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日曷丧”考
《尚书·汤誓》是汤伐桀之前的誓师之辞。虽然它写定的时代在战国,但其内容还是反映了夏末商初的历史。《汤誓》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377之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谁的语言呢?范文澜先生说这是夏民指着太阳咒骂桀378;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它是“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论者断定“时日曷丧”句为夏民的呼声,实际上是因循了孟子和孔颖达的旧说。孟子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379孔颖达也说此句是“民相谓之辞,言欲杀身以丧桀也”380。可是,仔细分析时可以看到,孟子和孔颖达之说仅仅是一个武断的推测,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来说明此句一定是夏民的语言。实际上,从《汤誓》整篇文意来看,把“时日曷丧”句断定为夏民呼声是扞格难通的。我认为尽管夏民指着日头骂桀已经成为许多讲夏代史事的书籍和文章里的传神之笔,可是究其实际却是殊为不然的。
“时日曷丧”句是汤所列的桀的罪状之一。汤自拟民众诘问:“夏罪其如台?”(夏王的罪恶是怎样的?)接着又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列举了桀的如下罪状:“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然后说:“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王的行为如此,现在我必须去征讨)桀的罪状是三条:一是“率遏众力。”“率”为语词381,“遏”与“竭”通382。意为竭尽了民众的力量;二是“率割夏邑”。“割”,《广雅》:“害也”。意为损害了夏邑;三是在民众“怠弗协”(危殆不和洽)的时候,桀不仅不拯救民众,反而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个日何时灭亡?我和你一起死去吧!)列举罪状,当然是列举被讨伐者的罪状,至于别人的评论,一般来说是不列入的。尽管后来的檄文之类东拉西扯地把别人的评论也囊括进去,以至洋洋万言者颇不乏例,但是在文字简练的先秦时代尚不会如此。由此可见,“时日曷丧”句不可能是民众的指桑骂槐,而只能是汤所列举的桀的大逆不道的言论。此句是对“夏罪其如台”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后又紧接着“夏德若兹”之句,均可以说明这一点。
分析“时日曷丧”句的一个关键是弄清楚这里的“日”的喻指对象。若此,问题似可迎刃而解。在可信的先秦古籍里,“日”常常用来表示太阳和时间,而不用来作为君王的象征。例如《左传》昭公七年:“公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383《易·系辞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荀子·天论》:“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384《离骚》:“欲少留此灵锁兮,日忽忽其将暮。”《战国策·秦策》:“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墨子·尚贤中》:“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则此言圣人之德。”《诗·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左传·襄公十四年》:“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等等。在《论语》里,用“日”者凡19次,无一是指君王象征的。《论语》里作为君王象征的天象是“北辰”,即北极星。《为政》篇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在先秦时代,有不少关于天有十日,轮番而出的说法,又有“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尧使羿“上射十日”的生动的传说故事385。显然,那时的“日”还没有跻身于尊神之列。天上的神是地上的统治者的投影,对于“日”的极度神化那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强化以后的事。可是后代的人往往不察于此,而径把先秦古籍里的“日”作为“君象”来诠释。如《诗·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选而微。”本来的意思是:“太阳和月亮为什么越来越昏暗?”可是郑玄笺注却说“日,君象也;月,臣象也”386,再如《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的何休注也说“日为君,辰为臣”387。显然,此类的诠释都是不正确的。
再从《尚书》本身看,《今文尚书》的二十九篇里用“日”者,除了“时日曷丧”句外,有45次,无一是用作君王象征的。从《尚书》里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并不把“日”当作凛凛尊严的神灵,它并不具有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殷周时代,具有这种地位的是“天”,而不是“日”。“日”只是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388“日”并不神秘,《尚书·洪范》把它和岁、月、星辰、历数并列,作为“王纪”之一,说是“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尚书》里,“日”用得最多的是“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389之类的时间观念,从来不以日喻指君王。这种情况也反映在训诂之学上。著名的《尔雅》,其成书年代虽然尚无定论,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成书于战国或稍后一些时间。它的《释诂》篇说:“林、丞、天、帝、王、后、辟、公、侯,君也。”并没有把“日”列入其中。直到三国魏人张揖作《广雅》才列有“日,君也”一项。显而易见,只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日”才逐渐成为君王象征的。汉文帝曾被说成“明象乎日月”390,唐太宗李世民四岁时就有人说他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391,宋太宗赵匡义的母亲是“梦神人捧日以授,已而有娠”392,才有了这位君王的。总之,以“日”来喻指君王,那是秦汉以后的事情。
既然在先秦古籍里,特别是在《尚书》里没有把“日”作为君王象征的例证,那么,“时日曷丧”句里的“日”也当可信不是指君象的。民众指着日头骂桀之说尽管情节颇生动,但也只能以小说家言视之,是不足为训的。因为这种说法是在移花接木,把桀的语言变换成民众的呼声了。
那么,“时日曷丧”句里的“日”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民众。关于这一点,《尚书大传》有一条珍贵的史料:
“殷传汤誓云,……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僩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适汤。”393
桀以“天”自比,甚合于先秦时代统治者的天命论思想。在桀看来“天”才是拥有一切的最高尊神,“日”则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正如民众服从于他一样。这里,“民”和“日”相对应,正是《汤誓》里以“日”来喻指民众的确证。桀的这段话在《韩诗外传》卷二和《新序·刺奢》里,亦有记载:“吾有天下,犹(《新序》作‘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这与《尚书大传》所载正同。这些材料都可以和《汤誓》的“时日曷丧”句相互印证,说明“日”所喻指的正是民众,而不是君王。
我们断定“时日曷丧”句为桀所云,还可以从当时的夏商斗争的史实里得到证明。尽管由于时代久远,这些史实已经寥若晨星,但我们还是可以勾稽一些材料加以论证的。
关于夏桀亵渎天命、不恤民众的事,在商周时代有久远的影响。“殷鉴”之说固然是出了名的成语典故,殊不知在商周时代,“夏鉴”更是统治者所经常称道的历史鉴戒。周公就曾经以此谆谆告诫殷遗民和东方诸国,他说:夏“厥图帝命,不克开于民之丽,乃大降罚”(他们鄙弃天帝之命,不能开放对付民众的罗网,于是天帝就大大地降下惩罚),所以,“天降时丧,有邦间之”(天降下这灭亡的祸患,让殷代替了夏)394。《汤誓》也集中地反映了这种思想。关于桀的罪状,周公所列举的与汤如出一辙,这说明了奉天之命和抚恤民众二者正是当时统治者手中的两大法宝,汤就是以此去动员民众誓师伐桀的。
《吕氏春秋·慎大览》载,桀的时候,“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饰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这种“国人大崩”的典型事例是《竹书纪年》所载帝癸二十八年“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和二十九年“费伯昌出奔商”。桀原来满以为民众是不会亡奔的,说是“日有亡哉?日亡吾乃亡矣”,现在连高级官员也出逃了,桀的保票化为了泡影,他由“矜过饰非”便十分自然地变为气急败坏,而悻悻然说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丧气话来,已经是破罐子破摔,大家一起完蛋的意思了。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桀的言行是被伊尹探听了去的,“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395,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396。这里提到的“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才真正是当时民众的语言,它反映了夏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形势十分严重了,按照《史记·夏本纪》所说,便是“诸侯多畔”,“夏民弗堪”。这些都是《汤誓》所说的“有众率怠弗协”的最好注脚,揭示了桀发出“时日曷丧”这样的哀叹的深刻原因。
从历史记载可以看出,桀是一位好大喜功的狂者,他曾经“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397,在他晚年内外交困的时候还“凿山穿陵以通于河”398。桀又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昏者,他诛杀贤良,任用谀臣,“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399。对桀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歌颂谀词不绝于耳的,所以,当伊尹告诉他“大命去矣”的时候,桀便“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400已经昏昏然、懵懵然的桀当然是讳言真实情况的,可是当“国人大崩”,民众“怠弗协”的事实已经灼然可见,尽人皆知的时候,桀从狂妄自大变为悲观绝世,无可奈何地呼唤“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不正是桀的思想情绪合乎逻辑的发展吗?
从《汤誓》的思想内容分析,亦可辨明这个问题。
《汤誓》里充满着奉天之命而征讨的思想。汤说:“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不是我这个年轻人敢去作乱,而是因为夏的罪恶太多,天命令我们去攻灭它)。又说:“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我怕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不敢不去征讨)。汤处处打着“致天之罚”的旗号进行动员。在汤的眼里,“天”当然是最高的不可抗拒的主宰。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把“时日曷丧”句里的“日”理解为君王的象征,那么,“日”便是“上帝”和“天”的一个标志,民众骂“日”也就是骂“上帝”、骂“天”。汤宣称是要拯救夏的民众的,他怎么能在誓词里把夏民说成对“天”不恭者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只有桀才是亵渎了天命的人,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便是滥用“天”的威严,是对“天”的大不敬,汤必须对桀“致天之罚”的。
汤所以把“时日曷丧”句列为桀的一大罪状,还因为这句话与汤所鼓吹的抚恤民众、吊民伐罪的思想截然相反。夏商时代关于民众与君王的关系,《国语·周语》保存一条逸《书》材料是这样说的:“《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民众要拥戴君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君王要利用民众巩固自己的统治,汤是很了解这个真谛的。当商的民众埋怨“我后不恤我众”(我们的君王不怜悯我们民众)的时候,汤即在誓词里郑重表示“予惟闻汝众言”,表示对民众意见的重视。在《国语·周语》里还有一条逸《书》材料说:“《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予一人。”汤的这种舍己身为民众的宣称和今本《汤誓》里的抚恤民众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汤不厌其烦地宣扬这种思想,是在强调自己能够抚恤民众,那么,理所当然地要强调桀的不恤民众。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不仅不去抚恤“怠弗协”的民众,而且要和民众一起灭亡,同归于尽。这种语言当然要被汤揪住不放,而列入他的檄文里了。由此可见“时日曷丧”句必定是桀的语言。如果硬把这句话说成是民众所云或汤本人的话,那么汤若有知,恐怕是要提出抗议来的吧!
我们从以上好几个方面分析了“时日曷丧”句的含义,可以断定这句话为桀所说,而不是民众呼声了。当然,仅就说明它是桀的话这一点来看,汉儒已经指出过。《尚书正义》引郑玄说:“桀见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尝丧乎?日亡,我与汝亦皆丧亡。’引不亡之征以胁恐下民也。”401此说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此句为桀的语言,但是其谬误处亦不容忽视。郑玄认为桀“自比于日”,这仍然是“日者,君也”的框子,依旧是用后世的观念诠释先秦古籍。郑玄的解释是把《尚书大传》所引桀的话与“时日曷丧”句硬凑在一起的。《大传》明明指出桀自比于天而以日喻民,郑玄却偏说桀“自比于日”,这就违背了《大传》的原意。郑玄以此为根据去解释“时日曷丧”句,也就难免其谬误了。
东汉赵岐在《孟子》注中提出过一种解释,说是“时,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为无道,百姓皆欲与汤共伐之。汤临士众言曰:是日,桀当大丧亡,我与女俱往亡之”。402赵岐说“日,乙卯日也”,这是毫无根据的臆说,因为至今还尚未发现什么历史记载能确凿可信地说明汤伐桀的具体日期。再从训诂上看,把“予及汝偕亡”解作“我与女俱往亡之”,凭空增加一“往”字,这种增字解经的做法是不对的。赵岐之说所以谬误,根本原因还在于若按赵岐的解释,《汤誓》的文意便龃龉不合。在《汤誓》里,“时日曷丧”句后是“夏德若兹”,显然是对夏桀罪状的概括,如果定“时日曷丧”句为汤的语言,则“夏德若兹”句便殊不可解。
总之,“时日曷丧”这句话既不是夏的民众呼声,也不是汤本人的语言,而是穷途末路的桀的哀叹。我以为考察这个问题对厘清夏商之际史事盖有所裨益。
(原载《群众论丛》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