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招：话说一半，点到为止

只讲表面现象，不做实质结论。“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似隐却露，故做弦外之音。关键性的内容，言者并不明言，但却有意做出强烈的暗示，使闻者不难从中领悟辨识话中之“话”，弦外之“音”，自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此种手段的“妙处”在于：言者未曾明言，便可不承担明言的责任；言者未做结论，便无强加于人之嫌；然而，言者所要表达的关键内容却尽为闻者所知，其目的已然达到。

中国古代历史上，拨弄“弦外之音”者大有人在。唐玄宗在位期间，曾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之争。受宠的武惠妃极力构陷太子李成，企图以自己的亲生儿子取而代之。唐玄宗听信了谗言，召集宰相会议，打算废掉太子。正直的宰相张九龄，从稳定政局和维护礼法的角度出发，公开反对更储，并明确表示：“陛下必欲为此，臣不敢奉诏”。同时在位的奸相李林甫，却另有一番表现。他当众“无所言”，不发表任何意见，退朝之后却暗地里透过宦官转告玄宗说：“此主上家事，何必问外人？”此番话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更储问题做出明确的表态，但其所暗示的弦外之音却是十分明显的：既间接表明了李林甫迎合玄宗和武惠妃赞同废掉太子的态度，同时又影射攻击了政敌张九龄“干预”君主的“家事”。

有时候厚黑人士揣摩好上司的意图后，不直接表达心愿，而是利用“话说一半，点到为止”的策略，旁敲侧击，藏构陷于赞扬之中，使其有苦难言。

此种手段，多用在谗毁诬陷的场合。谗毁诬陷一般没有事实依据，倘若直截了当的生编乱造和妄下结论，其险恶用心则过于明显，而且谎言易被揭穿、结论难以成立。相反，透过运用“话中有话、弦外有音”的暗示手段，谗毁诬陷者不仅掩饰了自己的险恶用心，同时又使攻讦手段显得含蓄而留有事后自我辩解的余地。最终的结论毕竟是作为闻者的他人自行做出的，作为言者的谗毁诬陷者总是为自己保留了一条后退抽身之路。

清朝道光年间，军机大臣曹振镛当政之时，对政敌打击往往不动声色，却“言到敌败”，非常奏效。曹振镛在乾隆年间中进士，做过翰林，到了嘉靖年间就连连升官，可谓飞黄腾达，一直升为尚书、大学士，到了道光年间，他更是如鱼得水，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画图紫光阁。曹振镛81岁高龄去世后，谥赠“文正”。“文正”的谥号在清朝有特别的意义，不仅是对故世大臣的最高评价，还说明了满清统治者对人的高度信任。纵观整个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也不过七、八个人。

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是有显赫的武功呢，还是有过人的才能？这两样他都没有；那么，他为什么历仕三朝，不仅没有遇到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麻烦，反而越老越受皇帝宠爱，仕途越来越顺，官越做越大，他到底有什么诀窍呢？

别人对他的为官之道都怀有一种神秘感。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作为三朝元老，是怎样深受皇帝的宠信的，他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只回答了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说，对皇帝、对上司，要多表示顺从，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其实，这没有什么神秘的，对于这一点，今天的人大概体会最深，不用特别解释。但需要特别解释的是，少说话并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傻子，少说话则是聪明人，关键看你在什么时候说话，说什么样的话了。

曹振镛对此是深有研究。

清朝的前期还是政治比较安定，经济比较发达，百姓的生活相对有所改善，但到了乾隆以后，各方面的问题都显现出来，逐渐有了江河日下的景象。尤其是政治，自雍正实行新政以来，出现好转的政治局面此时已今非昔比，好多政治制度已有过时之嫌，许多大政无不弊端累累，积重难返。地方官员在实际处理事务时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出办法。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有几大叠，道光实在应接不暇，显得十分烦躁。但如果不看这些奏折，又会落得一个荒废政务的恶名，这种烦躁的情绪表现得十分明显。

曹振镛经常侍奉在皇帝的周围，又善于察言观色，对此深有了解。他经过一番思量，决定在合适的时机向皇帝“奏上一本”，为皇帝“分忧”。他一反往日“少说话”的常态，发表了如下的高论：

“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已太平无事，但一些大臣偏好生事，在奏章讲一些危言耸听的话，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博取直言的虚名，哪里是对国家尽忠！对于这些沽名钓誉之徒，皇上又不好降旨治罪，如果降旨治罪，陛下就会蒙受拒谏的坏名声。依臣之愚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您的圣明与天威，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了若指掌，一定不敢再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

曹振镛这一番奸佞之言正中昏庸的道光的下怀。此后，道光居然真的照著曹振镛的办法去做，专门挑剔大臣奏章中细枝末节处的小毛病，甚至是字体和行文上的毛病，他也不放过，动不动就降旨申斥，虽然没有杀人，倒确实使不少人为此丢官。

这种方法的确是效验若神，没过多久，就弄得满朝文武官员人人谨小慎微，甚至人人自危，不仅不敢轻易上书，就是真的发生了问题，也是尽量隐瞒著不报，有时发生了大事，实在隐瞒不了，也往往是避重就轻的说上几句，就此完事。这样一来，结果是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和粉饰太平的恶劣作风，结果使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改进，问题越来越严重，终于酿成西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 前后的全国性的大起义，几乎使清王朝灭亡。

曹振镛很讨厌军机大臣蒋攸铦，两人面和心不和，就一直想把他排挤走。一次，琦善因处理鸦片战争后与英国殖民者“洋务”不当，被革去两江总督职。道光皇帝一日问曹振镛道：“两江总督地处南海边陲，与洋人对峙，来往很多，职位非常重要，我想派一个资深望重、久历封疆的官员去担任此职，你看谁合适呢？”

曹振镛知道蒋攸铦刚由直隶总督任上调上来，属于道光皇帝想要的那一类人，但是由自己提出来，不免受人以排挤同僚的口柄，也会引起道光皇帝的怀疑，所以他不直接提出由蒋氏调任，而提正被白莲教起义弄得焦头烂额、肯定不能调任的川陕总督那彦成。于是，曹振镛说：“臣以为川陕总督那彦成资历最深。”

果然，这个建议遭到了道光皇帝的否决，说：“川陕一带，正发生民乱，那彦成不能调动。”说著又看了看曹振镛，当时军机处要员都在座，蒋攸铦亦在身旁，但是曹振镛就是不说话，环视四周，看到了蒋攸铦，马上说：“你就是前朝的封疆大吏，去任两江总督正合适。”此事就这样敲定了，实际上蒋攸铦由军机大臣调任两江总督，从权位与权力上，都有下放的嫌疑，所以，蒋攸铦出来后对人感慨的说：“曹公的智巧，真可怕呀！他把自己的意思含而不露，却让皇上说出来，就无可更改了，这样的排挤，真是高明至极啊！”

阮元是清朝著名的古文学家，学问精深，著有多种著作，也深受朝廷的信任，但遭到了曹振镛的嫉妒。阮元与曹振镛都是清乾隆朝进士，且同为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元老重臣，但曹振镛对阮元心存疑忌，一直寻找机会排斥他。

一次，道光皇帝与曹振镛偶然谈及阮元，道光问曹振镛说：“阮元年青时就中进士，刚及壮年就升至二品高官，后来又历任封疆大吏，镇抚一方达三十余年，他是靠著什么过人的本领才有这样的成绩呢？”曹振镛听后，觉得这是天赐良机，便装出一副十分真诚而又佩服的样子说：“阮元很有才能，皇上可能还有所不知。他之所以能得意于仕途，一帆风顺，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对琴、棋、书、画皆有擅长，无所不通，而其中又以学问见长。”道光皇帝接著问：“阮元长年做官，哪有时间研究学问，何以以学问见长呢？”曹振镛回答说：“阮元现任云贵总督，当地百业待兴，政务繁忙，若是其他督抚，必会忙得废寝忘食，焦头烂额，绝无时间研究学问。但阮元不然，他爱好行文，每天都在总督衙署与一班文人学士谈论文章，考据古籍，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是以他的学问尤好。”

曹振镛深知道光秉性，他非常厌恶封疆大吏不事公务，却谈诗论道，表面上称赞，实际上却是重重的“参了一本”。道光皇帝听后，沉默不语，不久，阮元被召回京城，调为有名无实的大学士，不再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