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熟人的环境下，由于相互关联度高，历史信息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行为预期不难出现，但在关联度较低，也缺乏历史信息的情况下，约束共同体内部关系的社会道德，常常不能在新环境下起到作用。为什么如此？

比如，“小悦悦事件”较难发生在一个共同体环境中，这种环境使人人都会对她负有看护之责。可是，我们无法预计这种“相互负责的道德”，也能够在生人关系中自动持续。这不是因为人们（彻底）放弃了这些道德，他们回到共同体或熟人圈子里，仍然会践行这些道德，而是因为，责任通常由关系定义的惯例。在原先的关联群体内，已经形成一套责任约束规则，成员共享，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如果不遵守它，结果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他会看到并且预见到这一后果，这增强了他们发出“道德行为”的预期稳定性。与陌生社会不同，共同体群体以频繁的面对面交往和互惠著称，共同的历史经历产生了情感，人们之间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情感的媒介得到加强。

但在陌生社会中却不能预计存在这一媒介，因为关联群体和历史变了。有人建议，加强情感关系稳固相互责任，尽管愿望良好，可以理解，但是难以实现，因为社会关系和关联群体的范围已经发生变化，利益和价值追求多元，竞争的加剧，使得建立情感的成本十分昂贵（所以会出现伪装情感行为）。但缺少这个媒介，怎样辨认正确的合作者，怎样在不知历史的情况下知晓对方是否负责？如果道德的本质是负责，那么怎样保证对方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在道德上一致？由于存在相对一致的结果预期，这些风险在共同体社会小很多，而新环境下的关系，不仅没有自然定义这些责任，还很方便逃避责任，对后果的一致“可预见”势必发生困难，所以人们的责任反应出现了多个面向。

这就需要一种新方法解决问题，促使互不认识，缺少情感的人增强行为预期的一致性、行为后果的预见性，办法就是建立公共规则。

公共规则的第一道德原则，是普遍共享标准和信息。它是一种约束，但作用绝非仅仅是否定或限定，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对预期行为的创造，不仅在个体和整体之间，也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它在这些“之间”创造了关联。制度规则通过明确构造——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关联，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联，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的关联，个人当前利益和未来利益的关联——来增强人们共同的预见性。如果没有这一共享，比如规则对于有些人可以私下改变，相对一致的预见性就无法建设起来。

考量关联是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并非天然、更不是同样水平拥有。一些人需要先辨别对象才能产生责任意识，而这些对象是传统关系告知他们的。当新的关系出现，这些对象不属于传统熟悉的时，就激励不出这些责任，或者必须靠在新关系中恢复传统关系，才能明辨相互的责任。这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现象，之所以要这么做，因为需要依靠传统规则及其道德建立相互的责任。但是在陌生人中间呢？

交通规则是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开车所遇的不再是熟人，人们不可能遵循熟人礼让道德，于是产生了交规来规定各人行走时间和道路，让机会对等分配，以约束争抢道路，保护大家的安全。交通规则的共享和明示，让所有人建立相对一致的预期：怎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将承担什么责任，它背后的公共伦理，是保障所有人具有对等（而非霸道垄断）的行路权。如果有人违反交规，就是不愿与他人建立责任（乃道德）约定，尽管不一定造成了人身伤害，但也损害了公共共处的伦理。在这个意义上，交规——这项制度是维护公共伦理的途径，它在匿名的、流动的、非情感的环境下，让所有人的行为后果预期变得明确可见并且一致，以减少冲突带来的社会成本，更降低了在新环境、新对象中建立关系的成本。这一信息、标准、规则和责任的共享体系，是大范围流动条件下，社会共处的必要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