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和儒教

一般认为近代成立于对前近代性的否定之上。自由和权利,以及科学技术的引进代表着日本的文明开化,同样,在中国也呼叫了民主和科学。事实上,儒教的价值被贴上“封建”标签,成为否定的对象。但是,一直从深层支撑着日本人精神的儒教,尤其是对朱子学的热衷,到了近代不但没有衰弱,相反,可以强调的是,儒教成为接受西洋近代思想，以及近代国家的经营和制度的形成上的强有力地基。幕藩时代的士族（武士阶层）在各方面探索新的国家体制和支撑新的国家体制的理论、理念的过程中，或以德国的君主立宪制为目标，或打出英国的议会制政治的旗帜,或主张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的确立。将天皇制放置于核心的,正是儒教的忠孝和修身等起的有效作用,为了强调民族意识,“国学（日本的国学）”变得很重要,在议会制、立宪政治的确立上,洋学（西洋的学问）的自由、民权、平等思想成为前提。日本的近代，可以说是一个儒学（汉学）、国学和洋学之间互相挣扎的时期，可是,其特征是三方都在背景上持有汉学教养。

“汉学”即对中国古典的造诣，从明治时期一直到大正朝，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基本教养。且“修身”和“忠孝”在近代的社会伦理上也继续拥有不可动摇的价值（这在昭和时期也一样,而在现代社会里,也许可以说虽然多少变得弱了一些,也还继续存在着）。引导日本顺利近代化的,是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志士们,他们也同样是通过汉学掌握了很高的教养和精神,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