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纽带比较
——文化与政治48

问题

面对“中国道路”问题，最近学界有呼声倡导“文化自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复古才能开新，理由是价值与秩序问题必生长于文化的土壤，而社会整合可以经由文化认同“臻至政治认同”来解决。49不少学者相信，在社会转型的失范时期，可以从祖宗那里寻得治理经验，只有凭借文化传统，才可获得社会内聚之源，否则就是文化不自信。

自信的确重要，但自信的稳固需要坚实的理由。辨明理由的最好方式是比较，我们不妨比较性地审视，不同连接纽带组织化社会的效果，看一看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内聚效力是否存在差别。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整合基础是什么？为何在社会演进中发生身份认同的变化——社会成员的首要忠诚从家庭、地方性团体、宗教组织逐渐转向更大的公共组织（国家）？50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人类经验中，将国民聚合一体的纽带主要有两类：文化连接纽带和政治连接纽带。前者是自然发生的人类自组织系统，以家庭、家族、宗族、村社共同体、种族、民族等具体关系组成联合体；后者则是以国家、团体、个人的权利配置等抽象关系组成联合体，根据对权益配置的同意及约束形成内聚。两种内聚都以创造共享和互赖关系达成社会成员的连接，但是连接的原理和条件不同，因而效力所达的范围有差别。

从史例中可以看到这种不同。1861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在这场战争中，联军的大部分运输任务，由他们从南方带来的中国劳工承担。劳工用推车或者摇船作为工具，帮助运送士兵行李和军用物资。一些历史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照片中有一张外国士兵架设梯子登入北京城门的景象，有很多百姓在旁观看，但并无人上前阻止。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古德诺，作为中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在1913年来到中国。他对这些照片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劳工帮助外来者进攻京城，而不是拒绝？这些人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帮助外国人攻打自己的国家。51

另一史例来自中国政治精英的自述。1904年，陈独秀在《说国家》一文中写道，通过鸦片战争，才令他认识到“国家”和“自己”存在着一种关系：

“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都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52

这一自述和古德诺对劳工的困惑一样：人们对“国家”似乎没有产生依赖。此两例提出的共同问题是：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中国，是中国人，这意味着他们和“国家”具有文化历史联系，但是中国这个国家和他们的生活需求被满足有什么现实关系呢？它们不缺乏强烈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但是这一意识为什么没有能帮助他们建立自己和国家互为依赖的关联？解答此问题，我们需要比较“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不同来源，反思背后蕴含的国民关系以及社会整合的达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