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社会来临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在我们的体制中，既然这些承担治理的中介组织机能曾经存在，为什么它们又消失了？

因为社会的组织化结构已经变化。中国原有的治理机能都发端于人口流动有限、社会同质性较高的条件。这些治理组织，对应的是当时社会条件下的治理对象和资源分配方式，而今天的治理对象已经不同：他们不再是囤于局部封闭熟人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大范围流动、社会关联异质化的人。今天的资源流动及分配途径也大大改变，很多资源已经进入市场分配，而非由行政组织垄断分配。社会成员对于单一组织的依赖性降低，选择性增加，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环境。

每种组织形态的持续性，都和社会条件有关，组织和成员的关系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组织无法超越更大的制度环境发挥作用。比如，在传统村庄或是单位内，依靠人际关系约束信用的方法，虽然还有效力，但是如果换一个环境，把它移植到陌生人组成的大范围商业社会，就会失去约束力。对家人负责，不等于能对路人负责，相反，越是照顾亲朋，就越可能与路人竞争资源，造成不公，显然，推展亲友规则（比如孝道责任）解决不了对公共社会的治理问题。

而我们的各种治理理念、方法和组织，部分源于传统经验，部分源于50年代构造的组织经验。面对新的社会变革，它们都出现了适应现实的问题。如何治理一种不同于过去的社会形态，在观念、理论、组织和方法方面，已经出现了全方位的严峻挑战。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待于正确回应这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