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专家过去将甲骨文“众”字所从的偏旁定为“日”，虽说单从字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却没有再做详细考察。其实，在甲骨文里面，“□”中加一横划之字用作偏旁应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日字使用，如旦、昔、昃、暮等。第二类是作居所或火塘形使用，如良、复、墓等。这两类字有这样的特征，即第一类字皆为□中有一横划形，从无作□形者；第二类字则两种形状兼而有之。682□中的一横划，实为六书中指事字的例证。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甲骨文“众”字。虽然其多数从□中有一横划者，但亦有不少从□的字例，约有30余片之多683，就其数目和其在甲骨文“众”字中的比例而言，不能说是仅见或偶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甲骨文“众”字从□与从□中加一横划者并用，这个偏旁并非日，而是表示处所的义符。所以说，“众”字实以“□”为偏旁，所以“□”中加一横划者是繁衍出的指事字符。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合集》第58、59两片，其“众”字分别作“”、“”之形。它们所从的是烟气上升的火塘之形，尤其不可以“日”释之。总之，甲骨文“众”字非为专家所肯定的“日下三人形”，而是表示处所或火塘的义符之下的三人形。

古代文献中，至今尚可见到说明“□”和“日”作偏旁时的意义的例证。《吕氏春秋·悔过》篇载：“使其三臣丙也、秫也、视也于东边候㬐之道”，关于㬐字，高诱注：“㬐，晋国也。”陈奇猷先生考释说：

著日作者，“日”非一文字，非“日月”之“日”字，乃指邦国之记号。今证之于后。如“商”字，甲骨文两作，一件“”，不从口，一从口作“商”。孙海波《甲骨文编》云：“早期商字多不从□，晚期商字从□。”审《甲骨文编》所收商字皆是从口，而无不从□之……可知“□”乃邦国之记号，非从“口鼻”之“口”字……又如鲁字，甲骨文皆作，而周金文始作“鲁”。684

按，陈奇猷先生所论有些文字中的“□”、“日”为“邦国之记号”，说甚辩，可从。甲骨文“众”字，亦可做如是观。其所从的“□”或其中加一横划者亦非口鼻之口或日月之日，而也是一种符号，即指明人之居处的符号。这居处可以表示人的居室，也可以表示居室内的火塘。

古人在火塘边居住的习俗，一直延续很长时间，甚至在现今的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可以见到。例如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情况是：

正房的主室是全家活动的中心，在上方设有中心火塘和象征祖先神位的锅庄石，火塘周围地铺木板……家庭成员围绕中心地铺，均有固定座位，妇女坐于火塘右侧，男子坐于火塘左侧，未成年儿童则坐于火塘下方。685

再如云南西部地区的独龙族的情况：

在这种大家庭里，凡已娶妻的男子，便要在屋内设一个火塘，长屋中有几个火塘……火塘周围是夫妻及其子女食宿的地方。686

这种居室内设有火塘的情况在商代考古发现中也多有所见。例如：

早商时期的居住遗址，在郑州商代遗址约40平方里的范围内，连续不断有40多处，还有窦窖等200多个……门多开在较长的一边，偏近一角，多南向。应门靠近后部穴帮的地面上，多半有一片烧土痕迹，应是火堂。687

再如辽宁北票县丰下商代遗址的情况：

遗址发现的房址共18座，其中第12号遗址规模最大，它以方形的大房间为主。整个房址范围东西9米，南北8.5米。室内中心有直径50厘米的一个圆形烧土面。688

又如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晚商村落遗址的情况：

在23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有21座房基址，这些房子的结构、大小都相差不多。例如第5号房基东西长3.75米，南北宽2.5米，在近北壁的偏西部位有一个烧坑。689

民俗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一致表明，居室内的火塘是古代劳动群众的食宿中心。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以及安阳殷墟的宫殿区和大型建筑遗址里，均未发现火塘遗迹。在纯粹穴居的特别简陋的居住遗址（这类遗址应当是当时社会上地位最低下的人们的居住所在）里也极少有火塘遗址。而一般中小型居住遗址则多有火塘遗址。这些情况表明，以火塘为食宿中心的劳动群众，其社会地位当是介于贵族和最低下的人们之间的普通群众。在一个大型房屋里面居住的不一定是三人，也可能有许多的人，许多以火塘为食宿中心的人可能就是一个族的组合。

再看甲骨文“众”字所从的三人形或二人形的意义，专家或谓其为“三人行”之形。其实，甲骨文“人”字皆为竖写，这应当是书写刻划方便的缘故，所以现在还没有发现平写的人字，也没有平写的众字。竖写的人字形固然可以表示行走之人，但也可以指躺卧之人，如甲骨文宿字作“”“”，疾字作“”，作为偏旁的人字皆竖写，但却表示躺卧。如果说人三为众的话，那么甲骨文“众”字的造字本义即在火塘旁生活的许多人。“众”字所表示的应即殷商时代的氏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