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秋菊打官司后的结果与困境

秋菊家与村长间所发生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即使没有后面村长深夜组织人将难产的秋菊抬到医院保住母子俩性命这一细节，执着于告状的秋菊恐怕也不希望村长承担刑事责任。在潜意识中，秋菊也认可这是一桩民事纠纷，而且也承认自己的男人在冲突中有理亏之处，这一点从她所说的“再怎么说也不能朝那地方踢”这句话可以略知一二。

秋菊执着的结果却是：在孩子的满月酒宴上，李公安上门带来了一个消息，由于万庆来重新鉴定的结果是轻伤，案件性质起了变化，警察带走了村长，在影片的结尾，在警笛的长鸣声中，我们看到的是追到村口的秋菊一脸困惑。

秋菊的疑惑是：他们抓人为什么不问问俺？她不明白的是，她的申诉可以启动司法程序，但在公诉案件中，控告程序一旦启动，受害人就已经对事态的发展失去了控制能力。

正义似乎得到了实现。法律给了秋菊一个法律上的说法，那就是追究村长的刑事责任。按法律的有关规定，民事赔偿部分可以以附带民事诉讼方式提出，但是否提出，主动权掌握在秋菊丈夫万庆来的手中，某种意义上也掌握在家庭事务上说一不二的秋菊手中。

可以推理和想象的是，在村长被判处刑罚并执行之后，公权力就宣告这起发生在公民间的冲突已告解决。但事实上，冲突不仅没有解决反倒恶化了，也就是所说的“官了民不了”，还可能演化为深层次且全方位的冲突。

无论是缓刑还是实刑，即使村长能理解并原谅秋菊的行为，但他的家人未必肯。虽然这并不是秋菊打官司所追求的，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将这一结果的发生归咎于秋菊的执拗。

在中国乡村秩序中，秋菊的行为未必有太多的支持者或同情者。而村长则相反，他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权势，而是几千年来中国农耕文明中在小农经济状态下所产生并自然发育形成的道德评价体系和纠纷排解机制。其中，有着宗法秩序、熟人社区、道德权威与自觉服从等文化基因。

于是，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庄中，秋菊发现自己的顽固已经将夫家带上了和村庄对抗的道路。村庄会将秋菊当成乡村和谐秩序的破坏者，自发或自觉地排挤、疏远并孤立秋菊一家子。这还只是冷战，在这种气氛中，热战随时都可能爆发，比如村长家的侄儿或伯叔兄弟某天和秋菊家人的相遇，言语稍许不合都可能引发冲突，更何况其中一方也许存心找碴。

不知，如果让秋菊再度选择的话，她是否还会选择打官司来寻找她想要的说法呢？恐怕是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