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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1796—1799

拿破仑的到来

1796年5月15日星期日，正值五旬节，拿破仑·波拿巴胜利攻占米兰。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拿破仑率领一支装备简陋的3万人军队，闪电般打赢了一系列战役，从皮埃蒙特人与奥地利人手中夺下了整个意大利中北部。对于这片最新攻下的领土，拿破仑的具体意图尚不明确。人们在晚春的阳光下拥上街头，注视着法国军队占领米兰街头，巨大的不确定性想必让他们既恐惧又兴奋。在发动侵略前，法国当局宣布拿破仑此举旨在解放“意大利人民”，“斩断束缚他们的锁链”。拿破仑本人亦承诺将以海洋为界建立共和国，米兰会成为新的都城，永享“法兰西不变的友谊”。然而，一切不过是空头承诺。

衣衫褴褛的法军进入米兰之时，年迈的经济学家彼得罗·韦里（Pietro Verri）也在围观人群中。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场浩荡的改革运动席卷了多数意大利城邦，韦里曾是改革的主要引领者。同许多学者一样，面对缓慢的转变速度与挥霍无度的政府，韦里的幻想逐渐破灭，最终在1786年停止参与公众事务。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让他重新燃起希望。韦里从这群法国士兵身上感知到一种强大的能量，在他看来，这份能量根植在“民族”（nation）的归属感激发的自信之中，大大弥补了装备的匮乏与纪律的涣散：

韦里的朋友加斯帕罗·安焦利尼（Gasparo Angiolini）同样对攻占米兰的法国军队怀抱仰慕之情。安焦利尼是一名杰出的舞者及编舞师，1731年生于佛罗伦萨的戏剧世家。和同时代许多才华横溢的意大利艺术家一样，他在青年时代逃离家乡的陈腐束缚，到欧洲北部的宫廷里去碰运气。经过10年的游历，安焦利尼成为维也纳宫廷剧院的芭蕾舞团团长。在那里，他与杰出的歌剧作曲家克里斯托夫·维利巴尔德·冯·格鲁克（Christoph Willibald von Gluck）相遇，共同创造出一种戏剧性叙述风格——情节芭蕾（ballet d’action）。1766年，他前往圣彼得堡，接替奥地利著名编舞师弗朗茨·希尔菲丁（Franz Hilverding）在皇家剧院的职务。1778年，他功成名就，满载着荣誉与金钱回到祖国，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任编舞师。他的宅邸“马尔加恰塔”（Malgacciata）位于米兰市外，往来宾客皆为文化名流，包括诗人朱塞佩·帕里尼（Giuseppe Parini）、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等。

身在异国他乡，安焦利尼常与意大利其他城邦的同胞相伴，逐渐对构建于文化层面的伟大民族产生了强烈归属感。但他同样越发意识到，意大利已经失去了曾经在艺术领域的辉煌成就，被欧洲其他国家远远甩在了身后。这一观点在18世纪中期十分流行，意大利以及外国评论者们常常使用“沉睡”“苏醒”等修辞描述意大利的文艺形势。1752年，威尼斯杰出的哲学家与艺术评论家弗朗切斯科·阿尔加罗蒂（Francesco Algarotti）伯爵在柏林写道，意大利引领其他民族“睁开双眼”，脱离野蛮世界，但如今，意大利“正在小憩”。事态的发展让他陷入了哲学式的悲伤：“就让过去的成就抚慰我们的心灵吧……现在是其他民族主导的时代；但我们也曾做过主宰。”

阿尔加罗蒂式的无可奈何在当时并非罕见，但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意大利的受教育阶层开始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懊恼情绪。如果意大利正在沉睡，就必须将它唤醒；就算使用强制手段，也要让意大利追赶上其他国家的步伐。置身于圣彼得堡金碧辉煌的宫廷建筑中，加斯帕罗·安焦利尼［他的同乡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Bartolomeo Rastrelli）也在这座城市，这位建筑师为圣彼得堡设计修建了许多精美建筑，包括冬宫］也受到了这种积极奋进的新情绪的影响。他曾在一篇有名的批判文章中写道，当欧洲北部的舞蹈与戏剧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时，意大利的剧场却上演着劣质的节目，让曾经作为“一切学问的主导者”的意大利民族“蒙羞”、“受辱”，“每一个优秀的意大利人都为此失尽了颜面”。但他相信复兴即将到来：“在任何一个时代，意大利都会诞生契马布埃（Cimabues）……但丁、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伽利略一般的人物，以傲人的天资促进各个领域发展，重振人文艺术与科学。”

1796年拿破仑与法军的到来让安焦利尼热血沸腾。此前数十年里，他与意大利许多受教育人士一样，吸收了追求道德与物质进步的启蒙思想。在他们看来，无论对米兰还是对整个意大利来说，法国人的占领预示着自由与复兴的新时代。安焦利尼急切地展示自己对于革命秩序的热情，他在马尔加恰塔宅邸前打造了一棵奇特的“自由之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橡树，高高的枝丫上绑了一顶亮铜色的弗里吉亚帽，其下挂着两面巨帆，在风中猎猎招展。他在邻近村镇的广场上也设置了相似的“自由之树”，并将当地农民召集起来，宣讲这场重大的变革。而农民似乎只是感到极度困惑与愤怒。

此后三年，安焦利尼必然看到了米兰的勃勃生机——正如司汤达在小说《帕尔马修道院》中所写的那样，城市从“沉睡中醒来”，男人们的野心不再寄托于“当富贵人家的小姐出阁时，在粉红塔夫绸的小手绢上印上十四行诗”，而是全心全意为“本民族”服务。 尽管饱受痛风折磨，安焦利尼还是竭尽所能，为辅佐新政权而投入财富与超强的才干，一心将革命的福音传播给人民。他制作宣传册，将政治思想匆匆记在笔记本中，再印发给身边的友人。他还开始为修建国家剧院出力，而且也为当时广受欢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音乐剧《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梦》（The Dream of a Democrat）、《共和主义者与西尔维奥》（The Republican and Silvio）以及《真正的爱国者》（The True Patriot）的创作做出过贡献。但没过多久，这份浓烈的革命热情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796年的意大利并非一个国家，显然也不属于同一“民族”。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分崩离析，亚平宁半岛便持续为各路侵略者相继占领——匈人、哥特人、伦巴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霍亨斯陶芬王朝、阿拉贡人、安茹王朝——令这片土地的政治、文化与经济四分五裂。在中世纪，热那亚、米兰、维罗纳、帕多瓦、博洛尼亚、比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这些较为繁华的意大利城市曾反抗阿尔卑斯山北部德意志君主的名义主权，建立了自治的城邦。然而，城邦之间的恶战加深了彼此间的嫌隙，罗马教皇在意大利中心建立独立教皇国的野心进一步助长了分裂之势。16世纪，西班牙人鏖战数十年，最终在半岛大部分地区确立了最高统治权，又在18世纪初被奥地利取代。政治分裂根深蒂固，待到拿破仑进军之际，意大利仍分裂为各自独立的城邦——热那亚共和国、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威尼斯共和国、摩德纳公国、帕尔马公国、托斯卡纳大公国、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而米兰公国当时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

然而，法国大革命为“民族”（nation）、“祖国”（fatherland）注入了新鲜的意义与非凡的活力，使“意大利”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重要性有望增强。过去，意大利语中的“民族”（nazione）与“祖国”（patria）并没有固定用法（与其他地方一样），它们可以仅仅指代人们出生的地区或城市，或（更常见的用法）是代表似乎共享相同文化遗产的一群人。于是，“威尼斯民族”、“伦巴第民族”、“皮埃蒙特民族”、“那不勒斯民族”以及“西西里民族”的说法很常见。从18世纪早期开始，关于“意大利民族”的讨论日渐增多，但它仍主要指代文化上共享同一语言与文学的人们，并无要求意大利人舍弃对现存城邦之政治忠诚的意味。

一篇名为《意大利人的祖国》（Of the fatherland of the Italians）的文章中有关意大利民族的论述颇具代表性。该文章于1765年刊登于彼得罗·韦里主编的期刊《咖啡馆》（Il Cafè），其中记述了一场想象中的谈话：一位陌生顾客走进米兰的咖啡馆，人家问他是不是“外国人”。那位顾客回答说自己是意大利人，“而且在意大利的土地上，意大利人从来不是外国人”。可人家却不买他的账，表示意大利的“人们都习惯将所有不生于本城城墙内的人称作外国人”。陌生客人继续争辩说，意大利自罗马时代已成为一个民族，但正是由于意大利人不能包容彼此间的分歧，不能认识到彼此同属一个祖国，半岛的进步事业才遭遇如此磨难。但是，他也对文化与政治层面的爱国主义做出了明确区分：虽然意大利人必须一同努力，在科学与文艺领域增添“民族荣耀”，但他们依然有义务遵从本城邦的法律。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改变了这一条件。以彼得罗·韦里为代表、自称“爱国者”的意大利人密切关注着法国的事态，他们开始思考“意大利民族”是否也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单元。托斯卡纳青年菲利波·博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该思想路线的领军人物，他是米开朗琪罗的远亲后代。博纳罗蒂抱有“雅各宾派”的激进民主式革命观点，担心法国政府并非希望“解放”半岛，而是旨在实现一种征服。为预先消除这种危险，他敦促意大利爱国者们抢在法国军队之前，以“意大利的自由”之名策划暴动：

1796年5月，在拿破仑抵达米兰前不久，博纳罗蒂因参与“平等会”（Equals）推翻巴黎政府的密谋而被捕。然而，意大利应组成一个国家的观点却在爱国者中间持续发酵，在无数报纸、宣传册上，在政治社团中得到公开宣扬，这些社团在法国军队节节胜利后在意大利北部大量出现。拿破仑对这类言论加以鼓励，尽管私下对意大利统一极度怀疑——1794年他向一位高级外交官表示“这个想法很美好”，但他看不到皮埃蒙特人、伦巴第人、热那亚人、罗马人与那不勒斯人成为“同一民族” 的可能性——但在公开场合，他曾表达对“布鲁图和西庇阿后裔”的敬意与爱慕，希望意大利人民能在遭受了几个世纪的奴役后，从迟钝与麻木中重新站起来。

1796年9月，米兰的法国当局举办了一场征文大赛，题目为：“何种形式的自由政体最有益于意大利的福祉？”几乎可以肯定，比赛的策划人正是拿破仑。令人注目的是，这场征文大赛公开讨论的许多主题后来主宰了有关意大利统一的争论，在意大利国家建成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受到关注。大赛组委会认为这些论文应当起到教育目的：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人因受独裁政治压迫而愚昧无知，这正是他们直至当时未能表现出赢取自由所需的“能量迹象”的原因。有识之士们于是受邀向“人民”展现自由平等的理想，告诉人们这些原则会带来怎样的益处，并追忆意大利古老的荣耀。参赛作品所用语言包括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奖品为价值200泽基尼的金奖杯。

在组委会收到的57篇参赛文章中，大部分作品声称意大利应建立起像法国一样的统一共和国。优胜者是来自皮亚琴察的年轻哲学家梅尔基奥雷·焦亚（Melchiorre Gioia），他提出意大利几个世纪以来未能获得自由，其主要原因不是人们常说的气候问题（著名法国作家孟德斯鸠曾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炎热的气候会诱发人们的懒惰与奴性，而寒冷带来能量与独立精神），而是政治分裂。而因为意大利缺乏历史统一性，所以中央集权制比联邦制政体更为适宜。意大利人的民族特性“较弱”，容易陷入争吵。若国家保持割裂状态，人们将为地方领导权征战不止，制造“无尽的残暴动乱”。与此同时，外国敌对势力也会“乐见派系斗争与民族仇恨的加深”，伺机发动侵略。随着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意大利人之间将萌生出手足之情，不会再有“西西里人、佛罗伦萨人或都灵人，唯有意大利人与人类同胞”。

但并非所有参赛文章都如此充满信心。在一位威尼斯作家看来，意大利历史中的分裂倾向可谓根深蒂固，新生的统一共和国的民主政府必须辛苦努力，才能将意大利人融合成拥有“民族精神与特性”的“单一民族”。理性将是教育的主要工具，首都需选址于半岛中部，同美国一样，新首都应是为此目的专门规划设计而成的，其行政区划应建立在理性而非历史原则上，从而避免各地区在此问题上产生不平情绪。地方首府应由竞选产生以避免争执，各地公共建筑应遵照标准样式修建，规模相当。通过这种方式，意大利人才能逐渐舍弃陈腐的旧习惯，重新成为“公民”，视祖国高于一切。

参赛者们大多赞同，意大利若要克服历史上的分裂，增强国力抵御外国入侵，建立统一共和国是最佳方案。不过，仍有小部分人认为该提议不切实际。皮埃蒙特的民主派人士乔瓦尼·兰扎（Giovanni Ranza）曾是一名神父，他认为地区间的差异过于显著，统一或许是通往成功的机会，但也可能只是对“永动机与哲人石”的追寻。他提议建立由11个州组成的联邦共和国，国民议会设在比萨（并在此修建纪念碑，献给“我们的母亲”法兰西共和国）。 其他支持联邦制的作者认为，南北气候差异以及山地平原间的地形分隔造就了居民的不同特质，南方人敏捷活泼，更有“希腊”精神，而北方人更接近沉静清醒的“日耳曼人”。“生活富足的伦巴第人性情直率，他们不必与狡黠的热那亚人以及聪慧的托斯卡纳人共用同一部法律。又有哪个利古里亚或威尼斯蠢蛋会对那不勒斯的贵族高看一眼呢？”

许多文章突出探讨了意大利民族特质这一问题，多数作者认为意大利已变得腐朽衰败，曾经创造出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自由城邦的美德而今荡然无存。梅尔基奥雷·焦亚等人相信，自由的良药足以净化意大利人堕落的罪行，其他作者则声称还需要其他条件。有人提出，意大利需要一场“充满活力的公共教育运动”，让人们充分认识到独裁政治与罗马天主教造成的破坏，只有这样，意大利人才能从惰性中苏醒，恢复曾助其成为世界领袖的“血性与自由”。公共教育的范围相当宽广：各类社团、协会、报刊、学校、法律、公共仪式、戏剧、诗歌与音乐都可以成为宣扬意大利的爱国之情的渠道。

米兰举办的这场以探讨意大利政体为主题的大赛，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大多数参赛者选择了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参照模型。除了普遍认同意大利人经受了多年分裂之痛，需要接受民主与自由教育以外，作者们几乎没有讨论究竟什么才是意大利民族，就连意大利的地理范围都模糊不清。部分作者似乎不假思索地将意大利等同于“伦巴第国家”，认为新成立的共和国应仅限于北方地区，而其他作者则将整个亚平宁半岛归入意大利领土范围，但西西里岛被排除在外。至少有一名作者希望将科西嘉岛、马耳他岛以及瑞士的意大利语区也囊括在内。尽管如此，征文比赛暗含这样的假设：意大利是一个民族。这一点将在之后几年中成为强大的驱动力，激发了受教育者们进一步反思与辩论。

拿破仑从米兰率兵朝东南进发，于1796年夏季至初秋占领了博洛尼亚、费拉拉、摩德纳、雷焦（Reggio）和教皇国北部辖地。此后数月中，年轻的将军开始立宪实验——这是意大利在拿破仑时代经历的一系列政治改造中的第一项。12月，来自博洛尼亚、费拉拉、摩德纳和雷焦的代表召开议会，骄傲地宣布奇斯帕达纳共和国（Cispadane Republic）成立（“同一民族，同一家庭”）。新共和国选定白、绿、红三色旗（横条旗，竖条旗到1805年才被采用）为国旗，举行选举并起草宪法，但它在1797年5月被拿破仑废除，被奇萨尔皮尼共和国（Cisalpine Republic）取代，新国家包括了伦巴第、雷焦、摩德纳、马萨（Massa）和卡拉拉（Carrara）。同时，利古里亚共和国取代了曾经的热那亚共和国。

法国政府对待意大利的态度异常矛盾。尽管将自由挂在嘴边，法国入侵意大利北部的真正目的赤裸而务实：作为对欧洲北部主战场的战略延伸，征服意大利是为了法国在与奥地利谈判时有更多筹码，促使奥地利讲和并认同莱茵河边界。至于亚平宁半岛的统一，根本不在计划范围内。事实上，统一的意大利只会对法国产生威胁，最好的方案就是使其在法国的控制下保持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讲，拿破仑的确曾以意大利为跳板谋求个人成就：正如高卢之于恺撒，意大利是拿破仑追逐政治事业的权力根基，为此，他不惜讨好意大利爱国者，玩一场远超巴黎上层预期的民族游戏。即便如此，他对意大利统一也没有真正兴趣。

“解放”带来的高昂物质代价很快清晰可见，法国政府濒临破产，巴黎对意大利张开了血盆大口。1796年5月，拿破仑接到命令：“不要在意大利留下任何我国政治形势允许你带走的和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米兰被要求立即赔偿2 000万法郎，摩德纳是750万，帕尔马则是200万。大量马匹、骡子、公牛和谷物也在征收范围内。当教皇在6月签下停战协议时，他面对的是一笔2 100万里拉的赔款账单，且要以金锭、银锭、硬币与军用物资的形式支付。据估计，在1796年底之前，意大利领土内遭到掠夺的财富价值约达5 800万法郎（包括金钱和物品），而劫掠行径在之后两年间毫无减少的迹象。

对于受过教育的精英而言，最令人愤慨的是法国对艺术品的抢夺。这场劫掠的主导者依然是巴黎政府，拿破仑被告知法国人民不仅需要“军事战利品的荣耀”，还应得到“优质艺术品魅力的安抚”。 在米兰，法国人掠走了教堂与修道院中的画作、安布洛其亚图书馆中的13卷达·芬奇手稿（只有一卷在1816年被归还），以及彼特拉克注解的维吉尔作品手抄本。根据停战协议，摩德纳与帕尔马的公爵各自应向拿破仑奉上20幅画作，教皇更是需要赔偿100件艺术品与500份手稿。 拉斐尔、柯勒乔、提香，以及卡拉齐兄弟的作品连带着自由事业的荣光，统统被打包运回了巴黎。

威尼斯经受的创伤尤其惨烈。1797年5月，法国军队以一艘驶进了潟湖的法方船只的遭遇为借口，占领威尼斯，结束了这座城市上千年的独立。法国对威尼斯的掠夺旷日持久，甚至在10月拿破仑根据《坎波福尔米奥条约》（Treaty of Campoformio）将威尼斯交给奥地利后依然持续。圣乔瓦尼与保罗（San Giovanni e Paolo）、耶稣会（Gesuiti）、菜园圣母（Madonna dell’Orto）、圣扎卡里亚（San Zaccaria）等教堂以及总督府遭到洗劫，丁托列托、贝利尼、提香、帕里斯·博尔多内等名家的作品被搬运一空。在众多掠夺品中，最珍贵的是委罗内塞的两幅巨幅油画——圣塞巴斯蒂亚诺教堂的《利未家的宴会》（Feast of Levi）和圣乔治·马焦雷教堂食堂中的《迦拿的婚宴》（Wedding Feast at Cana）——后者目前收藏在卢浮宫。除此以外，几百件稀有书籍、雕塑、手稿、印刷品与地图亦未能幸免。最强烈的羞辱当数圣马可教堂四匹铜马的丧失。它们在教堂门上屹立了600年之久，是威尼斯曾经辉煌的最高象征，却在1797年12月7日被卸下送往巴黎，先后用于装饰杜伊勒里宫和卡鲁塞尔凯旋门。

随着威尼斯在《坎波福尔米奥条约》中被划归奥地利，众多意大利爱国者收回了对拿破仑的信任。愤怒的人群中，有一位来自威尼斯古老世家的19岁青年乌戈·福斯科洛（Ugo Foscolo），他是一名颇具天赋却有些矫揉造作的作家。他与同代人一样曾为法军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于1797年春离开威尼斯，应征加入拿破仑的军队。同年5月，他写下颂歌《致解放者波拿巴》，献给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的中心城市雷焦。他赞颂雷焦的市民们率先将“昏昏欲睡的意大利”唤醒，还以激情澎湃的玄奥诗词抒发了对自由意大利的期盼（“意大利，意大利，伴随超脱尘世的圣光/黎明回归地平线/迎来永恒的白昼”）。诗歌中蕴含着模糊的渴望，却也暗透出对重生机会的病态悲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将是浪漫民族主义的主旋律。

当《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入福斯科洛耳中时，这位诗人的反应极富戏剧性：“［他］发出骇人的哀号，狂乱地挥舞着双手，将匕首插进讲台［当时他在发表演讲］，发誓将亲手捅穿背信弃义的波拿巴的心脏。” 后来，他似乎没有打算履行誓言，而是将愤怒抒发在创作中，成就了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极具影响力的著作。《雅各布·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The Last Letters of Jacopo Ortis）出版于1802年，讲述了威尼斯对奥投降后，一名当地年轻人被迫逃离故土的故事。他逃往尤佳宁（Euganean）山区，爱上了一个名叫特蕾莎的女孩，但女孩已与一位侯爵定下了婚事。深受情伤与丧国（既指威尼斯也指意大利）之痛，年轻人再次远行寻求慰藉。但不论意大利的壮美风景还是昔日荣光的遗迹，都不足以抚慰他的心灵，它们无一不在提醒他，意大利正遭受外国的支配，就如特蕾莎一般失去了自由。两年后他回到家中，发现特蕾莎已嫁为人妻，遂自杀。

福斯科洛笔下悲壮的浪漫主义男主角为许多意大利爱国者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遭遇放逐后经历的一切苦难与自我牺牲如今都笼罩在崇高的光辉中。这种放逐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情感上的：“意大利土地上的所有意大利人都经受着放逐。” 此外，性渴望与意大利遭受的奴役之间的联系，成为随后几年里民族事业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那些梦想在斗争中实现自我的浪漫主义青年来说。他们幻想意大利是被蹂躏的母亲、姐姐、妹妹，或未婚妻——必须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为挽回她的清誉而复仇。然而，正如小说没有指明特蕾莎与祖国的真正含义，意大利民族运动也终将（相当危险地）陷入目标不明的境地：为意大利而奋斗的人们永远不会满足。意大利只会是一种在物质或道德层面不断被重塑的理想。

还有一位重要作家也对法国深感失望，与福斯科洛一样，他也在塑造意大利民族的文化因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托里奥·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伯爵1749年生于皮埃蒙特，在投身文学创作之前，他曾周游欧洲，尽享赛马与女人的乐趣。与当时许多意大利流亡者一样，国外的生活让他在文化层面体会到强烈的爱国情怀。作为皮埃蒙特贵族，他从小日常交流与写作用的语言是法语；而在阿尔菲耶里看来，语言是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1776年他前往托斯卡纳为自己“去法语化”（用他本人的话说），为前往意大利语发源地的爱国朝圣之旅开创了先河。50年后，著名小说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也踏上了这一旅程。阿尔菲耶里自此致力于戏剧创作，一系列悲剧作品大获成功。这些悲剧大多依托于古典主题，以反抗压迫与独裁、为自由奋斗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主题。

阿尔菲耶里的著作亦往往歌颂男性气概，部分原因在于他从法式礼节中看到了一种软弱的世界主义，对此感到憎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将意大利人从颓丧中唤醒，拾回意大利语族人民那原始甚至野蛮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曾孕育出斯凯沃拉、布鲁图、格拉古兄弟，乃至古罗马的辉煌。阿尔菲耶里认为作家的义务在于激励人民：他将民族复兴的先知诗人这一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位居福斯科洛、乔苏埃·卡尔杜齐、加布里埃尔·邓南遮等人的行列之首——将“沸腾的热情……对伟大征程与荣耀的无尽渴求”注入“人们的心中”。 他相信意大利的使命是引领世界走出腐朽与堕落，迎来自由的新纪元。

阿尔菲耶里与他的情妇奥尔巴尼女伯爵路易丝在巴黎定居，这位夫人的丈夫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英俊王子查理”）是一位酗酒成性的浪荡子。初到巴黎，阿尔菲耶里对法国大革命满怀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恐怖统治抹杀了他的激情。1792年，他从法国首都逃回意大利，在佛罗伦萨度过了六年时光。他谴责法国的霸权野心，煽动意大利人对“这些翻山越岭而来的野蛮人”的仇恨之情。 阿尔菲耶里的怒火是发自内心的——尤其在1796年拿破仑入侵以后——却并非没有企图。他相信，只要意大利人民团结一心、淡化分歧，他们的民族终将再创辉煌成就。而拥有共同的敌人是最有效、动员性最强的民族黏合剂。正如他死后面世的诗歌《憎恶高卢》（Il Misogallo）中所写：

阿尔菲耶里传达的并非思想，而是情绪与道德感，但这反而使他对未来几代人的影响更为深远。文学评论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提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意大利统一后曾出任教育大臣，其间他热情地拥护使意大利民族放下分歧、实现精神统一的理想。在他眼中，阿尔菲耶里如同“一尊孤独的巨型雕像，晃动着手指苦心训诫”。 阿尔菲耶里希望通过教育让意大利人明白他们拥有共同的祖国，明白他们应齐心协力地爱护与保卫它。而曾经光辉的过去应将他们从懒惰中唤醒，驱使他们奋力挣脱外国统治的枷锁。他寻求一种“强烈的感情”与“男子气概”，在《憎恶高卢》的终篇写下预言：“复兴的意大利民族［将］勇赴沙场，击败法兰西，从此不再怯懦地躲在别国身后。”

然而，福斯科洛和阿尔菲耶里的爱国主义劝告无法轻易消除历史遗留的问题。拿破仑的到来与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统治的崩塌如同打开了泄洪闸门，古老的地方争端集中爆发。波河谷地的城市一经解放便派遣代表团前往巴黎，以独立共和国的身份申请兼并更多领土。米兰的胃口尤其大，欲将热那亚、曼托瓦、威尼斯内陆，甚至整个威尼斯与达尔马提亚都收入囊中。摩德纳希望吞并费拉拉，费拉拉又打着琴托（Cento）和皮耶韦（Pieve）的主意。而相比于博洛尼亚，费拉拉更希望被米兰统治。博洛尼亚垂涎罗马涅、费拉拉和安科纳；安科纳想要马尔凯，愿望落空后转而申请并入奇萨尔皮尼共和国——只求不再落入罗马的统治之下。讽刺的是，此时的地方自治主义又成了意大利统一的助燃剂：布雷西亚和雷焦将统一视为摆脱威尼斯及摩德纳恶劣统治的手段。

愈演愈烈的争端给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政府的统治带来了严重阻碍，仿佛嘲笑着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意大利民族的呼声。无论从性情还是教育背景来看，拿破仑都是一个坚定的中央集权信奉者。面对意大利城邦间无休止的争端，他深感沮丧，并悲伤地评论说，巴黎是法国的绝对中心，而在意大利，米兰要与博洛尼亚、帕维亚、帕多瓦和威尼斯同台竞争。 拿破仑曾试图兼顾各方利益，却鲜有成效。他在1797年及几年之后都试图依照法国模式建立一个国家研究院，选址在博洛尼亚，以此作为定都米兰的补偿，但在米兰的坚决反对下，计划未能实现。（1810年，各方达成了最终解决方案。皇家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院定址米兰，而博洛尼亚、帕多瓦、维罗纳和威尼斯分设了四个附属部门，定期举办学术研讨。）

这些争端不仅源于地区自豪感与历史记忆，更是出于对就业、交易和税收的功利主义考量。1796年在征文大赛中获奖的梅尔基奥雷·焦亚之所以拥护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正是出于结束地方与宗派纷争的愿望。但在1798年他失望地发现，奇萨尔皮尼共和国深陷于财政抵制，并因围绕公共项目承包安排和国家机构选址的纷争而裹足不前。

但是，城市纷争造成的破坏远比不上城市与乡村间的分裂。18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农民偶尔会表达其对税收、过高的食品价格，或封建负担的不满，他们的想法由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渗透而来（“什么付款，什么税，什么宫廷！我们要像法国人那样！”1793年12月，一群愤怒的暴民在意大利南部小镇的广场上高声疾呼，地方议会正在商讨如何征收上交国王的公共税收）； 但总体而言，意大利的农民往往全盘接受教会宣扬的观点，将法国大革命视为不信上帝者的猖獗恶行（还把这场革命和来自国家的各种征收与更繁重的任务，尤其是兵役联系起来）。司汤达对1796年那种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大多出于想象——法国士兵们站在农舍前“为农妇摇晃着襁褓中的婴孩”，与当地姑娘们跳起“莫非林那舞”（monferrina）与“萨尔塔列洛舞”（saltarello）。 而现实是，当拿破仑军队挺进北方的农村时，他们遇到的是恐惧，有时甚至是猛烈的反抗。

农民的恐惧与愤怒在狂烈的宗教热忱中得到宣泄，罗马涅与马尔凯的神父召集民众进行公开祈祷，祈求神的怜悯，击退那些进攻教皇国的渎神“野兽”，前往洛雷托圣殿（Holy House at Loreto）朝圣的教徒源源不断。在安科纳，有人声称见到画中圣母马利亚的眼睛眨了一下。消息快速传开，马尔凯各地民众纷纷拥进教堂，奇迹一次又一次展现在狂喜的人群面前。诸如圣山镇教堂的钟声在午夜响起而钟楼里空无一人，圣地中病人奇迹般痊愈的故事频频传来。“那段日子里，不论罗马还是教皇国的其他地方都有不少声称看到神迹的传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诗人贾科莫·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的父亲记述道，“神迹的图像被大量印发，相关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出现，许多明智之人都信以为真。”

在许多地方，人们对法国人的敌意已演化为暴力行动。1796年5月，约5 000名农民与工匠冲进帕维亚，击溃了驻守部队。一个月后，在卢戈（Lugo），主保圣人圣伊拉罗（Saint Illaro）的银制圣骨匣被法国人劫走，引发惨烈暴动，暴徒割下法国士兵的头颅游街示众。 1797年4月，维罗纳爆发了持续5天的恶性街头斗殴事件，伴随着“圣马可万岁！圣马可万岁！”的吼声，约200名法国士兵被杀。在暴力中扮演领导角色的往往是神职人员。在法军残忍镇压维罗纳起义时，一位名为路易吉·弗兰齐尼（Luigi Franzini）的神父遭到逮捕并被枪毙。他曾在布道中激励维罗纳人杀死“那些野蛮人”（“让他们的血成为我们救赎的标志，因为没有自由可以不经流血而得到保障”），这些讲稿在他的家中被发现。

部分最严重的流血事件发生在意大利中部。为巩固在意大利的地位，降低南部势力进攻奇萨尔皮尼共和国的可能性，法国政府于1798年1月决定进军教皇国。当贝尔蒂埃参谋长率领的法军到达“永恒之城”罗马的外围时，几百名罗马爱国者正聚集在古罗马广场的遗址上，宣告共和国成立。而后他们登上卡匹托尔山，栽下自由之树，让白、红、黑三色的共和国新旗帜在空中飘扬。攻占罗马城后，贝尔蒂埃参谋长在卡匹托尔广场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引经据典的演说，劝诫罗马人重振过去的辉煌。民众做出了迅猛的回应，教皇的仓皇逃离与赋予犹太人平等公民权的法案将他们激怒，特拉斯提弗列区的起义者们高喊起“圣母万岁，教皇万岁”的口号。这场起义被法军无情镇压，之后几个月里，相似的起义（与同样残忍的镇压）在罗马以外的城市中不断上演。约5 000名农民围攻翁布里亚的卡斯泰洛城（Castello），屠杀了约300名驻守士兵，其中大多为法国人。

那不勒斯共和国，1799

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最悬殊的意大利南部见证了最恐怖的暴行。法军攻占罗马后，那不勒斯王国与法国的关系急剧恶化。1798年5月，国王斐迪南四世与奥地利签署协议，为发动战争做准备。8月1日，法国舰队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被纳尔逊击溃，激起了那不勒斯宫廷上下一片欢呼（“啊，勇敢的纳尔逊，伟大的胜者，意大利的拯救者”，玛丽亚·卡罗琳娜王后不断呼喊着）。9月22日纳尔逊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中登陆那不勒斯，国王出海几千米与“我们的解放者”握手致意，岸边的乐队奏响了《统治吧，不列颠》与《英雄今日得胜归》。纳尔逊与年迈的英国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夫妇同住，大使年轻貌美的妻子艾玛为他准备了柔软的枕头与驴奶沐浴。

11月23日，那不勒斯军队在奥地利将军马克（Mack，不讲意大利语）的带领下向罗马共和国发起进攻，并成功击退法军。11月29日，斐迪南四世骄傲地策马进入罗马，居住在法尔内塞宫内，发布请回教皇的声明。但他的胜利十分短暂，马克将军的失策使法军将领尚皮奥内（Championnet）手下的一小撮士兵得以重组反击，那不勒斯军队最终不得不舍弃罗马。约1万人锒铛入狱，其余士兵在混乱中逃散而去。尚皮奥内向南打到卡普阿，那不勒斯宫廷惊慌失措，国王与王后同纳尔逊一道趁12月21日夜间秘密逃离那不勒斯，乘船躲到巴勒莫。彼时，那不勒斯城居住着40万人，是意大利规模最大的城市。

王室出逃后，这座城市岌岌可危，即将滑入无政府的混乱深渊。这是一座天堂与地狱并存的城市，富有的贵族们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城市宫殿，流连于皇宫和圣卡罗歌剧院之间。然而，除了主要由律师组成的少数中产阶级外，其余的民众大多是勉强度日的穷苦百姓，靠各式各样的手段维持生存，其中不乏心灵手巧的手艺人。这些百姓被统称为“流浪者”（lazzari或lazzaroni），该词可能出自那句老话“像拉撒路一样赤裸”。 在外人看来，这些流浪者唤起的恐怖与唤起的敬意相当，“他们是令人作呕的暴民、大地上可怕的毒瘤”，1799年夏尔·德·布罗斯（Charles de Brosses）在其著名的书信体游记中写道；“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斯塔尔夫人在1807年的小说《科琳娜，或意大利》（Corinne, or Italy）中写道。 这群人有着强烈的集体认同，几乎发自肺腑地信奉着国王与教会——当然，那不勒斯的主保圣人圣真纳罗（San Gennaro）是他们信仰的核心，他的血液保存在教堂的两个小玻璃瓶中，每年会奇迹般液化两次以示恩惠。

1月中旬，停战协议签署的消息传来，马克将军同意将王国的一半领土移交法国。流浪者们愤怒地涌上街头，占领城市堡垒并释放囚犯，对任何可能支持雅各宾派的人一律捕杀。而与此同时，另一群“爱国者”宣布组成“委员会”，帮助法国顺利进军，品性高尚的记者兼诗人埃莉诺拉·丰塞卡·皮门特尔（Eleanora Fonseca Pimentel）也在此行列。城市日渐混乱，斐迪南四世在那不勒斯的代理人皮尼亚泰利王子（Prince Pignatelli）出逃西西里，而马克将军干脆寻求法国人的庇护。只有当那不勒斯年迈的枢机主教下令鸣钟，带着盛放圣真纳罗鲜血的玻璃瓶游行穿过城市中心的时候，人们才会短暂地恢复平静，虔诚地跪地祷告。

1月21日，一面黄、红、蓝三色旗在圣埃莫堡上空升起，四声礼炮炸响后，那不勒斯共和国宣告成立。法军进入城市后遭到人民的愤怒抵制。整整两天里，流浪者们发动了一场放火抢劫、肆意杀戮的狂欢。圣埃莫堡的爱国者们猛烈炮轰街道以支援法军。1月23日傍晚，尚皮奥内将军取得了城市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下令称凡放下武器者皆免受惩处。次日，他前往大教堂进一步表达和解的诚意。教堂里，大主教安排咏唱赞美诗以感恩上帝，此时圣真纳罗的血液不符合常态地提前液化，为法军的最终胜利一锤定音。

然而，法军指导下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始终没能赢得民心。新政府成员多是律师、神职人员、作家，以及希腊语和植物学教授，他们首要关注的是如何终结封建制度。1月底，一项新颁布的法律废除了限定继承权与长子继承制，但立法工作在封建制度的关键问题上陷入了僵局，对土地应收归国家还是交还贵族无法达成共识。4月最终通过了一项法律，但为时已晚。高税收也是造成民众不满的原因，财政负担大多落在了农民身上。没过多久，在广大乡村居民的心中，那不勒斯共和国已经成了地主利益的同义词，古老的阶级仇恨也刺激着对新政权的反抗。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的一首反抗歌曲这样唱道：“鼓声擂响/贫苦的人们揭竿而起。钟声鸣起/小人物们永垂不朽/琴声传来/雅各宾派必将灭亡！”

共和国的领袖们相信教育是赢得民心的法宝，宪法草案声明每个公民都有义务“照亮并教导他人”，并规定每个区设立特别委员会，监控并纠正人民的行为。 以教育为己任的报纸与刊物在几个月内激增，其中爱国者埃莉诺拉·丰塞卡·皮门特尔主编的《那不勒斯监察报》（Monitore napolitano）最为著名。她敏锐地认识到未受教育的“平民”（pleb）与国家间的鸿沟，呼吁用那不勒斯方言进行宣传演讲，“让公民教育触及那些只会讲方言的人”，并利用木偶戏等民间娱乐形式宣扬共和理念。她表示，民众之所以不信任爱国者，“是出于不理解”。“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建立，将目不识丁的穷人改造为负责任的“人民”。

正当共和国努力寻求民众支持之时，玛丽亚·卡罗琳娜王后与她的情人——首席大臣约翰·阿克顿（John Acton）——开始策划从西西里返回那不勒斯夺回政权。斐迪南四世正沉迷于狩猎享乐，却也欣然加入了这项计划。他们推举枢机主教法布里齐奥·鲁福（Fabrizio Rufo）为反对革命的军队领导人，他是玛丽亚·卡罗琳娜与阿克顿的密友，以勇猛（和桃色绯闻）闻名。2月初，在一小队支持者的护送下，鲁福于卡拉布里亚南部登陆，他的封建庄园就坐落在那里。鲁福向“勇敢无畏的卡拉布里亚人”宣告，他们应该团结“在我们可敬君王的圣十字战旗下”，为教皇和“宗教、国王与祖国受到的侮辱”报仇雪恨，除掉那些想“剥夺我们的神圣信仰、摧毁《福音书》中的神圣道德、掠夺我们的财产、侮辱我们的女人”的“阴谋派系”。

在鲁福北行至那不勒斯的途中，志愿从军者蜂拥而至。他向人们承诺，但凡为他而战的人都有权享有“爱国者的财物……那些曾公开与他们对抗的城镇与土地现在任由他们掠夺”。 这一点鲁福说到做到。在科特罗内伊（Cotrone），32名法国驻守士兵的投降未能阻挡袭击，城镇在两天里被洗劫一空，城中居民无论男女，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皆难逃被屠杀。当时的历史学者彼得罗·科莱塔（Pietro Colletta）记述道：“［第三天］清晨，城中建起了一座装饰着十字架的宏伟圣坛，随军神父为神圣信仰军团举行弥撒后，身着华丽紫袍的枢机主教对前两日的战绩表示赞许。他宽恕了激战中的罪孽，将手臂举向空中画出十字，为追随者们祈祷。”

国王在后方持续怂恿鲁福（“你对那些背叛我的人如此仁慈，这让我很伤心”，他在3月28日的信中写道），“基督教军队”途经的其他城镇亦难逃与科特罗内伊相同的命运。鲁福的军队尽是匪徒与逃犯，一路受到西南海岸英俄巡逻战舰的保护，最终于6月13日抵达那不勒斯外围，当天正是帕多瓦圣安东尼的纪念日。至此，队伍规模已达4万人。在一场露天弥撒中，鲁福将他们置于圣安东尼的庇护之下——圣真纳罗已经失去价值，他的血液已为法国人液化——翌日，军团正式向城市发起入侵。

战事残忍至极，即使1月的屠杀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场持续了整整两个星期的灾难都深深铭刻在集体记忆之中。那不勒斯的流浪者们加入这场暴行，与卡拉布里亚人一同呼喊着“国王万岁”上街游荡，砍倒“自由之树”，劫掠、烧毁富人的房屋，抢劫教堂和修道院，滥杀一切看起来像是拥护共和国的人。许多共和派戴上假辫子，试图掩盖自己随性的“雅各宾派”发型，却只是徒劳。“想要发现雅各宾/只需背后抓辫子/辫子一拽就脱落/此人定是共和贼”，一首打油诗这样唱道。 身首分离的尸体与残肢堆满街头，日记作者卡洛·德·尼古拉（Carlo De Nicola）感到无尽的恐惧与恶心。7月2日，两名雅各宾派分子被施以火刑，愤怒的暴民们将烧焦的尸体切成条吞下肚去，“就连孩子”也分食了人肉。“这座城市沦为食人魔的屠宰场。”

鲁福已尽其所能防止大屠杀恶化，他与仍然坚守在堡垒里的法国人和共和派守军达成协议，却遭到了纳尔逊的无情反驳。纳尔逊于6月24日随英国舰队到达那不勒斯湾，他宣称鲁福的协议无效，并立即在自己的船上绞杀了一名反对者，并在未经基督教葬礼的情况下抛尸大海，亲自表明对待敌人无须怜悯。国王和王后同样一心复仇。7月10日斐迪南回到首都，狂喜的人群欢呼着：“我们想见天父！”随后数月，几十名爱国者受到揭发，均被处以绞刑或斩首。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例如那不勒斯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多梅尼科·奇里洛（Domenico Cirillo），他是林奈的好友，同时也是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埃莉诺拉·丰塞卡·皮门特尔也在其中，她于8月20日走向绞刑架时，身着合体的棕色半裙，口中念着维吉尔的诗句：“说不定哪天这些事情也能带来欢乐。”围观的民众无法领会这文辞的深意，在她被绞死的一刻大声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