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站在文明门槛的伟人

一般认为，我国上古文明时代是从夏代开始的，而文明时代的诞生又与禹的业绩密不可分。他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禹的业绩是他栉风沐雨、公而忘私的治水事业以及攻伐三苗、会诸侯于涂山等。其实，这些只是禹之所以伟大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敢于并善于打破旧传统，推动社会文化观念的转变。正是后者使禹超越了他以前的黄帝、尧、舜等诸多英雄，成为新时代的开拓者。从道德观念的评价看，原始时代的平等、无私、刻苦等品格显然是值得赞誉的。然而这些却不为文明时代的诞生所必需。新时代的开创呼唤着新的社会文化观念涌现和发展。诈谋、贪欲、权势欲，这是禹创立丰功伟业的思想内核，也是新观念的体现。

战国秦汉间人曾将上古社会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大同之世是儒家所推崇的最完美的社会模式，小康之世已比大同低了一个层次，其特点是：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361

按照我们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儒家所说的大同之世属于原始时代，而小康之世则属于文明时代，其所提到的城郭沟池、君臣礼仪、诈谋兵戎等，正是文明时代社会政治情况的反映。《礼运》认为这个时代的第一位杰出人物是禹，这个说法慧眼独具。禹并不是大同之世“天下为公”、“不必为己”的典范，而是小康之世“货力为己”、“谋用是作”的代表和开创者。

在原始时代后期的社会文化观念中，尽管公而忘私依然是传统的受人尊敬的美德，但诈谋和私欲却也在不断发展。这个时期杰出人物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能恪守传统美德，而在于他能用自己的诈谋和私欲获得成功，并以此推动社会前进。禹的父亲鲧是这方面的失败者，尽管他能“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山海经·海内经》）而博得人们拥护，但却不善于运用诈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相传，鲧曾毫不掩饰地反对尧传位给舜，说：“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鲧为了准备夺取舜的权位，曾经“怒甚（其）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362（《吕氏春秋·行论》）。鲧“行婞直而不豫”363（《楚辞·九章》），其权势欲十分露骨，终致杀身之祸。然而禹却比他圆滑世故得多，可以说禹是我国上古时代第一位运用诈谋并获到极大成功的人物。

鲧被杀之后，禹采取了十分谨慎和机智的态度：

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364

禹对杀父之仇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情绪，反而恭谨地侍奉舜，治水时把面目晒得黧黑以表示勤劳，在舜的左右总是迈着小步走，甚至连大气都不出，以表示恭敬。尽管禹未必如同战国时人说得这样奴颜婢膝，但鲧被杀后禹还能被委以重职一事可以说明禹是靠其机智而博得了舜的欢心。

关于禹的诈谋与私欲，《尚书·皋陶谟》很有些耐人寻味的记载。其一，禹谄媚逢迎以取得舜的信任。他和皋陶等人在舜面前讨论治理天下的事情，皋陶提出最高首领必须“知人”、“安民”，禹认为这两个标准太高，并马上反驳道：“吁！咸若是，惟帝其难之。”365显然是为最高首领减少责任。其二，自我吹嘘，归功于己。舜让禹发表见解的时候，禹不谈如何治理天下，而是说：“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意谓我有什么话可说，我只是每天勤勉不倦地工作罢了。后来在皋陶的追问下，禹又大谈其“决九川，距四海”、“烝民乃粒、万邦作乂”的功绩。禹尽力做出一副积极进取、黾勉辛劳的姿态，目的在于扩展自己的影响。其三，为舜设计一套安逸享受的保守办法，以求发展禹自己的势力。他让舜“安汝止，惟几惟康，其弼直，惟动丕应”，即安于既有权位，筹划康乐生活，天下大事让有威望的辅弼来处理，这样，民众就会如影随形听从命令。其四，从舜对禹的批评看，禹不仅“亲自操稾耜而九杂天下之川”366（《庄子·天下》引墨子语），而且追求享乐。舜对禹说：“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敖虐是作，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367《史记·夏本纪》在引用这段话时，其前加“帝曰”二字，可知其为舜之语。舜告诉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迷恋于游玩、不分昼夜地戏谑作乐，不能以乘舟治水为名，成群地在家里淫乱，否则就会使后嗣断绝。其中所指诸事虽然都可以视为丹朱的作为，但舜的这些话不大可能是无的放矢，而应该是舜洞悉禹的行为以后才说的。“水行舟”可能与治水有关，“用殄厥世”则暗喻禹不要走鲧被放逐诛杀的老路。《尚书·皋陶谟》的这些记载使我们看到了禹的思想观念的多种色调与复杂状态：禹不仅具有传统美德，在一定时期和某些场合可以表现出不计私利、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同时又有相当浓厚的贪欲和权势欲，并以诈谋取得私利与特权。

禹的时代，代表旧传统的原始民主、平等精神以及公而忘私的品德，仍然是各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之上的普照之光；然而，作为新观念的贪欲、权势欲却方兴未艾，力图打破缺口，削弱以至否定旧传统。禹的巨大成功说明当时的社会文化观念正悄然变化，对诈谋和私欲采取了默认和允许的态度，但这种允许是有一定限度的。在社会文化观念扑朔迷离、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禹能够因势利导，博得社会舆论的赞许和多数人的拥护，这是他成功的秘诀。《吕氏春秋·贵因》说：“禹之裸国，裸入，衣出。”由于他照顾到了各部落的风俗和利益，所以涂山之会时“执玉帛者万国”368（《左传》哀公七年）。皋陶是东方淮夷族首领，是舜时代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虽然驳难过禹的言论，但终究还是为禹所用，任主持刑罚的“士”职。皋陶曾“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369（《史记·夏本纪》）。由于禹和东夷族关系密切，所以“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370（《战国策·魏策二》）。禹攻三苗之后“神民不违，天下乃静”371（《墨子·非攻下》）。这些都说明禹施展了自己的卓越才能，扩大了以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的影响。

纵观禹的作为可以看到，他从不以旧传统的破坏者、否定者的面貌出现，其进取、其诈谋都是在传统旗帜下进行的，这样就极大地减少了前进的阻力。这在禅让制的衍变中有典型表现。

禅让制是传说时代将帝位让授于贤者的一种制度，它是上古时代权力结构演变的过渡形态，体现了新旧两种社会文化观念的交替。开始的时候，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后来，各级首领权力日益增长，他们在递嬗权力的时候不再满足于民主的、集体的决定，而试图在民主色彩笼罩下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样的形式终于在尧的时期被发明出来，那就是“禅让”。在禅让制度下，旧的民主传统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尧舜之际的禅让过程中“四岳”的意见举足轻重，就是一个明证。

社会结构在禹的时代有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于是禅让制也呈现出微妙状态。禹在位时选择皋陶为继承人。此举反映了禹的智谋与狡黠。皋陶早在舜的时期就有很高威望，曾在舜和许多部落首领面前高谈阔论治理天下、选拔人才、敬天安民的道理，并是一位以治狱讼著称的人物。禹选择皋陶为继承人，可以表明自己是重视荐举贤才的。然而，皋陶和禹年龄相仿，甚至还要稍长于禹。禹去世时据说“年百岁”372（《史记·夏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在其去世前十年皋陶被举荐，此时皋陶和禹均已至耄耋之年。禹选择这样的继承人显然是不会对自己和儿子——启构成威胁的。皋陶被荐举之后不久即死去，禹又举荐益为继承人。禹死之后，益重演禅让故事，“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373为什么人们拥戴启而不信服益呢？司马迁解释说“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374禹一方面树立自己和族人的权威，另一方面又通过举荐耄耋之年的皋陶以延宕益开始佐政的时间，造成益“佐禹日浅”的事实，这就为启掌握权位铺平了道路。战国时人多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375，说禹行禅让实际上是精心设下的一个圈套。他采取灵活、巧妙的手腕使禅让徒具虚名，在旧传统的范围里为世袭制替代禅让制解决了关键问题，而把“家天下”的任务留给儿子启来完成。

从伦理道德评价的角度来看，卑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毫无疑问，应当被审判、被鞭挞，但这并不影响对它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作用的估计。恩格斯肯定了黑格尔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论断，他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376。文明时代的诞生并不是一首优美和谐的田园诗，而是对旧的神圣原则的亵渎，是对人们善良愿望的践踏，其契机不在于温情脉脉的氏族制和原始民主、平等精神，而是人们的贪欲、权势欲。由此看来，禹的私欲和诈谋顺应了我国上古社会由野蛮向文明迈进的历史潮流，是对旧的社会文化观念的大胆否定，其历史作用并不亚于禹手执耒耜完成治水事业。

（原载《文史知识》198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