学为媒介规避审查（在引述了一段阿尔菲耶里的爱国诗篇后，柯丽娜表示，“我们的艺术品情感充沛，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品性得以匹配我们的艺术天赋”）。不过，斯塔尔夫人同样意识到，一种相似的因果循环已严重削弱了文字对意大利社会的影响。柯丽娜承认，几个世纪的奴役已导致意大利作家“不再渴望真理，甚至常常失去表达真理的可能性”，华丽的辞藻与修辞技巧已经取代了严肃的思考与真实的情感。

此后数十年间，意大利被拟人化为一个美丽女性——悲痛欲绝、寻求安慰的年轻母亲也好，必须谨防外国人抢夺（或复仇）的姐妹或未婚妻也罢，或者是像柯丽娜一样年轻性感，满腹诗情，渴望强大保护者怀抱的尤物——成为爱国主义文学与艺术最常见的主题，为民族救赎运动注入了强烈的性感召。这种性幻想与宗教热忱混合在一起，足以唤起一种巨大的力量，激励着年轻男子们以生命为代价筹划阴谋、构筑防御。1853年，托斯卡纳的民主派人士朱塞佩·蒙塔内利（Giuseppe Montanelli）在回忆年轻时对意大利统一理想的一腔热血时，曾描写了他与朋友们怎样从书中汲取了“对祖国的宗教般信仰”，意大利又怎样“成为我们心爱的母亲，这位母亲受困于枷锁，我们对意大利的爱就像孩子对母亲那样”：“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够拿起武器为拯救民族的事业而战，那将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另一位民主派领袖戈弗雷多·马梅利（Goredo Mameli）在1849年1月书写下被意大利背叛后的沮丧，其中肆意地使用性与宗教比喻：“意大利从坟墓中站了起来，美丽可人，以信仰为武装，身边围绕着无数情人。但许多人爱她，却让她手无缚鸡之力，许多人亲吻她，是为了犹大的30块银币。我们的可怜的祖国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6个月后，马梅利在保卫罗马抵抗法军的战争中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