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招：迎合有术，蒙蔽有方

明代的严嵩可谓是一位大大的名臣了，但何以为名呢？不在其功业，不在其才学，不在其韬略，而在其迎合有术、蒙蔽有方的为奸之道。

真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严嵩的为奸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套奉迎方法，使得他入阁二十年，擅权二十载，直到八十七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还得保首领。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体说来，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西元1480年（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字惟中，分宜（今江西分宜）人，在明弘治十八年（西元1505年）考中进士，先是以庶起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会，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兄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亦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之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且特地写了一篇《明堂或问》给众臣看，并把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逮捕下狱。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当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制订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人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这个仪式得以高品质高标准的实施。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上了他。

这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大礼仪”事件，这事在今天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在当时却大有文章，对世宗来说，经过这么一搅腾，有许多朝臣借机求宠，世宗的羽翼也就开始丰满了。严嵩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的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腻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太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著严嵩的歌颂文章，耳里听著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相同。

其实，在这以前，严嵩就已开始了献媚活动，只是成绩不够突出，未受重视而已。世宗嘉靖七年（西元1528年），严嵩以礼部侍郎的身分去世宗的生父葬地显陵祭告，回来以后，向世宗说：“我奉命去显陵祭告，在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之时，上天应时降雨，又应时晴天。产石地枣阳，有无数的鹳鸟绕集其上，等把碑运入汉水，汉水又突然暴涨。所有这些，都是上天眷爱，请陛下令内阁辅臣作文记载。”这马屁恰好拍在点子上，世宗听了，十分高兴，严嵩不久就升了官。

真正获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一时之间，朝廷内外，奉道之风大盛。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替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流芳百世的宏文，却去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旦被皇上看中，就能指日高升。因此，朝臣多舍弃本职，供道事玄，希求进用。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为当朝第一重臣，为人正直，不奉曲邪，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著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稍远道教。

夏言的做法，世宗自然极不高兴。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觉得严嵩不仅公忠体国，还公忠体我。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词。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回府后，不仅没有怨言，还对著夏言的座位跪拜。

这件事被夏言知道了，夏言也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为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著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猜疑心很重，他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行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一些内臣到一些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的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尤其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的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一一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了一个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他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鄙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具体过程不必细述，反正世宗不问是非，就将他罢了官，因为世宗早就看他别扭。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此时他已六十多岁，但此人十分怪异，身体极好，显出风华正茂乃至荳蔻年华状，日夕随侍在世宗的左右，弄得世宗都十分感动，越发受到世宗的宠眷，赞他“恭顺敏达”，是少有的忠臣。

严嵩在排斥异己，结交私党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如上所述，夏言是严嵩仕途上的一块极大的绊脚石，他就想方设法的除掉他。严嵩先是获得了夏言的信任，然后派人诬陷他，致使夏言被罢官。后内阁臣死去几人，世宗就又起用了夏言入阁，位置仍在严嵩之上。严嵩见不陷害死夏言，无以升迁，便使用了绝招。当时，蒙古的鞑靼部落占领了河套地区，曾铣总督陕西三边的军务，在夏言的支持下，曾铣提出要收复河套地区。这个收复失地的策略，放在哪朝哪代都是正确的，可到了严嵩的嘴里，一下子成了罪恶的行径。正巧，皇后去世，宫中失火，崇信道教的世宗惊慌害怕，以为是上天示警，不知应在何事，严嵩正好利用世宗害怕鞑靼人的心理，说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是“穷兵黩武”，是“好邀边功”，是伤了上天的“好生之仁”等等，所以上天以异兆示警。世宗一听，立即下令逮捕了曾铣、夏言二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恰在这时，鞑靼人又进攻陕西的延安和宁夏的银川，世宗大惊，严嵩趁机说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激怒了鞑靼人，他们才加以报复。世宗立即杀了曾铣，严嵩又诬告夏言曾受过曾铣的贿赂，世宗又下诏杀了夏言。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蕃聪敏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吏部和兵部是负责铨选官员和安排防务的重要衙门，严嵩便安置了两名亲信，吏、兵二部的文簿可以不奏请皇帝，由严嵩任意填写下发，这二部几乎成了严嵩私家的后院，主事之人几乎成了他的管家，一文一武，时人称之为“文武二管家”。

这样一来，明朝的边防就弛乱不堪，西北有蒙古人，东南有倭寇，终世宗一朝，边乱不断。严嵩其人虽致权有方，但在筹划边防上却绝无能耐。当时，边防诸将知道严嵩当权，多把财物乃至军饷贿赂了严嵩父子，严嵩父子有“大丞相、小丞相”之称，只要买通了这“二丞相”，连连失地也能官运亨通。否则，就是常胜将军也必遭贬斥。因此，边防大坏，军士饥疲，无力阻挡鞑靼人的进攻。嘉靖二十九年（西元1550年），鞑靼部的俺答汗率兵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京师危急万分，严嵩作为当朝首臣，不仅不思抗击，还遍嘱诸臣，不得报告皇上。严嵩对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塞上败，可掩也，失利辇下，谁执其咎？”于是，兵部发出命令，各军不得轻易出战。待各路勤王大军到时，严嵩又推荐他的亲信死党仇鸾作为全权指挥，节制诸路兵马。明军见城下鞑靼兵烧杀抢掠，只做壁上观，如同隔岸观火一样的悠闲无事。严嵩遍示诸将，鞑靼人无非是抢掠财物，抢够了他们自然会退去的。果然，鞑靼人不久就押著大批的子女玉帛满载而归，这时的仇鸾就派几路大军跟在敌人屁股后面送行，杀了数十个百姓，抢了一些财物而归。

世宗虽信道教，似是不食人间烟火，但对敌人直逼城下，还是觉得难受，不禁要找个人泄愤。世宗把兵部尚书丁汝夔逮捕入狱，严嵩怕他揭露自己，连忙向他保证自己不会让世宗杀了他，但真当世宗发怒要杀丁汝夔时，严嵩又不敢出来为他讲情，结果丁汝夔被杀掉了，临刑前，丁汝夔大呼：“严嵩误我！”

东南一带的抗倭事宜，也被严嵩破坏得不成样子。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清正廉洁，入京后没有拍马溜须，严嵩父子就心中不忿，找了个借口，将他下入狱中。俞大猷实在无钱贿赂严嵩，倒是朝中诸臣看不过眼，便凑了一些钱，送给严嵩，俞大猷才得以出狱，保全了一条性命。

当时，浙江一带的倭患十分严重，军队的船只有原定数额的十之一二，在嘉靖三十一年前后的三、四年里，沿海军民被杀者竟达几十万人。严嵩不仅不去积极的组织抗击，反而大肆迫害抗倭将领。抗倭将领张经曾大败倭寇，斩首两千余人，是抗倭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胜利。但因没有贿赂严嵩在浙江的义子，竟被严嵩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严嵩父子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每日送往严嵩府中的贿赂，车载斗量，不绝于途。甘肃总兵仇鸾因贪虐被革职，后来重贿严嵩，被收为义子，转为京官，在鞑靼人进攻北京后反得升迁。赵文华从江南还京，送给严嵩之子严世蕃的二十七个姬妾每人宝髻一个，金丝幕一顶，严世蕃犹嫌太少因而将其罢官。严氏父子在北京、南京等地所占的田庄，多达一百五十余所。侵占民田之多，更是令人咋舌，袁州的一府四县的民田，竟有十分之六七为严氏所占。

最有意思的还数严世蕃的“朝廷两不如”论。严氏之府富丽堂皇，内储金银珠宝无数，严世蕃曾洋洋得意的说：“朝廷不如我富。”娇妻美妾，列于两旁，歌舞狗犬，陈于面前，严世蕃曾自鸣得意的说：“朝廷不如我乐。”

严氏父子的胡作非为当然引起了朝廷正直大臣的极端愤慨，其中最著名者要数沈炼和杨继盛的劾奏。嘉靖三十年（西元1551年），锦衣卫经历沈炼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十大罪状，其中主要包括废弛边防、卖官鬻爵、陷害忠臣等，要求杀严嵩以谢天下。

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兵部侍郎杨继盛又上书世宗，列举了严嵩的五奸十大罪。五奸是：厚贿内官，使之成为奸谍，为他通风报信；控制掌握奏章的部门，蒙骗皇上；勾结厂、卫，使之成为自己的爪牙，笼络言官，网罗臣僚，使这些人成为自己的心腹。十大罪是：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传圣旨；冒领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邪；废弛边备等。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却自有应付之道。每当有劾奏入内，严嵩都装出一副诚惶诚恐而又十分可怜委屈的样子。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尔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致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

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沈炼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予以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书必死，还是毅然而决，《明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蓝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蓝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蕃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蕃，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蕃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此时，御史邹应龙上书弹劾严嵩，世宗就罢了他的官，同时贬严世蕃守戍边地。但严世蕃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当然又遭御史弹劾。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其处死。

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两年后（西元1567年），严嵩病死，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