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简短的结语：大戊与“中宗”

概念（抑或谓观念），都有其时代特征，简言之，某一时代皆有那个时代的概念（或观念）。如果我们能够说明某一概念在其前一个时代就已经存在，那固然可以说明此概念发展的渊源和其延续性，但却不一定非要证明此一概念“古已有之”，从而显示其重要性。

商王“大戊”是否为“中宗”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史的问题。大戊虽然是商代圣王，在卜辞中有较多记载并受到比较隆重的祭祀，但在商代他并没有被称为“中宗”。周人述商事，多称赞“殷先哲王”954，大戊亦在其列，但西周春秋时期，他还没有被冠以“中宗”的称号。直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殷本纪》的时候，才明确提出其为“中宗”。到东汉后期有了“殷三宗”的说法以后，大戊才被列为“殷三宗”之一。由此而言，商王大戊与“中宗”名称的缘由，应当是我们考察观念史的一个很好的材料。

将先祖冠以“某宗”名号之事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955唐儒孔颖达释其义谓：“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为之号。文、武为受命伐纣，定天下之基，以为祖宗。”956此说虽然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但并未给文王冠以“太祖”957、给武王冠以“太宗”之名号。《史记·殷本纪》谓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太甲、太戊、武丁之所以称为太宗、中宗和高宗，完全是因为他们有突出功德的缘故。但是，这些称谓是何时何人所称，则语焉不明。追溯司马迁此说的来源，可能在于《尚书》的《高宗肜日》《君奭》《无逸》《酒诰》等篇。《尚书》虽然提到不少“殷先哲王”，如成汤、太甲、太戊、祖乙、武丁、帝乙等，但并没有称许他们为“祖”、为“宗”958。“祖宗”一辞，今所见最早者是《孔子家语·庙制》所述孔子之语：“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959但此“祖宗”指祖庙和宗庙，与作为祖先意义者尚不完全一致。作为祖先意义的“祖宗”一词最初见于汉景帝元年诏书所谓“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世世献祖宗之庙”960。

将最有功德之祖尊为“太祖”、“太宗”，已是西汉时期的普遍的社会观念。刘邦去世后，群臣议谓“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汉太祖，功最高”961。汉武帝时丞相青翟等二十七人又曾上奏“高皇帝建天下，为汉太祖”962。可见，汉初，曾将刘邦称为太祖高皇帝，所以称为“高祖”。我们可以推测，司马迁正是依照当时汉王朝礼制推想“殷先哲王”的情况，因此才在《史记·殷本纪》里提出了太宗、中宗、高宗等称谓。至于起自东汉后期的“殷三宗”之说，距离历史实际就益发远些了。

最后，我们来看清华简《说命》下篇的相关记载。此篇第八简谓“昔在大戊，克（渐）五祀，天章之甬（用）九德，弗易百青（姓）”963。意谓从前在大戊的时候，他能够进用五种祀典，天使大戊具备九种美德，教他不敢轻视百姓。简文述大戊的功德而不言其为“中宗”。这种叙事，类于《尚书》诸篇述商王之事，而与《史记·殷本纪》之说有较大距离。我们可以据此推测《说命》篇所载的内容渊源有自，或当出自周史官的记载，但其写定的时间当在春秋后期“祖宗”观念形成以前。这个认识对于推测清华简《说命》的成书时代问题，或当有所禆益。

本文附图

附图一　（《屯南》第2281片）

附图二　（《屯南》第2707片局部）

附图三　（《合集》第32330片局部）

附图四　（《屯南》第1115片局部）

（原载《学术月刊》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