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排世系到重事功：商周时期“祖宗”观念的一个变化

商周时期的“祖宗”之义存在于“祖”、“父”等亲属称谓里，我们从卜辞和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商周两代祖宗观念这个方面的变化。

商代的祖宗观念重视祖宗世系的排列，而周代则重视祖宗的事功。卜辞资料表明，殷商贵族力图通过合祭、周祭等方式，将尽量多的祖先神灵纳入其祭祀系统，众多先祖前后排列，秩序井然，这表现出商人对于祖先世系的重视。然而，周人的祖先观念里面，则缺乏对于世系的全面排列，以致从后稷到古公亶父历经多少代人的情况都说不清楚。周人虽然敬祖，但其祖先观念里则尤重对于周族发展和周王朝立国有辉煌功业的先祖，在周人的记忆里，其史诗所称道者，不过后稷、公刘、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等几位，而这几位皆是周族发祥史上的巨人。东都洛邑告成的隆重祭典上只祭祀文王和武王，而其他先祖皆未被祭。文王是受天命之祖，武王是开国之君。对于周王朝来说，他们的事功是为最巨者。在周初诸诰中，除了强调文王受命之外，还特意强调要从“殷先哲王”那里汲取历史经验。可见当时的祖宗观念中尚无出现严格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929这样的思想。一般来说，周人对于祖先主要以事功德操视之，就是他族之祖先，只要有事功有德操亦可以被尊崇。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文历数文王及其以下的周王先祖，也是从其对于王朝贡献的事功着眼的。周人重事功的祖宗观念的一个重要佐证就是西周后期的《毛公鼎》铭文，是铭文周宣王语谓：“无唯正昏，引其唯王智，迺唯是丧我或（国）。”930意思是说，不要不问青红皂白，一唯王意是从，像先王那样丧乱国家。周宣王认为其父刚愎自用而导致王朝沦丧，此实为对于父王的批评之辞。《毛公鼎》铭文具载宣王之语，却不见其对于父王的颂扬，可见他实有以事功论先祖的观念。

春秋时期保持了自西周以来的传统，亦每以事功之大小对待先祖。鲁文公时庙祭祖宗，将僖公神主位置往前排在闵公之前，理由就是“跻圣贤”931。相传鲁僖公治国有方，开拓疆土，“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932因为僖公事功卓著而将其神位排在前面。鲁大夫展禽曾经历数自黄帝至周武王受祭之祖宗的功绩，说明他们受祭的理由，即“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能捍大患”933等五项，皆为对于氏族、国家所建树的事功。春秋后期卫太子战前祷告，请求“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保佑自己在战场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934，这样具体的请求表明，在周代尊祖敬宗的主体观念中935，春秋战国时期增多了实用倾向。春秋战国时期不仅重视祖宗事功的辉煌，而且看重祖宗保佑后嗣的能力。然而，这个能力却是呈下降趋势的，如春秋中期，晋与各国会盟，其盟书上所列对于有贰心的国家神灵予以惩罚，这些神灵是“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936。祖宗神灵只是叨陪末座的小神。

商周两代祖宗观念的变化还表现在对于“宗”的认识上。

大量的卜辞材料证明，“宗”在商代就是宗庙之称。常玉芝先生指出，“宗是指祭祀祖先的宗庙。……‘中宗’应是指大小介于‘大宗’与‘小宗’之间的宗庙”937。卜辞表明，殷商时代有“中宗”，但那是商王宗庙的称谓，与周代的“中宗”的概念还不是一回事。殷商时代的情况应当是凡在“中宗”宗庙里受祭的先王皆可称“中宗”，非必特指某一位先王。我们前面提到的卜辞所见“中宗祖丁、祖甲”，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宗”受祭的先王，多属“中示”，而大戊则属于“六大示”，所以，大戊在殷商时代并非“中宗”。我们的这一判断，就目前的材料看，可能尚无大误。商代彝铭有谓“乃孙作祖己宗宝”938，所谓“祖己宗”，即其祖父名己者之宗庙，其他几例，或称“宗尊”、“宗彝”（宗庙之彝器），或称“新宗”（新建筑的宗庙），“宗”字亦皆作宗庙之义。939

商代的“宗”，即指宗庙，那么，周代的情况呢？我们可以从周代彝铭的记载看出“宗”的观念的变化情况。

周代彝铭关于“宗”的记载情况表940：

分析此表所载彝铭材料，联系到相关文献记载，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其一，西周早期延续了殷商时代的传统，“宗”仍然主要表示宗庙之意。习见的“宗周”之称，是指有祖先宗庙之周。西周早期彝铭的宗庙之称，亦多类殷商卜辞之例，如称“父乙宗”、“父丁宗”等。941

其二，西周中期开始大量出现以“宗”表示宗族的现象。如所谓“宗室”，常指某一宗族的宗庙，如“尹姞宗室”942，指尹姞之族的宗庙，“夌公宗室”943，指夌公之族的宗庙。再如“易寿考多宗永令（命）”944，意即赐以长寿和众多宗族久远之命，这里的“宗”即指宗族而言。另外，这个时期出现的“宗小子”、“宗伯”亦是管理宗族事务者945。西周晚期至战国的彝铭中，出现的“宗子”、“宗妇”，即指宗族长夫妇946。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上宗族的盛行和宗法观念的趋强。而这些称谓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观念，在殷商时代是不存在的，无论是甲骨卜辞抑或是彝铭中皆无踪影。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商周社会有无宗法这个老问题，令人服膺王国维关于殷商时代没有宗法之制的推断947。

其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宗”为“尊也”、“主也”之意。如《中山王鼎》谓“知社稷之任、臣宗之义”948，意指为人臣者应当知道社稷之重任和尊于其君主之义。《壶》谓“子之大辟不义，反臣其宗”949，谓子之大不义，本为卑微的臣下，反而臣属其尊贵的君主。《国语·晋语四》载曹国贤臣僖负羁语谓：“礼宾矜穷，礼之宗也。”韦注：“宗，本也。”950《老子》第四章“深乎！万物宗”951，“万物宗”，意即万物之主。《尚书·禹贡》载“江汉朝宗于海”，伪孔传：“宗，尊也”952。

殷商时期的祖先称谓，从文献记载看，称先祖，只谓“祖”、“父”，如《尚书·盘庚》谓“乃祖、乃父”、“乃祖、先父”。卜辞则称某祖、某父，合称多如“四祖丁”、“三祖庚”之类，附以此先祖的日名。对“祖”进行修饰说明的，只有“毓祖”和“高祖”、“多祖”、“多父”953。“毓”指繁衍生育，“高”指久远，“多”指数量。商代尚无在祖、父之称前冠以其他颂美之词者。这一点与周代情况迥异。周代每在祖、父之前冠以美词，如皇（伟大）、显（光明）、烈（功绩卓著）、文（亮丽高雅）等，从祖先称谓上可以看出，周人对于祖先的称颂远过于商人。再从文献和彝铭记载情况看，充斥着对于先祖功业及美德的颂扬之辞，这与商代例行公事般的敬祖亦颇不同。

总之，商和西周早期以“宗”为具体建筑，指宗庙；到了西周中期及东周时期则多指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春秋战国时期则出现“主也”、“尊也”的抽象的意义。宗的内涵意义的这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反映着商周时代的社会观念的变迁。商周时代还没有称某某先祖为宗的现象。但是，既然战国时期已经将“宗”之义抽象为主、为尊，那么将“宗”加之于先祖名称之上以示崇敬，也就是时间早晚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