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野史

鲁迅一直重视历史典籍，对于野史笔记更为留意。他说过，读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须是野史；或者看杂说”228。

野史是对“正史”而言。正史是统治阶级官方修定的史书，清乾隆时选定从《史记》至《明史》等二十四部史书作为“正史”。野史指的是中国古代私人编撰的史书；杂说即杂记，往往记一时之见闻和一事之始末，或者常有掌故性质的史书。野史杂说，统称为杂史，它的特点，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其一是体例杂，“义取乎兼，包众体，宏殊名”；其二是内容杂，“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文遗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读史者之参稽云尔。”野史杂记在我国可以说始于秦汉，出现最早的有《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及汉应劭的《风俗通》等；唐代兴盛了起来，到宋代几乎每一个作家都写有一本笔记，著名的如唐李肇《国史补》、五代王定保《摭言》，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周密《武林旧事》、沈括《梦溪笔谈》、方勺《泊宅编》等。明代野史笔记空前繁荣，全祖望说：明代野史，不下千家。梁启超也指出：“明清鼎革之交一段历史，在全中国史上实有重大的意义，当时随笔类之野史甚多，虽屡经清廷禁毁，现存者尚百数十种。”229

野史笔记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各个方面，诸如典章制度、地区经济、人物传记、农民起义、风土民情、朝野掌故、生产技术、文学艺术、奇说异闻、花卉草木、鸟兽虫鱼、自然灾害、物产资源、山川河湖、名胜古迹等等，可谓无所不包。正史与野史在史料上的价值，实甚悬殊，有人对两者作了比较：因正史贵志综约，别记文每增益；因国史牵延忌讳，野乘反存实录；因社会琐细不登国史，私家摭拾信有足征230。因此，野史笔记对于扩充历史的内容、增补官修正史的不足，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就曾取材于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刘崇远《金华子》等书；元修《金史》，就据金刘祁《归潜志》作蓝本。

鲁迅从小喜欢野史笔记。他十四五岁时，阅读的注意力就转向了所谓的“杂学”方面，读了《立斋闲录》《曲洧旧闻》《窃愤泉》《玉芝堂谈荟》《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南烬记闻》等。后来，又接触了明季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遗老诸书，家藏的《经策统纂》一书后附有部分《四库书目提要》，启发他搜求各种“杂类书”。他晚年曾回忆说：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现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书，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了。231

阅读野史对鲁迅认识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材料还成为他以后的创作素材。他曾说过，《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出处忘了，因为是取材了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232。

鲁迅为什么如此注重野史笔记？应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一，鲁迅认为，封建社会官修的正史，其材料的可靠程度远不及野史笔记。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当然，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也有不少史家，不为权势所迫，秉笔直书，敢于说真话，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确凿的史料。“崔杼弑其君”，董狐宁冒杀头之祸，也决不改写历史事实，被传为美谈；司马迁敢于讽谏汉皇帝，也是颇为勇敢的。但总的说来，“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虽然摆出一副“史架子”，什么“本纪咧、列传咧”，其实“里面也不敢说什么”233。鲁迅分析了正史记载不大可靠的三条原因：

一是本朝人历史由别朝人做。我们翻着旧史就会发现：某朝代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的，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因此历史上的记载，“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234。

二是统治者从有利于维护、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出发，“字里行间也含著什么褒贬的”235。孔子作《春秋》，就特别重视利用褒贬的手法，借以达到“乱臣贼子惧”，收到“正名”“定分”的效果。例如，楚国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它的国王虽自称为王，《春秋》上却始则书“荆人”（称地不称国）、继书“楚人”（称国），至宣公四年后始称“楚子”。又如，宣公二年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实际上弑君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自《春秋》上写为赵盾。因赵盾身为上卿，负有讨贼之责，却放弃职守，故坐以弑君之罪，以诛其心。显然，这样写出来的历史，很难说是“信史”。

三是删削篡改，有意粉饰。鲁迅说过，“《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236。据《春秋谷梁传》成公九年：孔丘编《春秋》时，“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例如晋侯传见天子，《春秋》为了维护周天子的尊严，便有意粉饰，变其文为“天王狩于河阳”，这叫做“婉而成章”。《诗经》里的《周颂》《鲁颂》《商颂》，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多是统治阶级祭祖酬神用的作品，旨在歌颂祖先的丰功伟烈，“大率叹美”237。鲁迅指出：这经过改削的十三经二十五史，便成为“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238。

鲁迅因此指出，汗牛充栋的皇皇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239当然，“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240。

鲁迅特别重视野史，但对正史并不是采取简单的一笔抹杀的态度。相反，他通过除涂饰、去废话，披沙拣金，努力察出正史的底细来。在他的杂文中，引用了大量的正史材料，以古鉴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还有一段名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然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41

第二，在鲁迅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战争如火如荼展开的年月。为了揭露满清残暴，激发民族气节，那时聚在日本的革命派中间，有一些人专意整理出版明末遗民的著作和满人残暴的记录，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黄肃养回头》等，输入国内，以制造“光复”的舆论。这对鲁迅是有影响的。三十多年后，鲁迅还回忆起这时候的情景：“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他甚至记得当时湖北留学生办的《汉声》杂志增刊扉页上的四句话：“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242

在野史杂说中，鲁迅之所以特别留意宋明野史，大约有三个原因：

一、官修的“正史”即《二十四史》，虽都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前四史和魏晋南北朝的史书，容或记载朝野的遗闻，社会风俗的情状，农民的暴动，畴士异人科技学家的事迹。而宋代以后的史书，只不过是官样文章，动涉忌讳，或避而不谈。因此要了解宋明的真实历史，就不能不有赖于大量的稗乘杂家了243。

二、宋明两朝都灭亡于少数民族，代之而起的是元、清。鲁迅通过野史笔记，研究宋、明两朝，特别是宋末、明末腐败的政治，探讨它们灭亡的原因。例如，明末社会十分腐朽，宦官魏忠贤等专权，通过特务机构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鲁迅指出：“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244 三十年代初，周作人、林语堂等借鼓吹袁中郎等明人小品来宣扬所谓“空灵”，鲁迅在《读书忌》一文中引用明末遗民屈大均《翁山文外》中有关残酷的民族压迫的记载，主张读一点野史笔记之类的作品，借以提高人们抗日的民族意识。他说：“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情况下，鲁迅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鲁迅深感不管是北洋军阀的残酷压迫，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都与宋末明末的腐败情形相似。他在一九二五年曾指出：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245

鲁迅一九三五年又说：“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246“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247鲁迅正是通过对宋明野史的研究，认真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

鲁迅阅读野史笔记，从中探索愚弱的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并且紧紧结合斗争实际，尖锐地抨击了反动派承袭老谱的伎俩，指出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鲁迅认真考察历史，看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被虐杀的悲惨命运。他愤慨地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民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能够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察，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248统治者对待反抗分子或者违背他们旨意的人，或者他们认为有罪的人，制造了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鲁迅说到古代的酷刑，从周到汉，次于“大辟”的，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对于女性则叫“幽闭”。宋明野史笔记中有关酷刑的记载比比皆是。读这些野史，“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249据记载，朱元璋所用的酷刑有三十多种，最丧失人性的就是“剥皮揎草”。《安龙逸史》载永历六年明朝孙可望党羽张应科杀御史李如月，剥皮示众，“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明初，永乐皇帝剥了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鲁迅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250。

鲁迅从《立斋闲录》中永乐的上谕，看到了这位明朝皇帝的凶残猥亵，据永乐立法，罪人不仅自己要被剥皮，被油炸，还要牵连到妻女，被送到“教坊”里去做婊子，而且要“转营”，即到每座兵营里住几天，供士兵凌辱，并让生下“小龟子”和“淫贱材儿”；如果死了，那就“着狗吃了：钦此！”这就是明代统治者的虐政。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执意要弄清一件明代的史实，就是明永乐皇帝油炸了建文皇帝的忠臣铁铉后，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做婊子。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知道，就赦过出来，嫁与士人了，鲁迅却想到，在下过不少凶残猥亵的上谕的永乐皇帝治下，“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他查阅了杭世骏的《订讹类编》，发现这诗并非铁女所作；又据另一本书说法，发现铁铉有无女儿还是一桩疑案。鲁迅因此指出：“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人生，习惯于瞒和骗，即是国民性的弱点。

“然而酷刑的方法，却决不是突然就会发明，一定都有它的师承或祖传”251。鲁迅结合现实斗争，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屠杀人民的罪行。国民党反动派是在血泊中建立起法西斯统治的，继承了历代反动派的衣钵，无所不用其极。鲁迅一九三三年说：“现在官厅拷问嫌疑犯，有用辣椒煎汁灌入鼻孔去的，似乎就是唐朝立下的方法，或则是古今英雄，所见略同。”252但现在所谓文明人制造的刑具，残酷又超出于此种方法万万。上海有电刑，一上，即遍身痛楚欲裂，遂昏去，少顷又醒，则又受刑。曾有连受七八次者，即幸而免死，亦从此牙齿皆摇动，神经变钝，不能复原。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反动统治者不仅用虐杀手段镇压人民，而且用尽办法在思想上钳制人民。鲁迅抨击了清政府删改、禁毁古书，特别是野史杂说的行径，揭露了中国文化史上这黑暗的一页。

删改古书是清代统治者的创举，是与他们大兴“文字狱”相联系的两项文化统制政策中的一种。清政府从消弭汉人民族意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出发，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列为禁书，分别予以“销毁”或“撤毁”（即“全毁”或“抽毁”）。鲁迅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253集中反映清政府这一毒辣政策的，可以说是编纂《四库全书》。清政府以编辑《四库全书》为名，对全国所存的书籍作了一番检查，其中不利于清朝统治者的书籍全都没有列入，而在列入的图书中有部分也被删或抽毁。禁毁的一个重点就是明末野史。乾隆在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致各地督抚的上谕中提出：“乃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词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后来又扩大到宋元时期的史书，凡是对于辽金元等少数民族“语句乖戾”“议论偏谬”的，都在删改或销毁之列。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列入全毁的书目有二千四百多种，抽毁的书目有四百多种，销毁的总数在十万部左右。鲁迅就将宋代晁说之的《嵩山文集》旧抄本，与《四库全书》中的有关部分逐字逐句作了对比，发现仅《负薪对》这一篇里，“非删即改，语言全非”的地方很多254。他又把宋代庄季裕《鸡肋编》的元钞本，与《四库全书》的改删加以对照，指出清朝“不但兴过几回‘文字狱’大杀叛徒，且于宋朝人所做的‘激烈文字’也曾细心加以删改”255。鲁迅激愤地指出：“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256鲁迅认为，反动统治者的这些文化统制政策，对于中国国民性弱点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是“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

本文原载《人文杂志》1989年第3期。