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能承受战争之重

《历史的终结》一书的作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经说：人没有争斗是活不下去的：如果他不是为好事争斗，那么他就可能为坏事争斗。正当人类迈着沉重的步履，怀着惶惑与希望的心情即将跨越另一个千年、小心翼翼推开厚重的世纪之门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时间爆破前的“零度”感觉被一种“意外的战争”所搅乱。

最近一个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中打击，尤其是对我国驻南使馆的导弹袭击，打破了人类在这个世纪建立的世界秩序和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签订以来所信奉的国际关系准则。一夜之间，经过数代人精心构筑的国际法体系，其“条约必须遵守”的箴规，其谦抑武力和恶行的性格，其作为由人类“心头词典”（Mental Dictionary）中引申而来的“万民之法”（jus gentium）的形象和其力图“通过商谈”达致和平的理想等，均被在夜空中飞行的导弹和它爆炸所释放出的“绚烂的邪恶之花”所击碎。我们生活的“脆弱的”地球，已不堪忍受人类的活动对她施加的重负；同样，我们依靠最后的一点理性和良心呵护的国际法律体系，也已不堪承受战争的威胁。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可以依凭它们手中的武器毁灭任何它们想要毁灭的东西，包括人类的文明、现实的生存条件和既有的制度、法律和秩序。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战争行动所破坏的，不仅仅是一个通过“制裁”和“补偿”尚可修复的国际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它同时摧毁了我们无数世纪以来对一些基本的人类价值和原则（如平等、自由、公平、正义、个人和国家的尊严）的信仰，摧毁了对人类仅有的一点理性之追求和持守的信心。在“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帷幕的背后，我们所看到的是“自然状态”下的武力征服和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是对所谓“西方文明之失落”的某种恐惧。在一个不断张扬“国家利益”的时代，在一个“经济部长（甚至国防部长）说话”的时代，谈论“无私的人道主义”，其所透现的不过是一种“虚幻的道德”。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1770—1843）曾悲苦地告诫世人：“常常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恰恰是试图把国家变成天堂的东西。”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断头台行将受刑的罗兰夫人仰天长泣：“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我们在“北约”的“军事干预”的借口中何尝不能找到相同的华丽辞藻？！任何美好的东西，一旦被用作邪恶的动机，就比任何丑恶的东西丑恶百倍；而任何“伟大的”事物，也更接近危险和恐怖。

“正义”“人权”和“自由”无疑是我们人类永恒的价值，但利用战争来强制推行这些“伟大的字眼”，强化它们所代表的所谓“文明”的渗透力和普适性，甚至以牺牲一个民族或人民的“正义”“人权”和“自由”来换取另一个民族或人民的“正义”“人权”和“自由”，不惜制造“道德嗜血”的悲剧，破坏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那么它们就被人为地扭曲了，就变成了国际强权者们玩弄欺人把戏的工具。

在当代多元文化并存和族性（ethnicity）意识萌动的复杂社会背景下，战争只能激活民族的仇恨，导致更加难以平抚的人间悲苦，而不会实现哲学家康德“通过哲学的规划，走向永久和平”的梦想。

人类正呼唤着理想、秩序和法律。我们的时代期待着新的时代精神和法律精神。有责任感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法学家们，无论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是所谓的左派，还是右派，或是游离于现实政治时空的逍遥派，都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及其未来走向所提出的各种严肃的问题，重新审视我们人类过去的全部历史与文化，探索人类潜藏着的精神世界及其外化的制度、法律、风俗、道德、习惯、语言、文字、行为和行为关系，提出各自的学说，反映和适应时代的呼声。无论如何，一切渴望法律秩序与和平秩序的人们都会高呼：

“没有根据的战争，应该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