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品德

（一）

制度有没有品德？

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因为较少看到有关的讨论。

社会学者不大接受制度的比较，可能出于以下原因：其一，不愿意把制度看成一种可比较“质量”的“产品”，这太经济学了，他们宁愿声称制度多元、独特且具有地方性，和解决当地的具体问题有关。各地的具体问题不同，最多是比较制度的效力，其品德怎么能比较？其二，认为制度以限制，约束，甚至处罚为特点，与德治属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后者才与品德有关。比如中国学界有大量讨论暗示，儒家与法家存在治理原则差别：教化与处罚，此提法本身就含有道德褒贬的意思。其三，学界主流的“进化与分化”认识，强化了普遍的规则中立看法，认为人类早期社会的特点，是伦理和法规没有分化，比如孝道既是家庭伦理，也是家规训诫，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伦理和法规的分化出现，这意味着，规则之治不再等同于伦理之治。如此逻辑，才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需要“统一”之说法，因为它们进入近代后逐渐不够统一了，所以才有必要特别强调。有关的论述还传递了一种“高下”分类信息：规则较之品德是更低下之物，认为规则，尤其是市场社会以来的规则，对于传统品行是一种损害。这些想法正在知识界蔓延。但我困惑于此，而且愈发强烈。

在北京大学开设的《中国社会》课堂上，我曾经给同学放出一个短片视频，内容有关中部基层一个城镇招收公务员的案例：很多青年报名，经过笔试和口试后，结果百分之九十的录取者，是当地干部的子女或者亲朋子女。在课堂讨论中，面对多数学生对这一行为的“理解和可接受”表示，我提出问题发起讨论：这么做有什么损害？有人起立回答：损害了那些考得不错，但未被录取的人。有大约100位本科学生在座，他们踊跃发表看法。其中声称“不可接受”上述做法的学生人数较少，在辩论中呈明显的弱势。我发现讨论逐渐把问题转化了，它变成：这么做究竟损害了谁？然后便是如何取舍，哪种人当公务员后可能工作的更好，比如可利用资源更多，相比于那些受损者，是不是一个更值得的做法，等等。就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转化成一个效能问题辩论。

这种转化绝非偶然，它和我们的认识方式有关。这种认识假定，言之损害，必须得有具体的对象：人，及可见的利益（当公务员），反之，对抽象之物，比如规则或原则，因为缺少具体的受害人，难以捕捉可见的利益受损，就构不成“不可接受的损害”。举个例子，假设有位同学做保研或出国申请，需要较高的学分记录，他要求老师给自己改成绩，并认为这么做是双赢：老师助人求学，学生得以深造，没有损害任何人的利益。有人认为，这种“破例”要求虽然违规，但不违反做人道德，因为它没有损害什么可见之物，却有具体的受益者。

真的没有什么受到损害吗？我感到，社会理论研究需要明确阐述，现代社会条件下道德和制度规则的关系。即，非个人的抽象之物（制度规则）是否具有道德原则？如果没有，它基于什么而立？如果有，它是否是关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